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故”发生在1974年5月19日的军报上，当时我在总编室当编辑，那个月是我值夜班，负责专版。18日晚上，新华社预告有毛主席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消息和照片。由于新华社重要电讯稿很多，原定用于二版的“大批判”备用版改为发新华社稿，其中有一则全国政协常委卢汉先生追悼会的消息。整版全是新华社电讯稿，相对而言，工作量少些，还不易出差错。

　　没曾想到，19日的军报发行后，竟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只要对着光源从一版“透视”背面的二版，便可看到卢汉先生遗像的黑框正好套落在一版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上。当时在军报上夜班，最怕版面上出“政治”差错，这回被我撞上，心里能不“打鼓”吗？但我不服气：有这样“看”报纸挑毛病的吗？！都这样干，军报还怎么办？

　　第3天下午，秘书组组长施善玉同志找我，说军委办事组（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办公厅）来人调查，已和社领导、总编室领导都谈过话，你是二版的责任编辑，过一会要来找你谈话。我问：“我说什么好呢？”他笑道：“实事求是汇报嘛。”我很快见到这位40岁上下、高个子的军委办事组的同志，因为当时都佩戴红领章红帽徽，搞不清他的具体职务。这位同志比我想像的要温和，落座后没有对我劈头盖脑“上纲上线”地批一顿，而是先闲聊了几句，问我何时调到报社，之前在哪个部队、哪年入伍等等。然后，他很正常地切入“正题”：“这是驻首都一个部队几名官兵写信反映的，军委有关首长派我来调查，说说你处理二版的过程和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想了想，说：“冒昧问一下，你当过编辑吗？”他笑着摇摇头。我说：“那我先向你汇报一下总编室夜班的工作程序，每晚上夜班的除一名社领导和总编室领导外，还有5位版面编辑，分工一版2位，二版、三版各1位，四版是时事版，由时事处派出的一名编辑负责。当晚定下版面后，各版责任编辑都各忙自己的版，根本没时间去过问别的版，更不可能相互上门串通。”我接着说：“你们平时看到的报纸是连在一起的四个版。但开印前的报纸不是连在一块，而是分开的单独版式，我们叫大样。从画版式、作标题到增删文字、送夜班领导审定，都是在各自版上进行。哪个版好了，请值班领导签字后，送到工厂点印，责任编辑就可以下夜班了。”我边说边揣摩对方的表情，他听得很认真，还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录，便多说了几句：“军报对各种重要新闻稿的刊登有很多具体规定。比如讣告或追悼会的新闻，要根据逝世者生前的职务来确定刊登在哪个版、哪个位置，上不上遗照、遗照大小都有严格的规定，上哪个版面、哪个位置不是责任编辑可以决定的。”我最后说：“如果一定要找责任，我是责任编辑，应该由我来负。我的‘教训’在于没有将一版的大样和二版重叠上，透视着看。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用透视版面看报纸挑毛病的做法。”我说这话时可能脸色有点不好看，但军委办事组的那位同志却不在意，反而向我淡淡一笑，没再问我什么。临走时，我发自内心地向他敬了个军礼，他回了个军礼，随即拍拍我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这事后来再没被“追究”，我们几个上夜班的新老编辑，都感到是“不了了之”的结局，我也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

　　几天后，夜班专门做了一个长方木柜，上边是玻璃板，下边是大瓦数的两个日光灯。每天晚上夜班领导都要把一二版乃至三四版的大样叠齐平铺在玻璃板上，打开炽亮的日光灯，去寻找任何一个有可能构成“政治问题”的“蛛丝马迹”。后来“四人帮”垮台了，这个“专用柜”才“如释重负”地“退休”。《解放军报》主任记者郑宗群（来源：解放军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