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赵献的“阵亡通知书”

　　王艾甫（左）正在烈士陵园核对人名

　　当河北省晋州市庄合寨村84岁的王沧言老人意外收到丈夫路焕文的“阵亡通知书”时，悲喜交集。她57年的苦苦等待和寻找终于有了结果：丈夫原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烈士。

　　收到半个多世纪前发出的“阵亡通知书”的烈属还有另外23户。这些通知书全部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一个叫王艾甫的人———一位为寻找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遗属而奔波了10年的老兵。

　　偶然发现的84份“阵亡通知书”

　　今年67岁的王艾甫是山西太原收藏协会会长。1996年的一天，他在一个旧书摊发现4本发黄的《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记载了866名解放军阵亡将士的基本情况，里面还夹带着84份“阵亡通知书”，籍贯涉及湖北、山西、河北等10个省区。王艾甫用3000元买下这套登记册———这些钱相当于他当时一年的收入。

　　太原战役发生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此役歼敌12万人，我军牺牲1.8万人，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

　　这些部队的资料究竟是真是假？怎么会遗落在民间？

　　王艾甫找到有关专家求证。山西省军区党史研究室主任高荣贵仔细对照有关史料后确认：登记册上记录的确实是当年解放太原战役时一些阵亡将士名单，可能因为部队经常转移，不慎流落民间。曾参加过太原战役的原14军副军长王立岗说，这本册子上的名单与当时19兵团和20兵团的情况是一致的，印章也确是当时的印章。

　　为烈士“寻亲”

　　看着一张张发黄的“阵亡通知书”，有20年军龄、也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王艾甫想起了昔日的战友张广元。这位曾经救过他生命的战友牺牲后，王艾甫亲手掩埋了他的遗体。而在张广元家乡县民政部门，竟然查阅不到任何有关这位烈士的记载。战争中有多少个张广元？每当夜深人静，王艾甫总是难以入眠。

　　王艾甫萌生了为烈士“寻亲”的想法。“我不敢想象，当年他们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倒下的情景；我也不敢想象，一位位烈士的亲人遥望远方、悲痛欲绝的情景。为烈士‘寻亲’，只是一种纪念的形式，但这种形式的实质是：我们应该为先烈招魂！”王艾甫在记事本扉页上写道。这一“寻”就是10年。

　　10年来，王艾甫走遍了太原市5个烈士陵园，查阅了数千位烈士资料，一一核对人名找到了这84位烈士的安葬地点。他按“阵亡通知书”上的地址逐一给烈士亲属写信，给当地民政、公安部门打电话，还经常到外省实地寻找。因此而支出的路费、接待烈士家属来太原祭奠等花了几万元。2005年，他把一家3代仅有的70平方米房屋抵押贷款7万元。为了烈士的英魂能够安息，千难万难他也要坚持下去。

　　“阵亡通知书”诉说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些“阵亡通知书”上手工绘制的表格用钢笔填写，内容栏中还记载了烈士的英勇事迹。遗憾的是，在烈士们的籍贯栏中，竟有29个是空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甚至来不及让身边战友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年轻的生命便如流星匆匆划过天际。

　　一张张发黄的纸片、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记载着过去的硝烟与鲜血：“赵献，605团4连副指导员，1943年入党，1946年入伍，牺牲时23岁，籍贯不详。”“一、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残酷的‘五一’‘扫荡’中他抢救革命干部。他一贯工作积极、埋头苦干，1948年经过两次远征，刻苦精神好，团结每个同志。二、他在战斗中勇敢、不怕牺牲，在负伤后还鼓舞大家：‘我死了是为了革命，也是光荣的，只要你们完成任务。’”“龙华章，604团战士，牺牲时32岁，1949年2月入伍，贵州同仁县明组乡新庄村人，安葬地点为太原市新城东门外北角。”他的英勇事迹被描述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

　　2005年11月，王艾甫卖掉了收藏的300块银元，凑足了1万元路费寻找湖北“云县”双郝村郝戴虎烈士的家属，经了解才知道，“云县”原是云梦县之误，解放前的双郝村已更名为钟垸村。听说失踪50多年的郝戴虎有了消息，而且还是革命烈士，小小的钟垸村沸腾了。几十位老人聚集在村委会，燃起鞭炮迎接王艾甫。村委会主任郝朝阳说：“没想到我们村还有这样的革命英雄！我们要专门建一个小陈列室，让年轻人都学一学。”

　　解开烈属半个多世纪的“心结”

　　王艾甫在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桂井村找到了烈士孙耀72岁的女儿孙秀峰。孙耀自1937年参军后就没有下落。孙秀峰和母亲、女儿一家3代辗转十几个地方寻找都一无所获。母亲临去世时还抱怨：“你爹不要咱娘俩了，到城里享福了。”孙秀峰从王艾甫手中接过“阵亡通知书”，哭了半个多小时，反复说的只有两个字———“谢谢！”

　　在河北省民政部门配合下，王艾甫找到了赵献烈士的家乡正定县诸福屯镇朱河村。已80岁的赵献妻子梁贵兰哭着说：“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赵献就应征入伍。当时他是悄悄走的，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解放，我也没敢去送他。”

　　在贵州省有关方面帮助下，王艾甫找到了龙华章烈士的家乡贵州省铜仁市（“阵亡通知书”上误作“同仁县”）。龙华章的侄子龙和生清楚地记得：“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叔叔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我哭着到乡政府找，但没有找到，此后就没有音信。”

　　河北的王沧言老人知道了丈夫路焕文的下落后，忍不住老泪纵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本来已经绝望了，这下夫妻可以合葬了。”

　　接过“寻亲”接力棒

　　由于登记册和“阵亡通知书”上大部分地址写得过于简单，加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很多地方的地名都发生了变化，王艾甫10年只找到不足10位烈士的亲属，于是就求助于媒体。

　　王艾甫为英烈“寻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地方媒体或派记者帮助寻找，或刊登英烈名单与读者互动找线索。《武汉晚报》记者汤华明复印了11名湖北籍英烈的名单，利用2005年国庆节黄金周时间，深入湖北各村镇逐个寻找，找到3名英烈的亲属。《燕赵晚报》记者刘勇峰说，因为他报道了“寻亲”新闻，在今年5月份以来平均每天都会接到10来个提供线索的电话。人们对英雄的尊敬和仰慕使他深受感动。

　　媒体的介入在大江南北掀起一股“寻亲”热。2005年寒假，华中科技大学组织170名湖北籍大学生参与“寻亲”。他们分成6组拉网式查找，走访了湖北籍烈士所在6个县、市的100多个村庄，累计行程上万里，为5位烈士找到亲人。为寻找襄阳县郭耀山烈士的亲属，他们逐一到村名带“郭”字的地方找，直到第3天，在郭家湾村无意中碰到71岁的郭景树老人，终于找到郭耀山家。

　　华中科技大学团委副书记陈钢说，84名英烈中尚有60位的亲属没有找到。他们将在今年暑假选拔300名大学生接过“寻亲”接力棒，把活动向全国推开，让“寻亲”之旅成为大学生的信念之旅、净化心灵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