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10月9日电 (记者梅世雄)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时，11岁的儿童团团长汪运祖就带着几十个小伙伴跟在农民起义军后，喊着口号向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冲去。

　　“那时我连‘革命’‘暴动’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呢。”几十年过去了，91岁的老人难忘当年战斗情景。“想当红军，每次都因为我年纪太小而被拒绝。”

　　1931年8月，15岁的汪运祖“硬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先念的办公室，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红四军11师的一名战士。“我对李先念说，‘我跟定你了，一定要参加红军！’”

　　汪运祖只用了3个月就当上了班长。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汪运祖所在的红四军随党中央率领的右路军行动。

　　“我调入10师，给师长当书记(秘书)。”汪运祖说。不久，师长在夜袭松潘西南的一个雪山时中弹牺牲，“我差点也牺牲了。”

　　“然后，我就给师政委叶道志当书记。”汪运祖回忆说，“在川北，电台台长给了我一个紧急电报，要我交给叶政委，是陈昌浩发来的。电报要求部队不要前进，赶快后退。”

　　汪运祖说，他后来才知道，张国焘要分裂党、分裂红军。

　　随10师南下后，汪运祖被分配给副师长王近山当书记。

　　“王近山打仗很猛。”汪运祖说，毛主席称他为“王疯子”，说他很能打仗。

　　“1935年10月，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命令王近山率领28团强渡大金川，参加绥崇丹懋战役。”汪运祖说，渡江那天，王近山临时改变计划，抛下身边人员驾驶一条船冲在前面。

　　一个月后，红四军攻占荥经县，

　　“是开花子弹，在身体内炸了一个洞，炸断三根肋骨。”汪运祖说，“两个通信员扑上来救我，结果一个重伤，一个牺牲——重伤的后来也牺牲了。转移途中，敌人又打死一个抬我的通信员。”

　　“伤得很重，5年后伤口才愈合。”汪运祖说，现在遇上变天，伤口处还会很疼。

　　在后来的长征中，汪运祖得到了特殊关照。“有时，师长陈锡联、副师长王近山会把自己的马让给我骑；有时，伤口疼得不能骑马，战友们就抢着抬我。”

　　“有一次，身体瘦小的通信员实在抬不动了，在路边哭。”汪运祖回忆说，“当时我们已经掉队，王副师长找到我们后，马上找来十几个战士轮流抬我。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敌人追得非常紧，如果再晚一点，我们就有可能当俘虏。”

　　“翻越夹金山时，我有时拉着马尾巴走，有时被战友抬着走。”汪运祖说，“后来有人对我戏称：‘汪运祖，汪运祖，真是运着走。’”

　　解放后，汪运祖曾任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