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红军为何举步维艰、屡陷绝境？遵义会议后，红军为何出奇制胜，颇多神来之笔？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为何迎来了新局面？请看——

　　万里求索“实”作舟

　　本报记者 陶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无数仁人志士奋斗求索史。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红军长征，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独立自主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求索。

　　抉择，事关生死存亡

　　湘江一役，红军折损过半，8.6万部队只剩下3万疲惫之师。路往哪里走？仗该怎么打？落脚点究竟选在哪？是全军上下共同焦虑的问题。

　　路往哪里走——继续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红军要应对210余座碉堡，同20余万敌军进行决战，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是钻敌人口袋还是跳出包围圈？

　　仗怎么打——甬道式的大搬家转移，使主力红军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作战。指战员把这叫做“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处处受制于敌。如何把“打狗队”变为战斗队，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退却和转移中主动消灭敌人。

　　落脚点选在哪——红军指战员常问，现在去何处？到底在哪里开辟新苏区？干部们磨破嘴皮就是一句话：坚决跟党走，一定有前途。

　　三个焦点，不容回避。何去何从，不是战术之争。它的背后延伸的是党和红军制定一条什么样的军事战略、政治战略，是党和红军用何种思维方式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

　　这是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

　　转折，冲破思想枷锁

　　记者走进位于湘黔边境的古城通道，在恭城书院二层的一个四方桌子前驻足沉思。

　　湘江战役后的红军究竟要往哪里去？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在这里爆发激烈争论。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对左倾路线和洋顾问发出了第一声“不”！他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

　　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上线，压制正确声音，左倾路线这一套害苦了红军害苦了党。

　　五次反“围剿”，都是敌强我弱，红军却四胜一败。前四胜秘诀就在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最后一败，原因是博古、李德用冒险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指导战争。把五次反“围剿”看作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他们眼里，红军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军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把红军的人民战争当作“游击主义”来反对，又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又是要打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使红军屡受挫折，最后不得不离开根据地实行大转移。

　　朱德对洋顾问那一套看不惯：“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红军还是过去的红军，为何过去打胜仗，现在打败仗。血的事实使党和红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绝对不能再用脱离中国实际的枷锁束缚自己，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于是，党在长征路上召开的一个个会议，不断地清理和纠正左倾冒险路线的错误，使党和红军出现了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

　　通道会议促成红军改变行军方向。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猴场会议排除李德干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四渡赤水等神来之笔由此而生。扎西会议解决了红军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苟坝会议成立由毛泽东、

　　在一个个会议旧址面前，我由远及近回味着，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确定改革开放路线到全面贯彻落实

　　创新，何惧挫折艰难

　　万里长征万水千山，中国革命的求索之路也是一步一道关。1935年6月，历尽艰险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成十万大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制定了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发展，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决定。

　　但是，张国焘却污蔑中央北上的方针是“逃跑主义”，提出南下川康边的方针。他按兵不动，阻拦左路军行动，妄图枪指挥党。危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惧艰险，既坚决又耐心地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在识破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的阴谋后，党中央果断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挽救了革命。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今年86岁的老红军凤玉奎，当年在红四方面军当兵。他说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大家高兴地都跳了起来，红军力量大了，都盼着早点北上打鬼子，可是老等也不走。后来又要我们南下，说打到成都吃扣肉。南下起初还打了些胜仗，后来陷入敌人重围，仗越打越糟，这又掉头北上。第二次过草地，马也杀了，皮带也吃了，我昏死在草地上，被战友们救回了一条命。过草地后，才听说是张国焘不听中央的话，差一点毁了红军啊！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及时转变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智地作出把土地革命战争转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抉择。

　　瓦窑堡会议旧址工作人员向我们讲了会议中的一个小插曲：当讨论到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争取抗日的问题时，博古引经据典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反问：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

　　左倾关门主义和犯有革命急性病的左倾冒险主义，是长期以来党和红军遭受挫折的基本根源。瓦窑堡会议上，党终于“点”到了这个“死穴”。毛泽东说：“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中国革命的发展验证了党的抉择的正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万里求索“实”作舟，万里求索永不停。70多年前的长征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她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辉煌精神，仍是我们事业鲜活的灵魂。在忠实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伟大实践中，应当代代相传，永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