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信箱”是间谍传递情报、接受指令、领取奖赏和放置小型间谍工具的存储装置，分为固定式、可携带式、活动式等几种。

　　固定式“死信箱”实际上就是一个经过挑选的无人交接点。挑选“死信箱”是一件复杂而责任重大的工作。首先是它要尽可能不被发现，其次是它的位置必须容易让来接头取情报的人所识别，第三是设立它的地方必须是间谍随时都可以“有理由去”的地方。因此固

定式“死信箱”往往设在栅栏内侧、公园、咖啡馆、酒吧、影剧院座椅下或者是墓碑缝隙里、厕所水箱里等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方。

　　苏联总参谋部情报部（GRU）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一个公园的树洞里设下了一个“死信箱”。平时在午餐休息时，一名暗伏在美国机要部门的间谍就会把一个装有美国机密文件的密封小袋投入洞中。几分钟后，一名苏联“外交官”便会随手取走小袋，然后，立刻赶回停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的汽车里进行复制，在20分钟内，再把文件送回树洞里，这样由刚才的间谍取回文件，然后再原封不动地放回到美国机要部门的办公桌上。有一次，当“外交官”正要去取文件时，突然发现空中落下了一张白纸，捡起来一看：上面有“绝密”的印记。这可把他吓坏了。他抬头一看，整个公园里有几十张类似的纸在飞扬。原来公园里准备过冬的松鼠住进了这个装有“死信箱”的树洞，而这些纸妨碍了它们做窝，于是松鼠就把这些文件用尖齿利爪撕咬了一阵后，就全部给弄出来了。苏联“外交官”急得要去捡这些文件时，一名美国警察出现了。可是这名警察却弯下腰把这些文件全都捡起来，并交给那名吓得呆若木鸡的苏联“外交官”。这真是戏剧性的一幕。原来美国警察把他当作白宫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风偶然把他手中的文件给吹走了。苏联在美国设有几处重要的“死信箱”，比如在纽约165街到167街的一段水泥墙的小裂缝内和在特莱恩堡公园的一座路灯下，都装有微型塑料“死信箱”；在中央公园西部第74街和79街之间的一只铁邮筒下，也专门装上了一只“死信箱”。

　　在二次大战时，因为许多住宅的主人都因为兵荒马乱而远走他乡，所以许多间谍就利用这些无人居住的房子，在门外挂上一只信箱，使其成为一个“合法”的情报传递装置。在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埃及情报局也经常使用常年关闭的住宅信箱来传递情报。

　　可携式“死信箱”是一种可以丢弃的容器，比如空罐头、空酒瓶、空烟盒或空纸盒等。它通常丢在一般人都能看得见而且又不会引起别人任何兴趣的地方。但是这种容器要让前往取件的间谍易于识别，以便将其迅速取走。有的间谍对这种可携式“死信箱”特别感兴趣，认为它比固定式“死信箱”更灵活和更保险。如果事先就准备好一些特别的容器，比如剜空的木片、石头、砖块、陶器、水泥块、塑料或石膏等等，则可靠性、保密性就更强了。克格勃的间谍就经常发现给他们的可携式“死信箱”往往是一团油灰。这团油灰外表被火烧得很干很硬，并且在脏灰里滚粘过，但掰开来里面却藏着行动指令和活动经费。

　　活动式“死信箱”往往隐蔽在公共汽车、轮船、飞机、火车或地铁上。吉思·索珀特是一名出生在瑞士的化学师，但他最后却成为克格勃在比利时的头号间谍。他特别喜欢用活动式“死信箱”来传递情报。索珀特常常把英法秘密协定的文件和许多工业技术秘密缩微胶卷隐藏在牙膏瓶里，再把这支牙膏放到一大块沐浴用的海绵里面，然后就登上一趟去某地的夜间快车，把海绵藏在一等车厢盥洗间的铁格窗栏后面，再来到擦手纸自动售货机上用蜡笔作个记号，把一张卡拉里牌巧克力糖纸丢到废纸篓内，他就马上下车返回布鲁塞尔。当火车抵达目的地时，取信人只要看到擦手纸自动售货机上的记号和废纸篓里的巧克力包装纸就知道，活动式“死信箱”正在启用，于是就把盥洗间内的海绵取走直接送往情报总部。

　　1973年10月，一名潜伏在美国新英格兰军事设施里的间谍曾把他窃取的机密军事情报放在波士顿航空班机厕所的手纸盒里，这也是一个活动式“死信箱”。他想在飞机途中着陆停靠加油时，下机溜走，让约定好在航班终点的间谍来取走情报。但是不知怎么搞的，这只手纸盒被一个调皮的小孩弄翻了。9页机密官方文件散落在地板上，又让一个爱读间谍故事的服务员拾到了，于是机上保安人员立即将这名间谍逮捕了。加上后来经常发生劫机事件，所以利用飞机作为活动式“死信箱”的办法就不大使用了。

　　那些就在我们身边、每天都能看见但又常常“熟视无睹”的东西是最容易被间谍利用成“死信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