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张卫明“十年磨一剑”，近日推出了150万字的军事长篇小说《城门》（上部《盘马》、中部《弯弓》、下部《射天》）。有评论认为：这部以描写冷兵器时代革命英雄主义的鸿篇巨制的问世将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本报特约该书责任编辑丁晓平和作家张卫明就《城门》的创作进行对话，以期待更多读者朋友的评论和关注。

　　关于创作

　　丁晓平：您的《城门》如今出版了，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城门》长达150万字，这样的创作对作家本身就是一个考验，无论是心力、体力，还是能力、智力。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能保持这种创作的激情，是很难能可贵的，可以谈谈您的感受吗？

　　张卫明：保持激情，实质是一个持续强化的过程。当你进入到创作的人物层面，你发现他或他们与现有文学作品的“战争人物”有一些不同，你意识到有可能创作出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这时非但你来不及拒绝激情，甚而你会把5年或10年的生命交于“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关于骑兵

　　丁晓平：《城门》描述的是中国最后一代弓箭骑兵从北方草原英勇抗日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入城的故事。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令您把文学的目光投向草原？投向中国革命由战争向和平过渡的特殊年代？

　　张卫明：这主要出于对特殊战争的偏爱，出于对游牧文化的挚爱，出于对游牧生活方式的崇拜。菜刀梭镖起家的农民军队换驳壳枪三八大盖，大概不是太痛苦。但弓箭骑兵改成火器骑兵，那就成了对传统骑兵的革命。恰恰是这一矛盾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丁晓平：您用文学把一支由草原抗日武装改编过来的八路军骑兵师安排在冷兵器和热兵器嬗变的阵痛舞台上，为末代弓箭骑兵演绎了一幕雄浑悲壮的挽歌。作为歌者，您认为骑兵的历史给了我们人类什么样的启示？

　　张卫明：如果抱定“骑兵战争残酷，杀人总是不好”的态度，那我就完全没的说了。如果单以人类进化的眼光看待弓箭骑兵，那就会为他们的强悍所惊异，为他们的神韵而战栗，为今人的缺钙而难过，为后代的不良趋势而警惕。小说的深刻不在这，但有这种忧患意识，总比没有要好些。

　　关于文学

　　丁晓平：军事文学作品之所以让读者青睐，我觉得主要是来自军事文学作品中推崇的那种勇猛、阳刚、强悍的战斗精神和铁血、侠骨、尚武的英雄情怀，而这正是男子汉最为可贵的品质。《城门》中揭示了诸如像骑兵师长巴根、团长凌延骁、队长青格里，以及乌里吉、道尔吉、塔尔木、癞皮狗和富有传奇色彩的“耳王”等一系列个性奇异、命运奇崛、行为奇特的冷兵器时代的“战神”的生命历程。他们为军事文学人物的长廊增添了新的魅力。具体到这些人物，您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是哪一个？

　　张卫明：下功夫最大，刻意引导读者去喜欢的，当然是青格里。其次是巴根。临完稿反觉得“癞皮狗”挺可爱，开始他是个概念化的人物，枪法非常好，因而在弓箭骑兵中形同败类。我安排他到处受欺负，不料，他越可怜，我越不忍，越助他自强。还有塔尔木。到现在反而我更喜欢这两个“倒霉蛋”。

　　丁晓平：自古英雄多磨难。“江山”和“美人”这个让“英雄”在文学中翻来覆去千古流芳的主题，在《城门》中演绎得有些与众不同。它给了读者什么样的期待？

　　张卫明：爱情作为《城门》的另一条线索，在“二对一”和“三对一”的模式基础上，我设计了“四对一”的样式。好在我觉悟及时，没将这四人交织得过密——尽量躲开电视剧思路。虽然完美的爱情结果在书中几乎没出现，但也没狠心让女人一个一个倒下。因为总体写的是男人的战争，没让大家为爱情死去活来。

　　丁晓平：革命英雄主义是军事文学永恒的主题。《城门》塑造了一系列马背上的英雄，他们在冷兵器时代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是彻底的，而且是整体的。但《城门》中像青格里、乌里吉、癞皮狗这些人物又个性十足，敢作敢当。您是怎样巧妙地处理英雄主义中个体与整体关系的？

　　张卫明：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强调集体性。这是针对农民兵的自由散漫性对军队战斗力的瓦解而言的。但骑兵不一样。特别是弓箭骑兵，单兵作用甚强，自古不乏十人战胜千人的战例，又不乏效忠首领、以纪律为生命的军事传统。马背人天生就是骑兵，要用改造农民兵的手段去约束牧民兵，势必事倍功半。

　　关于阅读

　　丁晓平：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所知，如今像您这样“十年磨一剑”推出如此鸿篇巨制的作家非常罕见。但也有人质疑，长达百万字的小说谁看？

　　张卫明：文学前辈一直说，小说只有好坏之分，再无其他标准。同等质量情况下，百万字小说的读者理应少于八十万字的，八十万字的销路理应弱于四十万字的。这再正常不过。但作家管不了这些。能管的只是踏踏实实地爬格子，最起码要做到，不可让庞大篇幅与粗制滥造相等同。

　　丁晓平：看完《城门》的读者都有一个感觉：上部《盘马》节奏缓慢冗长如骑兵入城走马，中部《弯弓》不紧不慢如骑兵走在黄土地上观光，下部《射天》却如离弦之箭在大草原上一路狂奔，其磅礴之势只能望其项背，其逶迤之美只见马鬃如旗。但您的独特甚至有些艰涩的语言和由慢而快而疾的节奏安排，自然给读者带来了阅读挑战，您认为是这样吗？

　　张卫明：三部一个节奏，作为创作者，我当然心有不甘。可要说为此而在上部制造拖沓，却也不是。那是进城的骑兵们的沉闷境况和心态的写照。再就是切入点问题。没采取“很久很久以前”的写法，而是一下切到进城后“耳王”死。而这之前，至少还有20万字的来龙去脉要反反复复交代。

　　链接：张卫明，1950年12月生。山西榆社人。1968年入伍，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一级作家。代表作《双兔傍地走》、《英雄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