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父子的血缘关系，70年前的长征，传承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神形相似的外表，还有那融进血脉的精神和渗入基因的文化。

　　长征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曾陈述过多条理由，但真正拨动世人心弦的理由只有一条：中国人以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为人类贡献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长征文化。这种由东方人创造的民族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还将毫无阻拦地汇入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以其绚丽的浪花

向世人展示着她不朽的精神之光。

　　长征的灵魂是精神，精神的精髓是文化，而支撑这座文化大厦的又是那一个个的长征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闭上双眼，“影片式”地叠现那一幕幕长征画面，毛泽东、

　　是的，毛泽东一生文韬武略，集军事家、文学家、诗人等头衔于一身，写过不计其数的檄文诗作，但真正让他尽抒豪气、尽显才华的作品，依然是那留在长征路上的7篇脍炙人口的诗作。其中《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被视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千古绝唱。同样才华横溢的邓小平，在长征途中出任过《红星报》的主编，他和他的同行用两条扁担挑起办报的所有家当，一路赢得了这样的赞誉：“这张报纸是一面镜子、一架电台，是党的工作的指导员和裁判员。”还有教育家成仿吾，带着惟一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在长征路上一遍遍地宣讲，一遍遍地诵读，用红色的思想和行动感染着一批批红军干部。

　　其实，长征文化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汇流成河，汹涌澎湃，靠的不仅仅是几个或几十个文化大家，而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崛起了一大批满腹经纶的文化人。正如“红军鼓动家”彭加伦所言：“红军中没有职业的诗人，也没有固定的歌手。我们的诗人和歌手是全体指战员。我们的事业是一首万古流芳、无限壮丽的伟大史诗，我们的人，也是一群充满诗意的无敌的英雄。红军就是一个诗的集体，歌的阵营。”

　　长征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也是一个多彩的文化和多成果的文化。它包罗万象，有诗歌、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就连长征日记也因撰写者人数之多、职务之高、细节之详尽，后来被编入军事史和文化史，列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征文化不拘泥形式，作战紧张和行军苦闷时，念几句顺口溜，唱一首山歌，说一段快板，自娱娱人、鼓舞士气；长征文化的参与者也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谁有文化，谁有能耐，谁唱主角。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就曾在长征中出演过话剧《庐山之雪》中的角色，还被红军战士评价为高级干部中的“表演天才”。有人作过概略的统计，长征中仅创作出的诗作就有3万多首，歌曲和小调作品也有1万多件。人们至今依然耳熟能详的《十送红军》、《长征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已作为经典作品载入我国的文化史册。

　　仰望长征文化，我们不能不为它极其特殊的生成环境而惊叹。硝烟中吟诗，马背上练字，树皮上作画，枪林弹雨中欢歌笑语，围追堵截中放歌起舞。尤其是红军战士发明的以树叶为纸传递信息的“叶报”和用竹片镌刻标语随水漂流的“水电报”，都显示了红军的智慧。难怪一些国外的“长征发烧友”，在重走长征路后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生命究竟能承受多重的苦难？什么力量让中国人以超乎寻常的韧劲，完成了人类史上一次不可思议的壮举？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长征文化的灵魂是由一个个红军战士的理想和信念铸就的，为建立新中国去流血，为实现共产主义去牺牲，这就是红军不畏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动力，也是永远被世人景仰的长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