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澎

　　“9·11”事件以来，在现实需要的强烈刺激下，作为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恐研究。美国的反恐研究无论在人力、财力的投入上(2002年美国政府用于反恐研究项目的经费只有12亿美元，2003年增加到29亿美元，2004年为34亿美元，2005年约42亿美元，2006年高达44亿美元)，还是在研究课题涉及的范围和成果数量上，都是前所未 有的。

　　一、美国反恐研究的实质

　　1.分清“敌友”是关键。在花费了数千亿美元之后，美国深刻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要反恐，就必须首先搞清敌友，弄清楚敌人是谁、在哪里。而要搞清楚这一点，只有进行关于恐怖主义的系统研究。从根本上说，美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研究的首要努力，都是为了找出敌人、分析敌人、认识敌人。但恐怖主义涉及太多复杂的因素，究竟恐怖主义是什么，是怎么产生的，会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威胁，谁在搞恐怖主义？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美国的学者与研究机构做了大量研究，但到现在仍然不能说十分清楚。敌友问题仍然是美国反恐斗争的首要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反恐研究中投入最多、疑问最多、争论也最多的就是这个领域。

　　2.需要一个“说法”。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反恐研究也是美国制定新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冷战结束后，有了新的举国公认的敌人，美国才能“名正言顺”地行动，美国制定新的全球战略才能有一个拿得出来、说得过去的“合理”的说法。“9·11”事件的发生，终于使美国找到了新的最大敌人———恐怖主义。对于反恐，谁也不反对。有了“反恐”这个说法，美国可以方便地把其需要实现而又难以言说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和采取的行动尽可能地与反恐联系起来。但恐怖主义不像以前的敌人那样清楚、那样界限分明。因此，要在反恐的名义下活动，在国内，美国需要建立反恐的共识；在国际上，美国需要反恐的盟友。随着美国国家利益重点和全球战略目标的调整，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变化与反恐斗争的发展，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美国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新目标、新行动提供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反恐研究不仅是一项应急的对策研究，更担负着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决策论证和行动提供依据的任务。

　　从反恐研究的方向、重点和成果中，不仅可以看出美国的反恐战略与策略，而且可以清楚地了解美国在全球军事与经济等方面的战略走向。例如，美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及在该地区的政策调整；美国对中亚的政策；美国的安全与

　　二、美国反恐研究的特点

　　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反恐研究除了具有美国学术界其他传统学科研究的一般特点之外，也有着一些自己的特色。

　　1.广泛参与性与开放性。美国反恐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广泛的参与。反恐研究没有统一的组织，任何有兴趣、有能力者都可一显身手。尽管著名研究机构仍是反恐研究的“主力军”，但无数中小机构和学者个人的参与，不仅增添了反恐研究的学术力量，丰富了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意见，为美国人了解和认识许多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反恐研究的主体上，美国沿袭了以民间研究力量为主进行学术研究的传统做法。但政府是反恐研究项目的最大资助者。政府关心的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需要控制的是反恐研究的导向和规模。这与美国过去在对“冷战”、能源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时采用的方式是一致的。

　　2.导向与“禁忌”。表面看来，美国反恐研究的人多、议论多、谁愿搞什么就搞什么，但其背后实际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经费投放，左右着研究的方向。从美国反恐研究已做的努力中可以看出，反恐研究基本上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以基督教价值观为道德标准，以回答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进行的。背离了这些标准就背离了反恐研究的大方向。因此，在反恐研究中，存在着一些研究者不愿过多涉及的“禁忌”。其一，反恐是否等同于只反某个宗教的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绝大多数的美国学者都把“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代名词。而恐怖主义是否仅限于与伊斯兰教挂钩？其他宗教与恐怖主义有无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在非伊斯兰教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世界应否以恐怖主义划线？对这些问题，美国学者基本上不愿深究。其二，恐怖主义有各种目的、各种表现形式，可否为了反恐目的或反恐战争而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以国家或政权形式推行的恐怖主义，是否也在研究或反对之列？其三，反恐应否制定统一的标准还是可以搞双重标准？如何看待某些国家、政府在反恐中搞双重标准的行为(例如美国自己)？反恐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还是为了普遍的“世界和平”？其四，反恐是否是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继续、是对伊斯兰教挑战的回击？是否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证明？是否具有“捍卫基督教文明与传统”的神圣性？

　　总的看来，美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非常少，显然反恐研究的“禁忌”使其研究成果大打折扣。

　　3.反思与挑战。经过努力，美国学者在反恐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某些美国主流知识分子对美国、对世界的最新看法。这些看法不仅是对学者、学术界，而且也是对美国社会的反思与挑战，其影响将是长远的。下面试举几例：其一，“现有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失效，宗教将取而代之”。“宗教成为21世纪战争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他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败落；宗教力量为社会公正提供了意识形态保障；宗教力量为社会一致性和包容性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其二，“宗教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一部分。我们的战略是必须直接地、系统地用好的宗教观念对付坏的宗教观念，这是反恐的最好武器。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抵抗世俗化是因为世俗体系不能解决最基本层面的问题。因此，用世俗的方式与其对抗必然失败”。其三，“虽然美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其霸权仅是建立在具有毁灭性的军事能力上。而人类安全和国家力量，已在全球环境下被重新定义”。其四，“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带来国家安全”。“宗教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连结，只能通过一个持续的政治对话进程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法令或者武力”。

　　上述观点虽不能反映美国反恐研究的全貌，但可以看出已有一些美国学者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从新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这就是宗教与安全的关系问题。

　　三、美国反恐研究的影响

　　1.促进了学术研究。反恐研究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等学科和领域，但又有别于这些传统学科领域的研究。“9·11”事件后，美国的反恐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特点。它创造出了一批过去没有或不为人注意的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新分支、新领域，如宗教与安全、宗教与地缘政治、宗教与能源、恐怖主义与意识形态、恐怖主义与政治，等等。随着反恐研究的深入，这些新的分支学科在丰富传统学科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得到长足的发展。

　　2.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了尽快在反恐研究中找到满意的答案，许多研究者一方面回到历史中、回到档案中，希望从资料中寻求结论；另一方面，他们更愿意到有恐怖主义活动的地区进行“研究考察”。反恐斗争的实践使反恐研究少了不切实际的学究气。

　　3.改变了美国人的传统认知。随着反恐研究的深入，美国人更多地开始反思自己，反思美国的文化、宗教、外交、特别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例如，“恐怖分子为什么要杀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尽管现在美国人还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答案，但提出并思考这些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