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一份材料上得知，1994年至2004年，我国在SCI（世界著名科学引文索引）发表论文的总量世界排名第9位，但被引用论文数量排在第18位，每篇平均被引用的排名是第124位，而大约90%的论文平均被引用低于9次，甚至有40%的发表论文完全没有被引用。换句话说，就是白发了。究其原因，一位院士指出：一些研究者养成了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风气，是导致论文篇数与被引用次数如此反差的主要根源。

　　这确实是包括军事学术在内的当前学术界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

　　著书立说，古人称“经国之盛世，不朽之大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见其作用之大、影响之远非同一般。而作为学术论文，必须有论有据，据与论结合，最起码也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其上乘之作，则更应立意高远，有独创之见。做到这一点，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甚至是长年累月潜心治学才能得到的结果。

　　学术理论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长期的资料研读和知识积累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础。纵观学术史，大凡有影响的精品力作，无不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辛勤结晶。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为了写《战争论》，在长期思考和积累资料的过程中，深入研究过1566年-1815年发生的130多个战例，写下了37卷战史。相较而言，那种“月出一书”、“日写一文”的当代中国学术著作“效率”，那种稍费吹灰之力就想“功成名就”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违背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的，其质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理论和思想观点的说服力，必须根植于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对于引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精辟理论的提出，即使毛泽东这样的旷世奇才，也是认真总结、理性思考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经验和中国诸多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结果。无数事实证明，学术研究只有“真知”才有“灼见”，只有真正贴近现实、能够引领未来，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倘若不愿做深入细致地调查与思考，仅凭一知半解就想引申发挥，那么，这类本来就属于无根之木的“高见”不被“引用”，也就不难以理解了。

　　学贵求新，学贵创新，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概莫能外。近年来，军事变革的浪潮风起云涌，要求军事学术研究创新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何谓之“新”？从最简明的意义上说，就是要讲有用的话，讲自己的话，讲大家没有讲过的话，讲大家都想知道但又还未能弄明白的话。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有时数月才得一条，可谓呕心沥血了。然而一旦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便毫不犹豫地忍痛割爱，因而其学术价值之新之高，一直为后人所推崇。军事学术关乎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甚至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其新其实，要求自当更在其上才是。

　　当然，对一般的学术文章作者来说，不可能每提出一个论点，每写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都能震撼人、打动人，都能成为“经典”之作，不成熟甚至错误也在所难免。但其应有的忘我精神、科学态度、创新勇气和甘于寂寞、潜心钻研的严谨作风，当是每个研究人员必须始终坚持的，而这也正是实现学术理论创新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