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撞机那刻开始，一直存在我心中的那股恐惧感终于解脱了。我了解到，我们可以存活了。我喊道：“现在，我们有3个起落架放下并锁定。”“没错，”他说，即使在一片气流嘈杂声中，他的声音也明显含有一股解脱感觉。

　　我在约500英尺(150米)高度转弯，并朝北准备再转弯飞回降落。因为无法与塔台通话，我无从得知风速。跑道两旁也没有指示牌显示跑道长度。不过，既然是歼八基地，应该长 得够我们下降。反正，不够长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得降落了。

　　我向帕特说：“报告地面速度，一直到我们降落为止。”由于飞机受损，我不能照正常的机首朝上方式降落，即后起落架先着地，前起落架后着地的方式。今天，我准备以类似雄猫式战机降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方式降落。至少，我不必像雄猫飞行员一样试图去钩缆线。

　　另外，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如果着地不顺，我没有拉起再降落一次的机会。机身的受损状况，再加上机身重量，不允许我们有另一次机会。我必须在第一次降落时就让飞机安全着地。

　　宽广的混凝土跑道就在我们下方，我把操纵杆慢慢往后拉，速度降低。这架大飞机轻轻地落地，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起落架碰触到地面。

　　EP-3滑过跑道，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只有15秒钟可以停下飞机，但是3台发动机正以130节(240公里/小时)的速度拉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跑。在这样高的速度下，发动机很难反转，我也无法正确判断转速，只能等候仪表板上的信号指示。

　　绿灯一亮，我立刻拉住3台发动机的动力杆，让螺旋桨开始反转，同时控制方向舵，尽量让飞机维持直线行进。这时飞机不停抖动，但是速度立刻慢了下来。我对自己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突然间，我听到后方组员发出尖叫声与欢呼声，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转庆看着帕特里克和麦洛斯，一切尽在不言中：真不恨相信我们还活着。但是另一个念头却让我悚然一惊：我们虽然还活着，但如今人在中国。

　　我轻踩制动器，放缓飞机速度。跑道很颠簸，方形水泥块的隙缝中冒出小草，左前方，两辆满戴士兵的绿色军用卡车，驶过塔台。

　　我跟帕特里克与麦洛斯说：“看来他们已在等我们。”帕特里克说：“他们大概侦测到我们飞机的信号。”

　　显然对方知道我们要来。杰弗里曾看见没有失事的另外那架歼八跟我们平行飞了几分钟，后来便向海南岛飞去。

　　我们快到跑道尽头时，一名穿短袖的地勤人员，走过来挥手示意要我们滑行。他挥动右臂，要我们向左滑行到停机坪，卡车这时已开到前方，士兵纷纷跳下来。大约三分之一携带AK47冲锋枪。我听从了命令。

　　虽然引擎仍从损毁的压力舱传出转动声，现在已没有高速气流扑面而来，对讲的通讯清楚多了。我问约翰：“舱内一切没问题了吗？”

　　他立即回答：“还没有；给我一分钟，好不好？”

　　在执行紧急摧毁计划时，无线电联系必须在“零”状态，后舱的人需要几分钟启动这个设备。我完成转向动作。中国军官举手示意，要我们停在卡车旁边。我不断点头表示我懂并愿意合作，并启动制动装置停机。军官要我们关掉引擎，军队也包围了飞机。从停机坪望过去，有几栋橘色屋顶的水泥建筑，有几株棕榈在风中摇弋，我也看到稻田和远处的茅屋，我们已身在中国的军用机场，是错不了的。除了武装军人和我们之外，没有其他的人。

　　约翰知道此刻时间分秒必争，而我却需要尽量在不惹怒对方的情况下拖延时间。我使用遇除频率对着无线电话筒说：“陵水，陵水，这是KR-919。我们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让引擎冷却。”

　　那当然只是拖延时间的借口，我希望他们会相信。我的确需要时间来处理紧急事项。

　　尽量拖，我跟自己说。我们必须向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报告我们的遭遇，让指挥部得到第一手信息。

　　此时，中国军官变得异常坚持，他指着引擎，手划过脖子。我已不能拿手下机组人员的生命跟我这些拿AK47的人开玩笑。

　　麦洛斯把引擎动力杆拉下，关掉油门。四号螺旋桨停止转动后，中国军官似乎松了一口气。他们大概不敢在二、三号引擎还在转动的情形下，贸然把梯子架上机翼，太危险了。

　　“麦洛斯，情报送好了没有？”

　　“好了。”口气有些无可奈何，“可是指挥部他们要我们再拖个几分钟。”

　　“麦洛斯，关掉三号跟二号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开着。”

　　我可以想像指挥部那边的情形，我们的报告肯定已经引起一片紧张气氛，无线电通讯的操作员一定接到尽可能保持通讯管道畅通的命令。然而我们的无线电需要电力，而电力要靠引擎或驾驶舱下方的辅助动力装置来供应。

　　关掉最后两个引擎，可能拖了两分钟，但我不能再冒险拖下去。约翰一定已把简要的事情经过传回美国军方：一架中国歼八军机与我机在南海上空擦撞，我机严重损坏，机员平安。紧急破坏计划执行完毕，我们迫降在最近的陵水机场。

　　一架机身漆成蓝灰保护色的双螺旋桨中国军用运输机滑到跑道尽头，跑道上的热气上腾，引擎加速，朝我们进场的方向迅速起飞，向东南方飞去。我说：他们是搜寻失踪的歼八飞行员去了。我希望他们找得到他。

　　引擎关掉后，辅助动力装置的声音显得特别大，那名中国军官又开始比划起来，要我们把辅助动力装置也关掉。

　　我对麦洛斯说：“关掉吧！”

　　我解开安全带，走向机尾。舱内到处都是碎玻璃与毁掉的电信器材。辅助动力关掉后，空调也关了，舱内燥热不堪，我的衣领已湿透。我扯掉降落伞和救生衣，扔在通讯设备上面。这时对方已将我机包围。我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跟对方打交道的人。

　　下面一群穿军便服的军人看着我，其中一人是译员，英语不甚流利。他说：“不要在飞机内走动。”一面说，一面看着我身后的机员，“有没有人需要就医？”

　　我摇摇头：“我们没事。”

　　我方的机员仍在舱内通讯设备前忙着。译员又说：“不要再动设备。”另一名机员跑过门口，他又命令：“不准在舱内跑动。”这次声音严厉许多。

　　中国军官说了一些话，译员说：“你们有没有带武器？武器要交出来。”

　　我不断摇头说我们没有武器。

　　“果真？”

　　“是的。”

　　骄阳在机场上空发威，我紧张得口干舌燥，但我们现在在中国境内，我是任务指挥官，我必须冷静处理一切状况。

　　军官用手持电话与上级联系。这时又有一名机员跑过我身后。他喝道：“不准活动！”拿AK47的年轻士兵看起来神情紧张而随时戒备。

　　我回头向舱内喊：“不要再从门这里跑来跑去。”

　　军官命令说：“你下来。”

　　我摇头说：“我们不希望下飞机。可以借用电话吗？”

　　我又说：“如果我跟你们去，你们可以让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得向指挥部报告我们平安。”

　　军官回答：“办不到。那个由我们来管，你不用担心。”译员要我们下飞机。

　　我听见命令，看见更多的武装士兵在机翼与机尾之间整队。我们已经完成紧急破坏计划，可以离开了。跑道上的人个个都有武器，我们没有，如果他们要向我们动武或无礼，他们完全办得到。他们可能饿死我们或枪毙我们，既然要被迫留下来，没有必要把事情再进一步弄糟。

　　我跟约翰说：“该下机了。”

　　他摇下折梯，我第一个下来。

　　机员鱼贯下来，他们下来时，我一一点头，有的人显然被这样的阵势吓坏了，有的人则力持镇定。麦洛斯是最后一个下机的。

　　中国军官要上飞机。

　　我对他说：“你不能上去，它是美国财产。”

　　译员点头说：“好，我们暂时不会上去，会替你们看守。”

　　我问：“我可不可以把飞机门锁起来？”

　　“不可以。”

　　我们谈话之际，一辆中型褐色巴士驶来，对方要我们上车。译员指示把两箱瓶装矿泉水和宝岛牌香烟分发给我们。机组人员中有半数是老烟枪，一上车就点起烟来，车子里的空气变坏。我可以要他们不要抽，可是我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什么话也没说，忍着。

　　我问：“我们要到哪儿去？”

　　“休息。”

　　我们坐着，不断灌水，同时吸着刺鼻的烟味。他们后来用小型的厢型车，让我们4个人一组去方便。我坚持我方人员分组如厕时要受到保护。从厕所看来，我们在陵水下榻的设施不会高明。

　　我往窗外望去，看见棕榈叶在微风中摇动，有些农民从庄稼地里伸头好奇地看我们。前面有歼八战斗机的尾翼从隆起的机窝掩体中伸出，我知这便是拦截我机的两架歼八战斗机的基地。

　　译员上了巴士说：“我们要带你们去吃饭。”

　　我们前往的餐厅设在水泥建筑中，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里面居然有冷气。我们有点害怕地鱼贯走入，看到一个大型投影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节目，更是大吃一惊。餐厅服务员半张着嘴盯着我们看，我明白我们大概是他们这辈子仅见的西方人。

　　我们每人都分到一个餐盘，并可选择叉子或筷子。午餐份量只能充饥：米饭、青菜、一些煮鱼。不过，麦洛斯却把剩菜吃得津津有味。像他这种老水兵，知道吃总比不吃好。我也是吃得点滴不剩——对自己的饥饿感到有些惊讶。然后，那位军官及译员把我感到餐厅外头。

　　译员说：“把机上所有人名字写下。”接着，他把一张纸及一支原子笔交给我。餐厅外除了树干无处可写字，因此他们让我返回餐厅在餐桌上写。有些机员由于历经折腾已经在打盹。我也累了，所以写得很慢。

　　在此同时，两位尉级军官走进来，并自我介绍是我们新的“正式”译员。其中一位年轻军官说：“我是董林(音)少尉。”

　　另一位说：“要带你们去午睡。”

　　我们鱼贯走出餐厅。我又是最后离开，因为要清点经过我的每个人。军官营房就在不远处，是栋两层楼建筑。我们被带到二楼。

　　阿甘少尉说：“你分配房间吧。”我等到每个人都挑好房间后，再把帕特及约翰拉到一旁，与他们共用一房。房间陈设都差不多。功能甚佳的壁挂冷气以及灰色床单。一切还算不错。至少机员都还在一起，且可自由在走廊上走动。

　　大伙儿挑好房间后，我叫他们到外头集合，一方面避免被窃听，一方面也方便讲话。我指指耳朵说：“在里头讲话要小心。可能有人窃听。大家保持冷静。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

　　我转向麦洛斯说：“军士长，今晚派个轮哨卫兵，以保一切平安。”他回答说：“知道了。”我知道自己不必多说，他们会去处理细节。

　　半小时后，一等兵库尔森列出了一张卫兵排班表。每小时一班，每班两人，分别守卫走廊两边。如此，哨兵夜里即可看到机员从房间走到走廊尽头如厕的动态。

　　稍后，我跟几位机员在走廊上讨论对方可能的下一动作。麦洛斯抽了口中国香烟后说：“我们可能遭审问。”我答说：“我们受到这方面训练，知道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大家沉重地点了点头。我说：“听着，我们飞机在这里迫降，他们一定会很好奇。我们不必主动告诉他们太多，但他们需要知道事实真相。这点我们得告诉他们。”

　　晚间就寝时，我浑身疲累但无法入睡，脑海里尽是胡思乱想。撞机过程的惊悚画历历在目。等到我驱走这些景象时，我又为不能预知下一步可能发生之事而担心。来源：航空知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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