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宏伟的历史画卷，追寻红军浴血奋战二万五千里的伟大足迹，我们发现，红军一次次夺取战机、征服艰险、转危为安的胜利，是和红军始终听党指挥、严格遵守纪律分不开的。正是由于长征途中红军严守纪律听指挥，才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政令军令的畅通，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长征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长征胜利之路是严守政治纪律走出来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最高的政治纪律。遵义会议后，红军各部队在团以上各级机构中普遍恢复了曾一度被取消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大大增强了红军听从党指挥的政治纪律性。历史的一页这样写着：由于张国焘挑起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使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四翻雪山，往返苦战在川康边界，经历了无数曲折和磨难；同时，也正是由于广大红军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赢得了同张国焘斗争的胜利，终于使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确保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长征胜利之路又是严守军事纪律走出来的。长征行程无常态、环境恶劣复杂、敌情多变，客观上对军事纪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智取遵义、四渡赤水、鏖战剑门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会战直罗镇……都是红军官兵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赢得的。当年，红五军团第37团翻过了空气稀薄、山势险峻、寒风凛冽的大雪山——夹金山，正憧憬着将与大部队会合的喜悦时，突然接到军委命令：为了保卫党中央，掩护一、四方面军休整，迅速返回夹金山南，继续阻击尾随敌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全团官兵毫不迟疑、坚决执行，三次翻越大雪山，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使红军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长征中，大到战略战役、小到一兵一哨的难以计数的成功与胜利，就是这样取得的。

　　长征胜利之路也是严守群众纪律、民族政策走出来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对长征中的红军来说，既是严格的道德律令，又是严厉的军事法规。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毛儿盖地区，当时毛泽东的妻弟贺敏仁擅自进入喇嘛寺拿走藏民的若干银元，为严肃军纪被枪毙。由于红军官兵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赢得了广大群众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拥戴和支持，使红军渡过了重重难关。

　　纪律之所以能在红军身上产生最大的威力和效能，归根结底，是因为红军的纪律是建立在将士们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高度的自觉性是我军纪律的本质要求。这一规定，要求革命军人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必须把他律转化为自律。有些同志认为，平时松一点没关系，关键时刻能服从命令顶上去就行。其实不然，自律的养成是不断修养的过程。很难想象，平时松松垮垮、无视纪律的军人，在战时或关键时刻能高度自觉地做到严守纪律听指挥。纪律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革命军人要实现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化，就要注重平时，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

　　也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是张扬个性的时代，严格的军队纪律限制了个性发展。其实个性是有优劣之分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只有良好的个性才能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否认，纪律具有约束、限制的功能，但限制与发展也是对立统一的，没有限制就没有发展，对不良个性的限制，正是为了发展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生活需要的良好个性。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光大红军长征精神，就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军人，越是发展和张扬个性，就越要严守我军法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塑造高度自觉的严守纪律听指挥的良好个性，从而成为严守纪律听指挥的合格革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