新华网南昌10月14日电（记者梅世雄 徐壮志）1930年4月，17岁的江西永新县人袁林，成为红20军的一名号兵。

　　“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结果当了号兵，满肚子不高兴。”93岁的袁林说，“第一次战斗，打得好惨，我看呆了，忘了吹号，连撤退的命令都没听到。”

　　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很快把袁林锻炼成了一名勇敢的号兵。

　　1931年秋，穿着一新的袁林来到了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和与会的610名代表一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缔造红色政权的首次尝试。

　　“‘毛主席’这个称呼，就是从那时叫出来的。”老人说，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长征前夕，袁林调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先当破坏干事，后任破坏科长。

　　“长征路上，我被战友们戏称为‘袁破坏’。”袁林说，“破坏”，其实就是指瓦解敌军的工作。

　　“当破坏干事，经常要在阵前喊话。”袁林说，在一次攻城战斗中，他利用废墟作掩体采用游击式喊话，东边喊几句又跑到西边叫几声，一会在街中心叫，一会又在街尾喊，气得墙城上的敌人嗷嗷直叫，胡乱用步枪、机枪扫射，“后来，敌机来了，差点把我炸死。”

　　最令袁林难忘的，是那些被留在路上的战友们。

　　老鸦山战斗后，10团政治部主任杨勇把安置伤员的任务交给袁林。“当时，部队规定，团以上的伤病员不能行走，可以坐担架随部队行动；营以下的伤病员不能行走，一律寄留在老百姓家中养伤治病。”

　　重伤员们集中在民房里，没有呻吟叫喊，而是满脸忧愁。一位腿受伤的伤员对袁林说，“我的双手还在，还能开枪……”

　　还有一位张干事，托袁林带一封信给杨勇，希望随部队长征。“杨勇看完信后，哭了，对我说，让他跟着部队走吧，我有一副担架。当时，杨勇的腿伤还没有好。”

　　1935年4月底，袁林带队沿途收容伤病员和掉队人员。

　　“第一天就收容了6个重伤员。”袁林说，第四天，伤病员就增加到24人。

　　“粮食吃光了，药也没有，重伤员的伤口开始化脓。我不得不把6个重伤员寄留在老百姓家里。”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活下来。”老人说，“这是我一辈子难以放下的心事。”

　　过草地前，袁林调到毛儿盖的红军大学学习。“红军大学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新成立的，这一期学员有200多人。”

　　过草地时，一天天亮后，袁林发现不远的一个自制帐篷里，4名战士疆卧不醒。“不知是饿死的，还是冻死的。”

　　“走出草地后，我们这些‘大学生’个个发长脸黄，有的身着单衣单裤，有的长衣短裤打绑腿，有的光脚穿布鞋或草鞋，有的光着脚丫。”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很快就进行了西征和东征战役。袁林一直作为破坏干部随军作战，曾单枪匹马混入敌人占领的城里，也曾冒险与敌人阵前换信。

　　1959年，袁林奉命组建井冈山管理局，先后任管理局局长、书记。期间，他曾接待朱德、毛泽东重返井冈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