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红军长征史料，发现一个特点：红军一边走一边频繁地开会，在湘江战役之后尤其明显。周恩来曾经回忆说，进入湘桂黔交界处，中央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开始，争论更激烈。70年后回顾这一系列会议，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记者：我们知道，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为什么要召开这一系列的会议？

　　石仲泉：伍修权在回顾长征的一首诗中写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往哪里走，一直是广大指战员所思索的问题。中央领导层也在思索这个关于战略方针的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在3个星期之内，中央连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就是这种激烈程度的充分证明。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蒋介石已经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5倍于己的强敌，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势必遭遇灭顶之灾。在此危亡关头，中共中央才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

　　记者：湘江战役已经让红军广大干部认识到，红军遭受巨大损失是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为什么此后还有路线之争，为什么博古、李德要一再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

　　石仲泉：这是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典型反映。博古、李德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实际，不能从变化了的实际形势出发，也不肯承认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思想路线，所以顽固地坚持最初的战略方针。

　　记者：对许多普通读者来说，真正了解的只有遵义会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其他几次会议的情况。

　　石仲泉：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是重要标志，但这个伟大转折是在遵义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中完成的，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和苟坝会议等。它们解决的问题是递进深入，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和主要决策者的局面。简要地说：

　　通道会议，解决了急需解决的进军方向，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但仍然坚持要相机北上，没有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所以，通道转兵只是战术转兵，不是战略转兵，但为战略转兵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的决议，肯定和采纳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初步明确了要战略转兵，为遵义会议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作出了限制其军事指挥权和立即强渡乌江的决定，使博古、李德想实施其错误主张的企图完全破灭。

　　“鸡鸣三省”会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党的最高组织机构的权力转移。

　　苟坝会议，成立由

　　记者：看来每一次会议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遵义会议和其他系列会议之间的关系？

　　石仲泉：我的基本观点是两句话：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恩格斯有一个著名观点：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作用。我强调系列会议，就是想强调合力的作用。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这一系列会议，可以看作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每一次会议都是这段历史链条上的一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因此，有的地方抢着说自己是某某会议旧址，有的地方片面强调某一个会议的作用，实在没有意义。

　　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遵义会议毫无疑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理由有三：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这在当时是最紧迫的），因而红军困境稍有缓解，博古、李德就老调重提。第二，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第三，此前的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军事指挥人员，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

　　记者：通过这一系列会议，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石仲泉：最重要的有这样三点：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二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博古、李德在组织路线上搞宗派主义，排挤不同意和反对他们错误路线的同志。像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决策，在转移前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军事领导人会议进行通报和讨论，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今天搞现代化建设，碰到许多新问题，也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集思广益，使党的决策更好地符合复杂的实际情况。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博古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迷信李德，唯李德是从，唯共产国际是命，不作具体分析，不会择善而从，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原则。这是一个严重教训。今天，开放的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既要在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这是一条为中国革命历史所检验了的真理，在革命战争年代管用，现在搞现代化建设仍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