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功

　　●哲学素养是战略思维的思想基础，战略思维是哲学素养的运用和拓展；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需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底；

　　●增强哲学素养，重在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要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不能没有高超的战略思维。高超战略思维的深厚底蕴在于较强的哲学素养。要增强哲学素养，关键在于博学、笃行、深思。

　　战略思维与哲学素养密切相关

　　战略思维是一种对事关根本性、长远性重大问题的思维，它从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一得一失、一进一退，总是着眼宏观，志在长远。而哲学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战略思维是一种全局性、系统性的思维，它要求在决策中总揽全局、驾驭全局、把握全局，从不拘泥于一城一池、一子一目、一胜一负。而哲学既具有宏大的系统性，又具有巨大的逻辑感，它总是力图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到世界的统一性，并以此去解释世界上的全部现象。战略思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面向未来的思维，是对未来发展趋势、不确定因素以及结果的预见和把握。而哲学则曾经被黑格尔比喻为“密涅瓦的猫头鹰”，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深思的理性，就像是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的猫头鹰那样深沉。哲学并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为宇宙立法”，而是人运用思维来把握世界本身的规律。由此可见，哲学为战略思维提供了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哲学素养，是不可能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能力的。

　　战略思维的核心是能够把握住事物运动变化的发展趋势，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纵观中外军事、战争与思想的历史，各个时期的军事家，为了解释战争现象，揭示战争规律，寻求战争指导的制胜法则，都自觉不自觉地求助于当时的哲学成就。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也往往是伟大的哲学家或者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人。

　　两千多年前，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诞生的伟大军事家孙子，就既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留给后世的《孙子兵法》既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军事思想的名著，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孙子兵法》把春秋时期及其以前丰富的战争经验，归纳为具有普遍性的战争规律，在敌与我、强与弱、利与害、进与退、胜与负等军事矛盾形式中，把握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作出了哲学化的表述。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等等。《孙子兵法》讲的是战争与军事，但它的眼界又超越了战争和军事，把“非战”、“非攻”、“不战”作为主帅用兵的最高境界，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体现了一种对待战争的哲学态度。两千多年来，战争形态虽几经转变，但《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兵学之经典，仍然经久不衰。它吸引后人的不只是谋略、战术、技巧，更重要的是深邃的哲学启迪。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领袖人物，不但具备政治家的胆识，军事家的韬略，同时又具备哲学家的睿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上世纪后期出版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就评价毛泽东善于把军事战略与哲学思维融为一体，以哲学思维来指导军事战略，以军事战略来体现哲学思维，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它既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既阐发了高超的战略思维，又蕴涵着深厚的哲学底蕴，对战争本质和战争形式，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对战争的物质基础和人在战争中的自觉性，对军事实践和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对战争力量强弱转化的条件、过程及规律等等，都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刻阐述，如果没有很高的哲学素养，没有很深的哲学功力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毛泽东具备很高的哲学素养，所以他拥有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中国革命峰回路转。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极大地统一了国人的认识，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同样体现了其战略思维的高远，比如，决定发展原子弹、氢弹，奠定了中国的核大国地位；邀请尼克松访华，形成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稳定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提出“三个世界”的著名论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交往，使中国获得了远远超过自身经济实力的重要国际政治地位。如此等等，无一不向我们表证着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宏阔高远。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必须增强哲学素养

　　哲学素养的高低对于战略思维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从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角度来看，应从哪些方面加强哲学素养呢？对这个问题，难免见仁见智，但有几点是确定的。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反映一个人的哲学素养。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是个很高的境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书本上的东西即便是正确的，也只是原则的东西，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他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强调，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不是相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导致红军重大失败的教条主义，其认识论根源就在于主观脱离客观实际。毛泽东在总结这一惨痛的教训时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主观和客观没有很好地符合起来。主观与客观如何很好地符合起来？毛泽东强调，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实际；对理论和实际的研究，既要重视历史，又要重视现实；既要分门别类地研究，又要作综合起来的研究；既要揭示本质，又要预见未来。这些思想很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要使主观与客观很好地符合起来，主观认识就不能停留在现象的层面上，而必须揭示事物的本质。现象是直接的东西，人们凭感官可以感觉得到，而本质，人们凭感官是感觉不到的，必须靠思维。思维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军事领域现象和本质的差别更明显，自古就有“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以远，远而示之以近”的说法。在战争中，指导者如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毛泽东认为，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侦察敌方情况，尽可能多地收集到各种实际材料，同时要对这些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要占有大量真实的材料，要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关于变的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留下了许多至今仍被人们传诵的至理名言，比如“万物流转，无物常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等等。这些思想是极为深刻的。然而，这还只说了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变中又有着不变。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的本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变和不变的对立统一，因而我们既要看到变，又要看到不变，要在变中把握不变，在不变中把握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孙子兵法》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毛泽东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运用变和不变对立统一的思想。他说，军事领域既有发展变化快的特点，军情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又有着相对的稳定阶段，即在绝对的流动性中存在着相对的固定性。依据战争的稳定性，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指导规律。依据战争的灵活性，毛泽东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战法，导演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体现了很高的哲学素养。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普遍和特殊揭示的是在一事物和它事物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共性和个性，即一般和特殊。列宁曾经说过，“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这个思想给我们的方法论启迪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在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下功夫研究我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从中找出规律，提升出新的理论，拿出具体的决策办法，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就谈不上“结合”，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就走不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五，必须正确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因而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进行矛盾分析，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从世界观、方法论上着眼，一定要把对象放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一定要具体分析矛盾双方的基本特点和相互联系，一定要从运动中把握矛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定要防止和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力戒表面化和形式主义，要在全面、比较和反复中加深对矛盾本质的认识。

　　第六，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立场问题是决定一切的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能不能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处理问题，是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一个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高不高，最根本的是看他能不能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在工作中的体现，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用集中起来的意见去指导群众行动的过程，就是从理论回到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正确处理了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特殊和一般的辩证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能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样的，不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不能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增强哲学素养需要在学习实践中加深感悟

　　人的哲学素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个人要有较高的哲学素养，关键在于学习和实践。

　　学习，首先是要学习哲学，尤其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曾经说过，理论思维的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更好的手段。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人方向、给人思路、给人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哲学讲的是事物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任何事物都逃不出它的范围。当然，哲学又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所以要更加深刻地领会好哲学，还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意蕴。只有学习掌握好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打牢提高战略素质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

　　增强哲学素养，不仅要读书、实践，还要在读书、实践中加深感悟。同样是读书，同样是实践，有的人提高得快，有的人提高得慢，这里的关键在用心，在思索中感悟。感悟是一种高超的思维品质，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的身上都闪烁着这种思维品质的光芒。牛顿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