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有很大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为贯彻中央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公然站在张国焘一边，竟给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公然宣布另立“中央”，胁迫朱德表态，要朱德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朱德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政委任弼时积极支持与配合军团长贺龙的领导与指挥，始终强调两个军团的团结。贺龙评价说：“二、六军团会师是好的，可以说是全军会师的模范。”

　　◆1936年3月，红军总部电示红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为保证会师后与红二、六军团广大官兵搞好团结，红四方面军广泛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红军总部召开了迎接会师动员大会，徐向前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刘伯承说：“拳头不能打在工农阶级兄弟身上”，“官兵心连心，黄土变成金。”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即派人送来《干部必读》等文件材料，污蔑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任弼时发现后，立即对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能讲团结，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不准攻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红军，张国焘派人送来的材料文件一律不准下发。”

　　◆当翘首以待的三军大会师即将实现时，任弼时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于1936年9月和贺龙、刘伯承联名致电党中央，表示三军大会师将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激奋之情，溢于言表。

　　◆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曾问贺龙今后军事指挥怎么办？贺龙说：“归彭指挥吧。”周恩来对贺龙的态度大为赞赏。这时任弼时已调任前敌总指挥部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由关向应担任。贺龙对此回忆：三个方面军要设总指挥部的问题，周总理到洪德城征求我的意见，还先找关政委谈，我说要彭德怀指挥嘛！一盘棋嘛！我服从他嘛！周总理亲自找我谈的。(郭岚摘选 以上内容摘选自《毛泽东传》、《朱德传》、《贺龙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红军长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