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是大连的六月，是槐花盛开的时候，举目眺望，那展开的洁白花蕾，恍如一片雪海。我久久伫立在黑石礁的滨海路上，又苦又咸的海风，将时间的车轮推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某年某月。

　　一个叫周淑梅的十一岁小姑娘，就要去日本人开办的纱厂做工了。昏黄的油灯前，她在母亲的指导下将三双厚厚的鞋底纳在一起，等着第二天日伪工头的面试——她怕自己的

个头太小，不能给日本人当童工。纺纱机的喧闹声，让她高兴了好一阵子，她终于可以挣钱，可以为家里承担一份责任了。挣扎的日子换来的是满身的疲惫和工头的谩骂殴打，满身伤痕满头是包的她，却没有抱怨没有叹息，她知道自己在为家里挑着生存下去的担子。她一直把这个担子挑进我家庭院，后来的后来，她，就成了我的母亲。

　　三年饥荒的岁月里，带着甜丝丝清香的槐花成了我们一家人除粮食之外最好的果腹食物。母亲每一次采集槐花回来，就用很少的玉米面和槐花掺和在一起烙槐花饼。我们兄妹几个就盘腿静坐着，等待着槐花饼子的到来。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一句话也不说，等我们吃完了，剩下多少她就吃多少，很多时候她是在拣我们剩下的边边角角。我们兄妹几个丝毫看不出她的不高兴，只是看到她吃得很认真很仔细，我却常常在半夜饿醒时听到母亲阵阵低微的哭泣或叹息声。

　　“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这是母亲经常用来教育我们的一句家训。1959年她送哥哥去参军，哥哥如愿以偿地成了那年大连地区唯一一名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临行前，哥哥喝了母亲给他熬好的槐花粥。母亲对哥讲，你在大连地区是千亩地里一棵苗，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我念了一年半的私塾，还当了厂里的纺校老师，儿子你一定比我强！但不管你出息成什么样子，都不能忘本，要记住你这个家，记住门前的老槐树……

　　厂里的李书记一夜间就成了走资派，母亲作为军属是必须参加批斗会的人选。白天批斗了李书记，晚间她却和另一名女工冒着危险给他送吃的。父亲知道此事后害怕得要死，骂母亲放着消停日子不过，找事……母亲说李书记十几岁就给共产党当交通，当书记后最关照厂里的困难户和咱军烈属，他是一个好人，好人就该有好报，为好人冒个险，值！

　　父亲在1968年夏天就去世了，那一年母亲才42岁，家中上有年近百岁的祖母和无依无靠的伯母，下有我们兄妹六个。母亲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倒，反而告诉我们说，妈怎地都不能让咱家这个门头散了，再苦再难我也要把你们拉扯大，你们可要给妈妈争口气啊。

　　我们兄妹几个在母亲的呵护下相继长大成人。1980年底我要结婚了，母亲听说后很高兴，就托人给我做了一个书柜，也算是她送我的新婚礼物。书柜做了一半，木料却不够了，母亲就用槐树根子给书柜做了四个腿。记得当时母亲对我说，孩子啊，这个柜腿是槐木的，看上去虽然发青发灰色不大好看，但它很结实，很耐用。我说挺好的，槐木坚硬无比，我能用一辈子。母亲听着笑了，说三小子尽瞎说。望着年过半百的母亲，看着她还在为我劳碌的身影，心底涌动着无限的感动。是啊，母亲的性格不正如槐树吗？她和窗外的槐花一样，对别人一无所求，悄悄地把芳香撒给大地，用自己的品格感染着周围的人和物。

　　每年的五六月，我都要忙里偷闲，回到我的家乡大连，带着我的老母亲在槐树林中散步，频频地为母亲和槐花拍照。母亲的笑容和满头的白发正如这簇簇槐花，在山山岭岭中灿烂成六月的一场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