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毛泽东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但毛泽东信念坚定，胸襟宽阔，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李维汉曾这样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大渡河边，有人给战士们讲起太平军最后一位领袖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灭的故事。毛泽东则不鼓励人们讲这种故事。他平静地说，大渡河上绝不会再发生那样一场大屠杀，对此，他坚信不移。他希望红军部队不要担心大渡河水下会有什么水鬼等着把人拖下去溺死，那只是无稽之谈。毛泽东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革命者。时代不同了，人们也不同了。历史不会重演！”

　　◆杨成武回忆说：中央确定红军经草地北上抗日后，毛泽东专门召见了他，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走出陕、甘的这一着棋。”“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为了使全军指战员明确红军留在川黔滇边战斗的目的，提高战斗信心，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特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几十年后，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到走！”

　　◆民主人士周素园在红军精神感召下参加长征。他让人转告贺龙和几位首长：“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贺龙听后十分感动，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陈锡联在回顾长征时曾感慨地说：“红四方面军是一支忠于党、忠于革命、吃苦耐劳、善打恶仗的队伍。这支队伍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但广大指战员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革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因此，红四方面军才会与其他几路红军一样，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这一历史性壮举。”

　　（以上内容摘选自《毛泽东传》、《朱德传》、《贺龙传》、《我的父亲邓小平》、《西行漫记》、《星火燎原》、《杨成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