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宏

　　●当即可用的作战能力是军事能力的主要体现，是国家的核心能力

　　●军事对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起着牵引作用

　　●只有当军事潜力能迅速转化为军事实力时，军事潜力才会有意义

　　●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不完全是上下包含关系，还是前后转化关系

　　军事实力、战争潜力和综合国力是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概念。当前正在兴起的新军事变革又在影响和改变着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辨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适用范围，实显重要。

　　一、当代最严重的危机仍然是与暴力相关的冲突和战争。国家军事实力、特别是当即可以使用的作战能力，是国家的核心能力。

　　军事力量有两种基本效用：阻止他方做其愿意做的事情；强制他方做其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世界历史表明：在一个无序的世界里，军事能力是国家实力的最终体现，也是国际关系状况的最终“仲裁者”。在当前形势下，慑止战争和控制战争的能力，实际上是国家军事实力，而不是其他能力；而这种军事实力主要是可以立即使用、至多是经短暂动员即可使用的军事能力而不是总体的战争潜力。在和平时期，外交显得比军事活跃得多，不过德国的腓特烈大帝在长期实践中得出了一个著名结论：没有军事的外交，不过是没有乐器的乐章。

　　世界主要强国，把握自身国力发展和衡量他国实力及其发展的关键尺度是国家军事能力。它们主要是根据别国实力状况及发展而不是根据别国的言辞来决定有关策略。理由很简单，“由言语传递的意图可轻易改变，而实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上，国家军事能力决定着国家间关系的底线。美国兰德公司在2000年发表的国家实力评估报告中，仍然重复着这种观点：“国家实力的基础源于一国主导世界经济领先部门的能力，实力最重要的体现将继续是军事能力。”

　　二、战争潜力不直接等效于军事实力，而且由于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这个不等号的倾斜度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可以当即使用的作战能力”重要性的上升，是新军事变革的重要体现或本身就是军事变革的一部分。

　　新军事变革将进一步使进攻优于防御，战争初期进攻往往具有极大的战略震撼力和系统破坏力。随着军队系统化程度和战略突袭能力的提高，发达国家军队已具备在短时段内大规模打击静态暴露的点状目标的能力，初期作战效果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对以多大的代价赢得战争，都具有关键意义。海湾战争中，在头24小时打击的伊拉克目标是二战中美空军第八军在1943年一年打击德国目标的三倍。美军在今后15年里的建设目标是在高强度战争中实施一体化战略作战，也就是不由外而内的逐次交战，直接对敌战略重心实施决定性打击，力图一举使对手全面瘫痪。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震慑作战行动，不过是朝着这一体化战略作战目标迈进的一次实战检验。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及作战行动战略性、并行性和迅速化的趋向，极大地增加了防御作战的难度。信息战与火力战的结合，使进攻作战更加精确化，这种趋向越来越有利于进攻行动，而越来越难以进行防御作战。从攻防能力的现状及发展看，防御作战的战略重要性是由战略进攻的能量、双方力量对比和其他现实条件的制约所决定的，从进攻与防御两种作战样式的本身来看，战略进攻将进一步居主导和支配性地位。

　　当代作战手段正在全面突破局部的限制，“局部战争不局部”。相对于世界大战和核大战，当代高技术战争均属于所谓的“局部战争”范畴。但近几场“局部战争”，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已突破了在武器、地理范围和影响上的“局部”与“有限”的含义。其战场空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场重大战役，太空侦测、跨洲际长途奔袭、跨战区机动、网络对抗等，使军事对抗空间达到全球范围。在战争目标上，当代战争对于防御和被干涉一方往往具有全局性和

　　根本性的影响。近年来美军在历次较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干涉中打击的不仅是军事目标，也包括社会目标在内的所有战略目标。对于被干涉一方而言，这种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性的。高技术兵器突破了传统兵器性能的制约，军事力量越来越多地用战略性作战手段参与战术性行动。这就要求不是从局部、而是从全局，不是从军事战略、而是从国家战略的层次来处置军事和战争问题。

　　可以当即使用的军事实力走上前台，总体军事力量退居幕后。“总体力量”指一国所有的包括现实和潜在的力量，当代军事斗争并非是所有力量的对抗，而是总体力量中可以直接使用的力量之间的对抗。正是由于战争初期的战略突袭日益具有关键意义，当代军事斗争要求武装力量具有整体上的“实时性”，随时处于优良的能战状态，即处于“可以直接使用的状态”，以在战争初期进行战略反击，不给敌人选择战场的自由，迫使敌人分出更大力量进行战略防御，达到分散其战略进攻力量的效果并尽最大可能把战争破坏推向敌人一边；即使在战争长期化的情况下，也要力争在源头上消灭敌人战略进攻的能力。随着现代战略打击能力的突飞猛进，“可以使用的力量”是指能起真正的威慑作用、而在威慑失效后能给敌方以战略打击的能力。

　　在当代，军事潜力的意义在下降，军事实力的价值在上升，且仅当军事潜力能迅速转化为军事实力时，军事潜力才有意义。在当代战争的过程中进行强弱、优劣转换，需付出重大的代价，因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次要选择。当代军事规律要求尽可能地把“强弱转换”的过程，从战争期间提到战前完成。

　　如果说，在过去的全面反侵略战争中，军事潜力更为重要，那么在当代战争中，军事实力更为重要。新军事变革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对于总体战争，如过去的全面反侵略战争，综合国力大体上可以用于描述国家战争潜力，综合国力与战争潜力和军事实力强，总体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低。但是，对于当代局部战争，综合国力不能直接用于描述国家军事能力，与战争潜力相关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低，那么局部战争发生可能性就高。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的有限战争将是涉及全局性影响的战争，在此情况下，笼统地用综合国力来涵盖战争潜力和军事实力，就不那么适当了。

　　三、军事实力与战争潜力并不是简单地从属于综合国力，军事与国家经济、科技也并不只是单向的消极关系。军事不仅为国家发展提供安全保障，而且对于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起着牵引作用。对综合国力的通常理解，或是忽视或是没有深刻体现军事这两种作用。

　　综合国力一般指主权国家经济、科技、军事、资源、文化等方面实力和影响力的总和，或主权国家所拥有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合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个巨大的进步，为衡量国力的状况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指标。然而总体上看这一概念本身及其运用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如不慎重使用，综合国力往往成为一个无所不包且大而不当的概念。在多数情况下，对综合国力这一概念的运用，是化“综合”为“经济”，即使提及科技与文化，也是与经济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实际运用中，综合国力概念往往是有经济导向的。

　　其次，人们往往在静态的意义上使用综合国力这一概念，视综合国力为各领域资源、力量的叠加，而不是各领域资源、力量的有序运动。也就是说，谈论综合国力时，未涉及综合国力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比如，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但科技创新能力是如何生成和增长的呢？政府在科技创新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存在一个国家的转化能力，即把各种资源转化为业绩的能力，也就是政府的绩效。在军事领域以及军事与科技、经济的关系上，政府起着特殊的核心作用。在此方面，如果说苏联是“不成功”的例子，那么并非由于哪条经济学原理或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而是政府的转化能力决定了“成功”与“不成功”的结果。

　　再次，对综合国力的衡量以及综合国力的发展，并不是在真空里进行，而是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世界里进行的。历史，特别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历史表明，和平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平均化、普遍化或者双赢并不是列强所希望的，它们希望的是垄断和独占。当和平竞争有利时，就进行自由贸易；当自由贸易不利于自身的利益时，它们就要打破和平、自由而改变经济竞争的规则。例如，起初英国在和平(自由)贸易中，先后输给了印度和中国。但英国用暴力打破了自由贸易，粉碎了当时印度领先于英国的纺织能力，把印度由纺织制成品出口国变成了原材料出口国，进而成了彻底的殖民地。在与清代时期的中国的交往中，英国改用战争贸易，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大门，输入鸦片，抢走白银。从国际关系本质的意义上，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不是一个前者包括后者的概念，而是前者的效力在必要时集中体现在后者的概念；也就是说，综合国力与军事实力的关系不完全是上下的包含关系，而且还是前后的转化关系。“国家资源、政府绩效、军事实力”，这是美国兰德公司2000年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国家实力评估框架。其核心思想是，“全面探究国家实力，其起点应是评估一国能否参与正在发生的知识革命及参与到什么程度；其终点是评估它是否有能力将这些成果转化为有效的军事能力”，因为“国家军事能力是国家实力最可靠和最终的体现”。

　　综上所述，可以强调几点：

　　●当即可用的作战能力是当代军事能力的主要体现，是国家的核心能力。这是一种国家级的战略“110”能力，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未来战争留给一个国家实现从战争潜力到军事实力转化的时间是很少的。

　　●综合国力概念需要进一步向动态深化，其关键是政府的领导和转化能力。

　　●军队建设的本质是国家资源和军事资源的配置和使用。需要强化两个观念，一是国家领导和管理的效益和效率，二是军事领导和管理的效益和效率。

　　●在国家军事能力中，人的因素是最具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