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供《舰船知识网络版》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千年之交的学术盛会

　　即使是在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候，在人们惊呼“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仍然像磁石似的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及爱好者。作为谋略文化的经典之作，诞生于2500多年以前的《孙子兵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备受各国政治、军事、外交、企业和体育界人士的广泛重视。继1989年、1990年、1992年、1998年陆续召开第一至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之后，2000年10月中旬，第五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苏州吴县市举行。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葡萄牙、印度、伊朗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160余人会聚在《孙子兵法》的作者——兵圣孙武当年献书、拜将之地，当然与孙武教练女兵的有趣史迹和《孙子兵法》一书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不无关系。日本民间《孙子兵法》研究专家服部千春在会上曾满怀敬意地提到12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留学中国长达17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时并没有携带什么丝绸珍宝，而是把唐朝廷赏赐给他的钱用来买书，将大批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其中包括中国兵书)捆载而归，《孙子兵法》由此传入东瀛。自16世纪以来，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著作竟多达170余种，该书受重视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曾为法语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严谨的《孙子兵法》法文读本的尼凯教授，在进行大会发言时也说起，早在18世纪，一个在清朝宫廷居住过的传教士阿米奥(中文名为钱德明)就曾翻译并在巴黎出版了《孙子兵法》法文本。这个《孙子兵法》的西方语言译本和后来出现的各种兵书译本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兵学长久不衰的特别关注。

　　在人类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千年之交，人们对这部杰出的兵学著作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有更深切的感触，同时也更关注于如何使这部诞生于丘牛大车时代的著作蕴含的博大精深的行动哲理、超凡出众的斗争智慧造福于新千年的人类社会。正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王祖训上将在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演中所说的那样：“以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先秦兵学大师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创造了不朽的用兵艺术，更在于高举‘义战’、‘慎战’的旗帜，反对穷兵黩武。他们强调战争法则必须服从社会道义法则，军事暴力的运用必须接受人类道德的约束。中国传统兵学的这种人道主义底蕴，在现代国际生活中值得高扬。”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李际均中将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愿：“维护世界和平与尊重各国主权及其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应当承认并尊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通过对话、协商和谅解，谋求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当不同的文化背景发生矛盾与冲突时，明智的选择是寻求一种不转化为武力对抗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我想这是研究像《孙子兵法》这样的军事文化遗产的出发点和归宿。”

　　尽管与会代表的学术领域不尽相同，研究兴趣也不全一致，但从孙子等前辈哲人的思想遗产中汲取智慧，让和平与安全的阳光普照明天的世界，则是与会代表的共同企望。

　　当代军事理论的嬗变与《孙子兵法》所面临的理论挑战

　　《孙子兵法》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是它历经2500多年至今仍受到人们重视根本原因。而且大多数的与会学者，都同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基尔申一样，仍然认为《孙子兵法》精博深邃的思想不仅在过去对中国仍至世界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核心和精髓，‘非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对我们深入思考和全面领悟新世纪战争的哲学本质，更是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日本学者大谷贵央在《“知彼知己”与国家安全》一文中也提到，《孙子兵法》所提出的“知彼”、“知己”以及“备患”等思想，都是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不可易移的基础。美国学者白邦瑞在题为《学习孙子“先为不可胜”的思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大会发言中说：“孙子离开我们几千年了。今天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孙子的战略与谋略思想是跨越时空、不朽永存的。”他还风趣地编了一段顺口溜，来说明学习《孙子兵法》的重要性——“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四天不学被端老窝，五天不学要亡国。”在肯定《孙子兵法》在未来国防与军事斗争中仍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前提下，卢浩衷、姬宏斌的《孙子的战略思想与空间力量的威慑运用》，单秀法的《〈孙子兵法〉重战慎重战思想的当代意义》，韩嘉禾、毛笑冰的《孙子思想与新世纪国际安全观》，张云的《孙子兵法与国防教育》，刘先廷的《孙子的多极战略思想》，唐武文的《从科索沃战争看未来战争形态》，蒋磊的《当代中国海权与〈孙子〉安全观》等文章或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入发掘，揭示其尚未为人所认识到的思想精义，或站在未来战争理论需求的立场上审视《孙子兵法》，寻求新的战争理论与其思想的契合点，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由于近年来高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因素在战斗力体系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知识与信息成为战争的重要因素，战争的道德问题被提到新的高度，当代军事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非传统的战争新概念向传统战争发出了挑战，向传统战争理论发出了挑战，也牵扯到如何认识《孙子兵法》的现实价值问题。美国学者冯德威在研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如在当今世界军事理论家正探索的所谓“军事革命”和“军事技术革命”中，《孙子兵法》是否仍然适用？如果适用，在战争的什么层次上适用？换句话说，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是不是使《孙子兵法》的重要性下降？孙子的思想如何应用到现代的技术军种？《孙子兵法》如何适用于谋求高速机动、打高技术应急作战的军队？《孙子兵法》如何应用于“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或“大规模地区冲突”？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如何才能把《孙子兵法》应用于类似维和行动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些问题集中代表了一些外国学者对《孙子兵法》在未来战争理论中地位的疑虑。对此，姚有志的《新千年开启之际的战争哲学思考》、吴如嵩的《迈向21世纪的〈孙子〉研究》以及薛国安的《战争悖论与孙子思想的回归——略论〈孙子兵法〉与当代军事理论的融合》等几篇文章做出了正面回应。姚有志指出：当今战争形式、战争手段乃至战争理论的深刻变化都不意味着具有东方兵学特色的谋略制胜失去了光辉。战争作为力量组织和力量运用的艺术，高技术战争将伴随着高智能的谋略运用，谋略仍是弥补武器装备不足的重要途径。吴如嵩具体分析了《孙子兵法》所面临的挑战，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军事革命所引发的新的作战方式的挑战，比如“非线式作战”、“非接触作战”、“非对称作战”；二是被认为是打破了一切传统战争理论的“战争新概念”，比如“信息制胜论”与“零伤亡战争论”。他认为前者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新事物，而后者则是应予批驳的错误理论，其论者在引用孙子的观点作为其理论注脚时存在着明显的误解。薛国安则从美国空军学院的哈蒙德教授提出的“战争悖论”说入手，指出这些所谓“战争悖论”以及其他有“悖论”之嫌的新观念、新理论，绝大部分并非什么前无古人的理论创新，而是在当代高技术平台上对以往人类战争智慧的吸收和运用，特别是对东方一些流传千古的战争常理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许多见解与孙子的思想主张基本吻合，堪称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回归。另一方面，新军事革命和高技术局部战争是更高层次的军事斗争，也是更高层次的智慧较量，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需要孙子的智慧，更需要孙子思维方式的回归。

　　当代国际安全与《孙子兵法》的和平及多极斗争思想

　　在现代国际关系领域里，《孙子兵法》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糜振玉的《孙子慎战思想与中国国家安全》一文归纳了孙子的慎战思想，肯定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的传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和理论要点，并将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概括为“卫主权，求和平，保稳定，谋合作，促发展”。该文还借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会欺侮别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决不容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态度是对国际上一些人散布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最好回答。邵振庭等人在《孙子战略思想与现代国际战略格局》一文中则指出，“道”为首的制胜思想在现代多极化战略格局中更有指导意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追求仍是现代战略运筹的最佳选择；“先胜”思想是现代国际战略格局中争取主动的重要原则；“伐交”思想是创造良好战略环境的重要手段。程广中等人在《亚太安全的利益基础》一文中，结合《孙子兵法》“动之以利”的言论，说明亚太安全合作的利益基础是经济相互依存，抑制冲突是亚太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只有亚太各国摒弃旧的安全观，树立新型安全观，在各国安全利益中充分纳入亚太地区安全利益，建立和完善亚太安全机制，发挥大国在亚太的主导作用，其安全才会有保障。印度学者拉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大国均衡制表示不满。他在《孙子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一文中说，核国家，尤其是三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并不愿意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准则。发达国家也不愿意接受一个所有国家都能追求各自发展道路的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产生一个和平的世界，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略去某些国家的整体繁荣不谈，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一国内部国民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强权政治和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野心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他提出要努力建立于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新的秩序必须致力于以更公正的方式来处理所有国家的安全，促使所有的国家都能够经济繁荣，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则需要全世界的领导人和有思想的人努力工作和采取果断的行动。在如何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孙子兵法》的一些要领直到今天仍是正确的。

　　对大家都极为关心的中美关系，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赞成中美之间建立互利互信的战略伙伴关系。彭光谦《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一文指出，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具有雄厚发展潜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冷战后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中美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有别，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各异，但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的繁荣与发展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和责任，两国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的发展方向与性质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罗援《中美安全观念比较》一文从分析中美安全观的异同点入手，探讨了影响中美安全观的主要因素及中美安全观可能给地区安全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为了防止中美首脑之间达成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面临“空心化”甚至夭折的危险，中美要分三个步骤循序渐进地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第一步建立相互包容、和平共处关系。第二步建立互补互利关系。第三步建立互信合作关系。总之，是以新的“三C政策”(CO-EXISTENCE，COMPLEMENT，COOPERATION即共处、互补、合作)，代替旧的“三C政策”(CONFRONTATION，COMPLETITION，CONTAINMENT即对抗、竞争、遏制)。

　　关于中国的统一问题，李鼎文在《孙子的同舟而济思想对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启示》一文中提出要根据“人情”的变化，驭之以利，发之以理，不断寻求两岸的融合点，扩大两岸的交集面。那么，怎样看待统一的利益和好处呢？中国台湾学者杨开煌《对“论统一的好处”之分析》一文，提到了前不久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和上海东亚所章念驰所长总结出的“和平统一的十大好处”、“廿一点两岸统一的好处”。他自己则进一步归纳了五点：一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因统一而理性，台湾的民族主义情感可以因统一而达到衣锦荣归的效果，面对台湾的历史，这才是台湾真正的出头天。第二是中国成为陆地海洋国家的战略得以完成，此一国际战略的完成将影响下一世纪中国人阅读世界，阅读国际的角度。而台湾也得以从中国的边疆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前沿，这是台湾与大陆相对战略位置的大调整。第三是中国的统一有机会使大陆、港澳、台湾之间，形成一种中国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对话、交流和竞争机制，为中国的文化再生提供了新的机遇，此一内在竞争可能提供内在启蒙的机制，使中国文化再创春秋战国的多元和多彩。第四是中国统一使得中国在民族主义理性化，海陆国家战略的实践基础上真正摆脱殖民地似的“迎头赶上，并驾齐驱”的思考模式，而开创东方文化的独特性。第五是在统一的包容和鼓舞下，此一多元化、多彩化的文化则有可能为中国再塑新的理想型的文化，以便为新中国人作好培育的基础工作。在讨论过程中，一些代表也感到，尽管许多人看到了两岸统一的诸多好处，但近年来两岸关系确实停滞不前乃至在倒退。为化解两岸关系的僵局，一些台湾学者想到了借鉴《孙子兵法》的智慧。许肇兴在《从九地篇看当前中国统一问题》一文中，认为该篇真正的哲理在于谋略纵横捭阖、机诈权术，其实是以“创造性的过程”解决问题，更是针对困境善加应变。以之来思考当今两岸关系，也应该把目前对峙分裂的现状，当作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也就是经由目前的僵持对立，达成一个更好的统一。赖进义的论文《两岸关系“四求”》提出，孙子“求知”、“求先”、“求全”、“求善”的思想应能为两岸人民建构一个较好的未来，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不过，两岸学者及各国与会代表都看的很清楚，和平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择，却从来就不是今后也不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大陆学者在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政府立足于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武力，一旦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蓄意“创造”危迫时刻，则只能走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这条道路了。

　　《孙子兵法》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孙子兵法》，看起来似乎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法产生直接的效益，但它却是宏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丰富军事理论宝库的重要方面。洪兵《真正的战略在中国》一文通过对战略理论发展过程的分析，肯定了《孙子兵法》在战略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该文指出，一些外国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认为战略产生于西方。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战略”一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战略思想，对军事力量的对抗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具有十分明显的辩证和宏观思维特征。《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的成熟之作。它以及后来的《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书对战略的功能、基本范畴、相关要素、逻辑展开、战略实施的基本原则等都做了非常深刻和全面的概括。这些著作要比西方国家同类著作早上几百年。

　　对《孙子兵法》本身内容的研究，则有黄朴民的《孙子“伐交”本意考》、王寅宝的《“胜兵无形”探微——读〈孙子〉札记》、田旭东《孙子有关兵阴阳家的内容》、孙建民的《论“兵无选锋，曰北”》等文章。其中黄朴民的论文对以往《孙子》注释中将“伐交”说成是进行外交斗争瓦解敌方的联盟，扩大、巩固自己的联盟，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提出了异议。他通过对孙子所处时代军事斗争形式和特点的分析，结合曹操、梅尧臣等人的注释，提出“伐交”的本义是观兵示人以兵威，迫敌屈服。这一看法对读者深入了解《孙子兵法》原文是有参考价值的。对毛泽东等无产阶级军事家与《孙子兵法》等传统兵学典籍的关系，以往学术界也有过探讨，对毛泽东著作中的资料和同时代人的回忆资料搜集的也比较全。董志新《毛泽东早年接触〈孙子〉线索考察》则更辟蹊径，从毛泽东早期著作和传记材料中查找线索，进而做出一些有趣同时也是合理的推测推论。党明德在《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孙子兵法〉中“势”的创意运用》一文中，对《论持久战》等几篇著作的“势”论和《孙子兵法》的“势”论进行了深入比较，认为毛泽东的这几篇文章中都讲了如何由劣势变优势最终取胜的问题。围绕着用势以弱胜强，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敌后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与计划性，战略的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等新见解，这都是对《孙子兵法》中“势”的发展与创新。

　　近年来学术界比较重视从更宏观的军事文化视角研究《孙子兵法》和中国古代兵学，吴九龙《略说先秦战争观念的演进》、张文儒《略论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主要特征》、宫玉振《“中国威胁论”的西方话语特征》等即属于这类性质的文章。吴九龙比较了先秦兵书《司马法》和《孙子兵法》的异同，说明当时战争观念的演变在两部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张文儒则从古代兵学所体现的文化意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特征主要为——比较重视军事与政治、治军与治国的关系，比较重视谋略的作用，极富有哲理性。宫玉振不赞成那些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习惯于西方式的“实力—扩张”法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中国威胁论”之说。他说，中国的王朝兴衰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她对国内秩序的更为关心而不是偏重于对外扩张的传统，至少在秦汉以后就已经定型，这确实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即使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非西方式的防御型的民族主义，是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反抗形式。他还提出，要对“中国威胁论”进行回应，还需要学术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从理论上建立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此外，与以往中国台湾学者在孙子研讨会上较少对《孙子兵法》本身进行研究的情况不同，在这届研讨会上，汪国桢《孙子明代版本初探》、林建煌《中国古典兵家的用人思想的基本理念》皆就各自的研究主题提出了颇富见地的学术见解，颇值得一读。

　　《孙子兵法》的多学科运用

　　鉴于《孙子兵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可以运用于商业、管理等非军事性竞争领域，许多经济理论学者和企业家对这部古代兵书予以格外的关注。在新的世纪里，在来势凶猛的全球化经济浪潮面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借鉴孙子的理论，巧思熟筹，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避开巨大的风险，成为商战中的强者。高增夏《〈孙子兵法〉——企业经营之道》总结了该书对搞好企业经营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5条原则：以“利”以为准，以“计为首”，以“知”为导，以“势”为据、以“人”为本；库桂生《全球化中的“称胜”之道》认为中国应遵照孙子的思想，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杨少俊《21世纪：扩大〈孙子兵法〉的和平利用》则指出孙子的同舟共济思想、趋利避害思想、信息主导和先知取胜的思想、创新思想都是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应当汲取的。同中国学者一样，外国与会代表对这个话题也抱着浓厚的兴趣。日本的服部千春、马来西亚的吕罗拔等人的大会发言都谈到了企业的战略目的、人才培养，谈到了《孙子兵法》的战争智慧和思维方法的永恒性，甚至讲到了如何用孙子的智慧举办股市讲座。在吕罗拔先生看来，《孙子兵法》是应当经常读，经常用的。为此他专门印了4000册红色小小本的《孙子兵法》原文，以使马来西亚孙子研究会的会员们都可以随身携带，边读边用。

　　除了经济领域，代表们还就孙子思想在国际反恐怖问题、预防犯罪战略、社会治安以及人才战略、法制建设等方面的借鉴价值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孙子家乡的会议代表还专门为会议提交了两篇论文，重点阐述围绕孙子文化的旅游开发战略问题。而能让孙子的理论首先造福于其桑梓故里，让孙子早年活动过的地方和《孙子兵法》竹简出土之地尽快富裕起来，恐怕是与会的海内外代表最高兴的事情了。

　　相关专题：孙子兵法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