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彦

　　在人类历史上，每个伟大时代赋予人们伟大任务时，也同时提供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勇于承担伟大任务而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才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新军事变革的关键是军事创新机制，包括军事创新制度的完善，军事创新体制的建

立，军事科研设施的健全，军事创新人文环境的形成，以及新的科学方法论得到普遍运用。

　　新军事变革的基本特征有三：一、这场变革是认知领域里的革命。二、这场变革正促使东西方军事文化走向融合。三、这场变革的深层是军事哲学的革命。

　　以往的战争哲学是大吃小，今天的战争哲学是快吃慢。这里讲的快，不只是个机动能力问题，而是军事认知系统与行动系统适时快速反应能力。新军事变革拓开新的对抗空间，电磁空间、网络空间乃至太空，成了军事对抗的新舞台；新军事变革不断提高时间价值，发现即摧毁，首战即决战，对抗双方力量优劣转换的过程几近消失；新军事变革创造的虚拟空间，可以对未来作战进行预实践，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转向从“试验室”学习战争、“从未来战争学习战争”；新军事变革将彻底改变工业时代的军事体制，一体化作战、一体化指挥，正在冲破传统的军兵种界限，战略、战役、战术趋于重合；新军事变革将使原来的“平台中心战”，转变为“网络中心战”，从而打破以往作战中“侦察——判断——决策——行动”的循环圈，实现从传感器到射手的统一；新军事变革还将催生出无人化战场，以控制对方战略决策者思维的“人质战”，已经不是天方夜谈……战争的变化，改变着战争的哲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大学就十分重视运用混沌理论等复杂性科学方法，探讨信息时代的战争和军队建设问题。早在1992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曾以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性理论，设计制定出陆战队机动作战条令。1996年，美军出版的指挥控制论，也是建立在复杂性理论的基础之上；美国国防部曾和兰德公司联合召开“复杂性，宏观政策和国家安全”会议，突出研究非线性和复杂性理论在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上的运用。

　　实际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军事变革还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开始酝酿时，以系统论为代表的新方法也在成长。系统方法，是新的综合方法。它既标志着自然科学方法论向辩证法的真正回归，又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和丰富。

　　回顾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打开了人们的认识视野。能量守恒转化定律的发现，是关于无机世界中，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一次综合；它证明了过去认为那些互不联系的“力”和“能”，只不过是统一的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细胞学的建立，是关于生命世界中，各种生物运动形式的一次综合；它证明了一切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并由细胞的繁殖与分化而发展。这一时期，有机化学的诞生，又把有机界与无机界综合起来，证明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进化论的问世，是关于动物界演化形式的一次综合，它证明了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联系。但是，仅仅靠在传统分析方法基础上进行综合，还不足以把事物的真实联系充分揭示出来。要在认识上实现一次新的革命，就需要从“实物中心论”转到“系统中心论”，把事物作为系统来看待。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和系统论，把人类的认识推向了新阶段；科学技术取得的成果，超过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的总和；新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仅使人们进入到更深层次上认识客观世界，而且大大提高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在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科学内部，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渗透和交叉，使各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逐渐消失，出现了方法科学的一体化，科学研究由旧的门类综合进入到新的综合——系统综合。

　　信息时代，是人类系统综合思维的时代，是人类真正以“智能”立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人类认识对象，不再限于充满简单化的模型之中，而是在实证科学和定量分析方法基础之上，建立的更高层次的综合思维。我们只有站在时代前列，确立新的哲学观，学会和掌握新的科学方法论，才能驾驶新军事变革这匹向前狂奔的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