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这个时候算起，《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已经一年了。几天前，经过中日韩三国编者努力，该书的中文版修订本又正式推出，出现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而日文版、韩文版的修订本，近日也将分别与两国的读者见面。

　　据统计，在修订本出版之前，《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中国已经销售了11万册，

在日本销售了7万册，在韩国销售了5万册。是什么原因，使这本并不很厚的史书吸引了这么多的读者？作为本书的中国编写者之一，我很想重新疏理编写本书的过程，从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本书的编写从一开始就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从2001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就已经在探讨如何合作编写该书了。缘由是，那一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第一次审订通过了由右翼编撰、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是一本严重歪曲历史事实、恶意宣扬错误史观的教科书，其内容早已被披露，这里不必重复。而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被审订通过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以至于日本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向青少年灌输怎样的历史知识，不仅关系到日本社会将来的走向，而且也关系到东亚地区将来的走向。毕竟，青少年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于是，几乎是不谋而合，在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三国学者走到了一起。本书的编写目的也就从中显示了出来，这就是：纠正被日本右翼歪曲的历史，向三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传授真实的历史知识和科学史观。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凡被日本右翼歪曲的历史，在这本书里都得到了纠正。

　　但是，这本书的编写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开始时并不明确，而是在编写过程中渐渐产生并确定下来的。这个目的就是，通过此书的编写和出版，促进三国民间的沟通，对东亚历史达成共同的记忆，并在这种记忆之下达成相互的理解。这个目的是怎样产生并明确起来的？说来有趣，它竟与三国编写者长达3年的不断争论密切相关。

　　合作是必然的，因为三国学者的基本史观一致；同样，争论也是必然的，因为三国学者确有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各种差异。这些差异，不能不对史实的认证和史事的评判产生影响，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争论在三国之间有之，在两国之间有之。比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权，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主张到底对东亚产生了多大影响，中日评价不一；关于韩国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之间有多少连带关系，中韩认识也有不同。另外，由于文化习惯的不同，对表述史事的用语产生分歧，则是更经常遇到的问题。例如，“天皇”是一个固有名词，而韩国的一切史书只称“日皇”；中国台湾的高山族，是中国确定的民族称谓，而日本和韩国称之为“原住民”。于是，争论在所难免，有时争论起来，一天的会议就要持续13个小时。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争论，三国学者才切身体会到，编写此书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如何在最大限度上消除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取得三国历史的共同记忆。应该说，这个目的和前述第一个目的一样也达到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正是三国学者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才最终达成的共识，显现出了它的难能可贵。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编写历时3年，其完成和出版恰是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际。因此，这本书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和韩国，都出现了热卖现象。我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图书首发式，会上放映了韩国总统的祝贺录像，现在该书已经进入韩国的中学课堂，成为历史辅助教材；我也到了日本的广岛、长崎、熊本，分别参加了对该书的研讨会，有日本中学教师表示将把该书引入日本的中学课堂，而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与此有直接关系；在中国的情况，人们已经熟知，应该说影响至今经久不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编写此书的两个目的是否达到了，不仅验证于三国教育界，也验证于三国社会其他各界，以至验证于一些政治家。不久前我与日本国会代表团会谈时，日本国会副议长角田义一先生不仅表示他认真读了这本书，而且对该书客观地描述历史非常赞赏，所以他买了很多本，分送给日本国会的年轻议员，希望他们从中了解真实的历史。虽然我不能揣测这本书对日本政界产生了多大影响，但至少它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对沟通三国的历史记忆当不无作用。

　　正是由于这本书的上述两种意义，三国编写者才决心对该书进行全面的修订，将首发前因编写时间紧张而出现的200多处在时间、地点、人名和文字上的差错和疏漏一一订正，并增加了说明使意思表述更加完整，希望它对建立三国共同历史记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