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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挽狂澜:老红军追忆长征中的毛泽东

http://jczs.sina.com.cn 2006年09月08日 11:43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8日电(记者徐壮志 孙彦新 周之江)如果说,长征中的党和红军是一艘航船,那么,毛泽东就是驾驭这航船驶向胜利彼岸的舵手;如果说,长征是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那么,毛泽东就是缔造这座丰碑的不朽巨匠。

  70年岁月悠悠,但每当回忆起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总会想到率领他们创造这一人间奇迹的毛泽东。

  老人们说,没有毛泽东在危急关头的力挽狂澜,没有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没有毛泽东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在中国革命濒临绝境的生死时刻,毛泽东推动了党和红军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相连。

  突破

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北上湘西的前进路上,敌人早已重兵以待——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危急关头,红军突然另辟路径,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95岁的老红军方强说,“行动路线的改变,一下子把满盘皆输的局势缓和了下来。”

  这是谁的主张?此时还因为贯彻毛泽东军事路线而被看管的方强,偷偷地问政治保卫营营长吴烈。后者悄悄在他耳旁说出了那个让他期盼已久的名字——毛泽东。

  方强回忆,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失去指挥权两年之久,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和前途,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一次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

  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指出,红军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建议,趁各路敌军尚未靠拢,集中红军主力,寻机歼灭敌人一路或一部,打破敌人的“追剿”计划。这一建议如果被采纳,对于红军继续实行战略退却非常有利,但被“左”倾领导者所拒绝,丧失了扭转战局的良机,酿出了湘江之战的惨剧。

  从湖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占了上风: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去贵州的主张;黎平会议,最终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猴场会议,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长征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一步步地迈向伟大的转折点。

  “红军免遭了进入敌人包围圈的危险,一路闯关夺隘,直逼乌江岸边。”70多年后的今天,老红军方国安追忆转兵贵州后的形势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长征初期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和低沉消极的气氛一扫而光。”

  多少从井冈山,从赣南、闽西就开始跟随“朱毛”打胜仗的红军将士,像方强、方国安一样,在失败中认识了毛泽东,在胜利中更加认识了毛泽东。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刚刚度过42岁生日的毛泽东,重新赢得了对自己所创建的红色大军的指挥权,肩负起了挽救长征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重任。

  曾经为遵义会议站岗的老红军杨世林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天刚黑,大门上的煤油灯就点亮了。”

  历时3天的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此,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实际核心。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面临着长征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敌人兵力达40万,我们才3万来人。”老红军唐进新说,“更困难的是,由于长征后一直被动挨打,部队疲惫,子弹也快打光了。”

  面对天时地利尽失的绝境,毛泽东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精彩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中央红军拟于川南横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慌忙调重兵封锁长江。毛泽东当机立断,率军回师贵州,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又8个团,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中旬,红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下旬四渡赤水,进逼贵阳,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红军却穿过滇黔公路,直插云南,渡过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

  就在二占遵义的号角声中,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吟出重新“掌舵”后的第一首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那段时间我们天天都在走,可觉得总有使不完的劲,为啥?”91岁的老红军袁林说,“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过去是被敌人追着屁股打,现在是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指出,这与红军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彻底改变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毛泽东正是通过四渡赤水的高超指挥和后来的一系列战斗,逐步赢得红军将士绝对信赖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飞夺天险腊子口,直罗镇大捷……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难关险隘,处理不当都会使红军遭受毁灭性灾难。”

  强渡大渡河时为17勇士吹响进军号的司号员张生荣老人回忆,长征路上,几乎每一战都是硬战险仗,但毛泽东总能指挥红军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长征,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全局范围内得到检验与公认,提供了广阔舞台。”军事专家姚有志说,通过长征,全党全军真正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坚决抵制错误路线,带领党和红军挺进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我们一边鼓掌一边高唱着‘万岁!万岁!我们来会合’的欢庆会师歌,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89岁的老红军向守志,当年就在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9军的队伍中。

  这一天,向守志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老人回忆:“他穿着灰色棉大衣,满头黑发被风吹动,面带着微笑向我们挥手致意。”

  两大主力会师,是双方将士渴盼已久的喜事。但两支部队官兵们还在互赠礼物时,一场风暴正在降临。

  裂痕,是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开始的。

  两军会师后,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上,以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手握红四方面军指挥大权的张国焘却置中央的反复劝说于不顾,公开反对北上。过草地后,他竟命令已经北上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

  党中央不得不率领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陈力说:“南下与北上之争,本质在于是否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是否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是否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南下,使红四方面军和留在红四方面军里的中央红军指战员遭受巨大磨难。老红军李中权的母亲,就是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牺牲的。

  “她本可以活着走到延安。”91岁的李中权说。

  南下部队在1935年11月的百丈战斗中遭受重创,被迫退入西康境内。几个月的激战下来,由10万人减员至4万人。

  老红军、当时任中央军委电台党支部书记的戴镜元回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极大关怀。老红军肖成佳也回忆,留在四方面军中的一方面军同志与四方面军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终于走出了茫茫草地。

  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下,包括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以及红25军在内的长征大军,实现了内部的大团结,战胜了重重困难,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追堵截,于1936年10月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师,使党和红军挺进到了民族独立的最前线——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纵横两万五千里远征中所形成的长征精神,也由此成为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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