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藏起舞鞋的时候

　　坐在我们面前的周琦是个亭亭玉立的上海姑娘。她是通信站二连退伍战士，现在上海民生银行工作。去年2月28日，她去龙华殡仪馆参加王庆平的追悼会时，由于交通堵塞，到达时追悼会刚刚结束……

　　“我看到参加追悼会的人一个个泪流满面，赶紧从退场的人流中挤进去，站在他的遗像前不由自主地痛哭失声，是昔日的战友们把我架出来的。回到家里洗了脸，看着挂在墙上的我在中央电视台表演的照片，指导员王庆平仿佛又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是1997年从浙江某部调入通信站二连的，入伍前我是个舞蹈爱好者，到二连时我决心一心一意当好兵，再也不提跳舞的事，那双心爱的舞鞋我也藏起来了。第一次见指导员，想不到他给我倒了一杯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不少像周琦这样的人和事。战士罗缘也爱好舞蹈，在王庆平把装有新兵照片的信封送给她时，她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听说你在家学过舞蹈，在新兵连有空多练练，春节的时候给大家表演表演。”在这张小纸条的激励下，她也成了通信站的舞蹈小明星。

　　当话务兵把电话号码本摔到地上的时候

　　蒋燕的双眉间长着一颗美人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乍一看有几分柔弱几分腼腆，但只要往操场和课堂上一站，马上就变成一个英武的“四会”教练员。她是从班长一步一步当上副连长的，王庆平在三连当连长时，她是话务分队长（排长）。

　　“话务员最大的本事是记住电话号码，最头疼的事也是背电话号码。王庆平刚调到三连当连长时，我告诉他，有的人为背号码还哭过鼻子，气得把号码本摔到地上。我们平均每个班次接电话400个，查询一个号码平均需要1.5秒。他说1.5秒是不是太长了？我瞪了他一眼，这个连长真有意思，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能把数千个号码都记得准确无误？想不到他出了一道题考我们，1.5秒对现代战争意味着什么？我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说，1.5秒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现代战争已经不给我们查询号码本的时间了。他要求我们所有号码一口清。

　　天哪，这不是要人的命吗？在我们一个个鼓着腮帮子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知道你们背号码非常枯燥乏味，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让这项训练快乐起来啊？从怕它到爱它，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干了7年话务员了，从没有感受到背号码的快乐。他看我惊讶地瞪着眼睛，说：别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咱们合作开发一个《我爱背号码》的软件，让大家在轻松愉快中记住每一个号码。听他说得好像很有把握，我问道：你学过软件编程吗？他说：过去没有现在开始。他让我把背号码的好方法写好了交给他，他来编程序。从此，他钻进了计算机语言中，恶补有关课程，每逢节假日他就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查阅资料，请教专家。他每天都加班到深夜，我们话务班上大夜班的人每天晚上都看见他房间的灯是亮着的。功夫不负有心人，5个月以后，《我爱背号码》软件的毛坯出来了，数千种单位番号和上万个用户姓名，根据谐音法、序列法、联想法等排列组合，既便于记忆，又使查询变得十分方便，这个软件的考试系统带有游戏功能，可以像玩游戏一样，一关一关地过，如果你达到90分以上，就有一个卡通人物跳出来，对你翘起大拇指说：‘你帅呆了！’给你发虚拟的奖品，如果成绩不好，就会冒出一个满头大汗的卡通人物，说：‘加油，加油！’实现了在快乐的人机对话中背记号码的初衷。话务分队的女兵高兴地说：连长，你真是好样的！谁知高兴劲还没过，洋相就出来了。这个软件用起来容易死机。他带着这个软件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请教陈工程师。陈工说：‘我搞了这么多年软件，一个部队的连长来请求合作，这还是头一回。’本不以为然的他看了这个软件之后，惊讶地说：‘一个非专业人员能搞出这么好的软件，确实不简单。’他欣然指点迷津，在软件中加上了一个维护系统，终于可以正常运行了。我们背记号码的速度比过去提高了3倍。”

　　“这套软件获警备区科技练兵成果一等奖。2001年，我带着话务分队参加南京军区组织的考核性比武，获得省军区系统第一名，获此成绩，《我爱背号码》这个软件功不可没。我从王庆平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要把连队的训练成绩抓上去，光靠高压是不行的，还得依靠科学的力量，运用科学的方法，让战士在训练中享受到乐趣。”

　　王庆平在二连当指导员，把一个6年与先进无缘的连队带成了先进连；在三连当连长时，连队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荣立集体一等功。他用电脑绘制了上海地区通信路由图，使排除故障的时间大大缩短。他和战友们一起，研制成功电源远端监视报警系统，使电源分队不出机房便知故障出在哪，使工作效益提高20倍；某型新装备配发后，按规定熟练掌握需要半年，他采用一种新方法组织科学训练，不到一个月，官兵们就能熟练掌握，并运用这套新装备完成了一项重大通信保障任务。

　　当我对着墙壁发愣的时候

　　黄彬个子不高，显得有点胖，退伍后成了一个能说会道、性格开朗的生意人，而熟悉他的人都说，当了一回兵，他整个换了一个人。

　　“我2000年底到通信三连时，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人。确切地说，是我不欢迎大家，我从小父母离婚，由奶奶养大。我除了相信我的奶奶外，一切人我都不相信，总感到你是不是又想欺负我。班长王洪军见我经常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几次找我谈心，我懒得跟他说。”

　　王洪军找连长王庆平讨教，说这个人你找他谈心他死活不开口，又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真没辙。王庆平说，是人就会有爱好，带特殊的战士，要用特殊的方法。

　　“其实我也是有爱好的，我在电视上看摇滚乐队演出，觉得打架子鼓的人挺神气。有一天，连长带我们到地下室搬器材，我看到有一只架子鼓在那里放着，望着那只鼓迟疑了一会。这点小秘密被细心的连长发现了。搬完器材后，连长把我拉到一边说，连队有一只架子鼓闲置着，你是否有兴趣把它打起来。一听这话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又有点不好意思。架子鼓我光在电视上看过，从来也没有摸过，打不好怕被人笑话。连长对我说，不会不要紧，附近七一中学有个老师的架子鼓打得很棒，我请他给你当老师怎么样？我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第二天，连长真的把老师请来了。为了我一个人专门请来一个老师，这种事我有生以来没有碰到过，我真的有点感动了。连长也许是像奶奶那样的好人。连长对我说：‘我已经和你们排长说好了，课余时间免除你的公差勤务，你一心一意地跟着老师学打鼓。’在老师的辅导下，我慢慢地摸到了一点打鼓的窍门，也慢慢地有了点自信，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笨，现在觉得我一点也不比别人笨，一个月以后，我自己可以敲上几曲了。连长把我狠狠地表扬了一番，然后找来几位战友，他们分别演奏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萨克斯、小号、长号。连长对我们说，今天起你们几个便是我们连队小乐队的成员，到时候等着看你们的精彩演出。各种乐器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奏出优美的乐曲。在小乐队中，我懂得了做人就像乐队演奏一样，必须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我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享受到了与战友互帮互助的快乐。”

　　班长王洪军谈起这件事，对王庆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记者说：王庆平并没有正儿八经找黄彬谈过一次心，却不知不觉地让一个孤僻的人变成一个开朗的人，变成一个热心助人的人，还被评为优秀士兵。工作做得船过无痕、润物无声。

　　“临退伍的时候，我想最后和乐队一起演奏一曲《战友，还记得吗》。在欢送老兵退伍的文艺晚会上，我们演奏了这支曲子。我作为一个马上退伍的老兵，不禁热泪盈眶，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可爱的集体啊！”

　　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士兵的成分也多样化了。王庆平的办法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朱臻是一个优裕家庭的独生子，花钱大手大脚，买东西从不问价钱。连队要更换50根灯管，王庆平对他说：“商店标价为15元，你必须用最低价给我拿回来。”朱臻连跑了三趟，压到了每根10元，谁知指导员还让他往下压，最后压到了9元一根。指导员笑着说，我调查过了，这是商家所能承受的最低价，朱臻也笑了，“指导员，你不只是叫我买灯管喔”。从此，朱臻改变了大手大脚的毛病，学会了过日子。大学生士兵周拯各方面都十分优秀，就有点飘飘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有天竟误了哨，王庆平毫不留情，建议支委会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并对他说：“我要让你一辈子都记住，春风得意的时候，是最容易跌跤的。”从此后，他小心谨慎，退伍后当上了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周拯说：他给我一个处分，让我受益终身。

　　当战士顶撞他的时候

　　张彤霞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干练、利索，思维敏捷，语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带兵的人。她是三连原指导员，在王庆平手下工作多年，脑子里装着很多王庆平的故事。

　　“现在部队的独生子女多了，过生日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件事，2002年1月的一天晚上，王庆平让全连集合起来，说：我点到名的新战士请出列，其他人带到多功能教室。一共12名新战士被点名出列，新战士们一时感到莫名其妙。当王庆平带着这12名战士走进多功能教室时，一排排烛光在教室里闪烁，显得十分温馨。王庆平高兴地对大家说：‘这12名新战士都是一月份出生的，今天我们全连给他们过一个集体生日，请大家欢迎他们入场。’在热烈的掌声中，12名新战士一个个走上讲台，接受大家的祝福。掌声过后，几个班长抬着3个上面写着‘生日快乐、永远幸福’的大

　　“王庆平要求所有的班长记住每位新兵的生日。2003年底的一天，王庆平召集班长们开会查考。12班班长刘青带9个新兵，她一口气报了6个新兵的生日，再往下就有点结巴了。王庆平说：‘你再重复一遍，王小敏的生日是什么时间？’刘青说：‘大概是4月17日。’王庆平说：‘不对吧，应该是4月30日。’大多数班长还不能全部说出新战士的生日。王庆平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斯大林讲，班长是军中之父；拿破仑讲，班长是军中之母。哪有做父母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生日呢？刘青当时有点不服气，说，我虽然有3个人的生日没有记准确，但我对她们比对自己还关心。王庆平说，知兵不具体，关心就不能到位。听到这话，刘青冷不丁地顶撞了一句：副教导员，你能说出我的生日吗？王庆平笑了笑，说：‘你的生日是11月11日，农历是10月17日。’本来一肚子火的刘青十分惊讶。刘青10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爸爸由于工作忙，有时候就把她的生日错过了。当副教导员准确说出她生日的时候，唤起了久违的童年对过生日的渴望。过不过生日看似无所谓，但它体现了亲人和朋友对一个人的关爱。从副教导员身上，刘青更懂得如何去关心战友，成为带兵和业务骨干。”

　　“王庆平带兵之细心，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比如说，新兵进连，男兵每人发两个脸盆，女兵每人发三个脸盆。新兵连宿舍外是一片公墓，他专门让副指导员吴东单买来暖色调的窗户纸，贴在窗户上，这样战士就不至于看到公墓影响心情。楼道的地板容易滑倒，他从机关找来旧地毯铺上，并在地上放上警示牌，防止摔倒。战士舒磊在营门口被汽车撞伤，他亲自送到

　　当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吴琼的名字虽然有点女性化，但两道浓浓的剑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表明他是标准的男子汉，如果没有王庆平的舍身相救，我们今天就见不到他了。

　　“那是去年2月22日下午，通信站组织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我排在最后一组的最后一名，由王副教导员组织实施。我想，前面100多位战友都投得不错，也很安全，最后我一定要投出个好成绩。轮到我时，副教导员亲自为我拧开了手榴弹盖，教我握好弹、套好环，说：‘不要慌，按平时训练的要领投就行了；不要怕，我就在你身边。’第一枚投出去，一切都符合要领，手榴弹爆炸后教导员说：很好，投了40多米。第一枚投得不错，第二枚我就想投得更好一点，副教导员把第二枚弹交给我，不知道是兴奋还是紧张，我的手心汗湿了，谁知越想投出好成绩，越是出了毛病，由于挥臂过猛，手榴弹滑落了，当时以为是投得不远，不知道就落在我身后1.5米处。我两手捂着耳朵，就地蹲在隐蔽墙下。副教导员对我大喊：‘快跳！’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副教导员伸手拉我，我有些蒙了，身体反而越蹲越紧，他用力把我推向隐蔽壕，就在这一瞬间，手榴弹爆炸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副教导员浑身是土，头上流着血，横躺在隐蔽壕边上。战友们很快围了上来，把副教导员抬上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过了好久，我才从梦境中醒过来。感到副教导员为救我，自己负伤了，我问战友们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愿告诉我，我意识到自己闯大祸了……2月28日，连队集合外出开会，却让我留下来值班。等战友们回来，我发现他们一个个眼睛通红，连队干部这才告诉我，没等救护车到医院，副教导员就牺牲了。我顿时泪如泉涌，号啕大哭起来。我窝囊！我不争气啊！我糊涂啊，全连都知道了，就瞒着我一个啊！如果地上有一条缝，我当时就会钻进去。”

　　“这种自责在我心里是一辈子不会消失的，我回家探亲时，80岁的老奶奶把我好好地说了一顿：‘你这孩子咋这样不争气呢，你要知道，领导为你丢了一条命啊，你在部队要不好好干，对得起谁啊！’老奶奶带着我坐车到合肥，去看望副教导员的爸爸妈妈，到了他的家里，一见到他的双亲，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知道跪在他们面前哭……”

　　“我和王副教导员似乎比别的战士有更大的缘分，记得参军到部队第一天，副教导员到车站接我，那天火车晚点，他在车站等了1个多小时，到新兵连已是深夜11点多，他怕我饿着，顾不上休息，亲自下厨为我煮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他是我到部队后认识的第一位领导，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可我却让他为我牺牲了……既然不能用我的命再换回他的命，我向他的亡灵宣誓：副教导员，我一定要做像你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