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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和平与发展将更加鲜明地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深入，国际恐怖主义正日渐猖獗，日益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在这种大背景下，继承《 孙子》思想，着眼世界全局，对国际反恐怖问题进行清醒的战略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把反恐怖斗争提升为国际战略进行全方位谋划，努力实现反恐怖斗争的全球一体化

　　国际恐怖主义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制胜国际恐怖主义也非单方面所能奏效的，必须全方位谋划，各方面协同。

　　(一)追根溯源，标本兼治，铲除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

　　首先，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0世纪90年代以来，40%的国际恐怖活动是针对某个超级大国的。超级大国之所以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攻击的主要目标，根本的原因是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到处插手别国事务，到处树敌。霸权主义再霸，强权政治再强，终不能征服被欺压的国家和民族的心理；心理不服终要反抗；正面不能取胜，难免找点“旁门左道”。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以协商、对话解决国际冲突，解决民族、种族、宗教等矛盾，是国际反恐怖战略的首要问题。

　　其次，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减少灾难，缩小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发生的200多次局部战争和较大规模的暴力恐怖事件中，大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除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种族冲突外，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长期处于负增长，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导致了社会的紧张、动乱和恐怖主义的猖撅。这些地区大量的贫民窟、棚户区、数以万计的难民和社会经济严重的两极分化，穷人和富人生活方式的鲜明差异等，无疑是滋生暴力和恐怖的温床。因而，在全世界如何缩小南北之间的差距，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尽快发展起来，减少灾害，消灭贫困，是铲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大计。

　　再次，改善国内政治，加强社会控制，动员全体国民，建立根治恐怖主义的社会环境。国内政局不稳，社会失控，既是导致恐怖主义的直接原因，也是恐怖主义造成的直接恶果。南亚、南美的一些国家，政变频仍，政权更跌，与恐怖主义的猖獗互为因果。因此，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不能忽视国内政治的改善。各

　　国国情不同，不应该也不可能强求用一种模式立国理政。但都应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建立稳定的政治环境。

　　对恐怖主义最有效的遏制是全民动员，“上下同欲”，造成陷之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如面对奥姆真理教的嚣张气焰，日本政府、警方和全体国民同心协力：一是将奥姆真理教置于广大民众的密切监视之下。二是警方一旦接获奥姆真理教违法乱纪、骚扰居民等情报，立即展开查抄、扣押等行动。三是制定新的法律，根治奥姆真理教。

　　(二)国际社会积极主动，各国密切协同。实现国际反恐怖斗争的全球一体化

　　恐怖主义已经发展为一种国际现象，因而反恐怖斗争也必然在世界范围内联为一体，相互策应。近年来，国际反恐怖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不断加强。同时，由于西方国家人权、主权、民族、民主理论的影响，由于许多国家在恐怖组织、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等理论问题上的差异和对立，由于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作用的局限性，使得真正广泛、巩固的国际反恐怖统一战线远未形成，未能从根本上遏制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建立广泛、巩固的国际反恐怖统一战线，推进反恐怖斗争的全球一体化，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匡正西方人权、主权、民族、民主等理论。西方国家标榜自己的人权、民主等理论是最人道、最进步的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在实践上对国际反恐怖斗争具有消极作用。在西方国家内部，这种民主、人权、自由等不仅限制了这些国家打击恐怖活动的力度，而且使这些长期受恐怖袭击困扰的国家反而成了国际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如在西方某些国家，中东的一些极端主义组织可以随心所欲地出版激进刊物，大肆宣传激进主张，为他们的恐怖活动作辨护；有些在其它国家和地区从事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案发后就跑到西方某些国家避难。在这些国家中，一些恐怖组织的头目不仅可以公开活动，举行集会，而且可以筹集资金，购买军火。

　　同时，西方人权、主权、民主、民族等理论，客观上刺激了某些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造成了一些地区的民族清洗和民族仇杀。近年来西方一直竭力宣扬“人权高于主权”。联合国内竟出现了“人权主流化”的趋势。这一理论具有很大的盅惑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今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蔓延的催化剂，成了极端民族分子和极端宗教势力恐怖活动的催化剂。

　　其次，加紧反恐怖理论研究，在基本理论上尽快达成共识。从这些年来国际反恐怖合作取得的成果来看，世界各国在谴责恐怖活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但在涉及恐怖活动的一些组织和人员上分歧很大；对于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资助的恐怖主义这个问题，难以界定；对国际反恐怖斗争的合作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难以理清。这些理论上的模糊和混乱，直接影响着国际反恐怖斗争的合作。近年来，一些国家即使达成了一些交流情报、切断恐怖组织活动的资金来源、引渡恐怖分子等协议，也由于这些理论上的分歧而不能有效地实施。因此，加强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理论研究，已刻不容缓。

　　再次，联合国牵头，建立广泛、强大、巩固的国际反恐怖统一战线。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区域性的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之所以发挥作用有限，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联合国出面牵头，未能形成全球一体化的反恐怖联盟。当前，许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国际反恐怖合作不能只听令于一两个大国的意志，联合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1998年1月14日，阿拉伯国家联盟第30届紧急会议在埃及卢克索闭幕，会议发表的最后声明呼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反恐怖国际会议。

　　当前，联合国应抓紧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联合国成立国际反恐怖斗争中心，谋划国际反恐怖战略。1998年10月26日的国际刑警组织第26届大会通过的《反恐怖开罗宣言》表示，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反恐怖大会，制定共同的国际反恐怖战略。同年12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表示进一步完善、甚至重新修定国际法。可见，成立国际反恐怖中心，谋划国际反恐怖战略，是大多数国家的要求，是历史的要求。

　　二是成立国际反恐怖统一战线，明确各国在统一战线中的责任和义务，以使各国在反恐怖斗争中相互支援，形成合力。

　　三是建立国际反恐怖跨国部队。担负跨国反恐怖任务。这支部队应精悍、精锐，能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执行任务，并善于与各国反恐怖特种部队协同作战。

　　联合国统领之下的国际反恐怖统一战线，应切实由联合国领导，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志，制止大国绕开联合国我行我素的行为，反对大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统一战线的作法，警惕大国把统一战线变为实现自己民族极端利己主义的工具。

　　(三)以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的恐怖活动为重点，竭力制止大规模民族仇杀和教派屠戮

　　在国际恐怖主义的狂潮恶浪中，以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为内在支撑的暴力恐怖危害最大。这种恐怖，与某些民族利益和宗教利益胶着在一起，造成了偏激的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具有益惑性、疯狂性、广泛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据不完全统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约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武装冲突。国际反恐怖斗争，不能不以制止这种仇杀和屠戮为重点。

　　首先，肃清泛民族主义和邪教教义的流毒，宣传科学的民族理论和宗教理论。

　　泛民族主义由来己久。从历史发展看，现代泛民族主义是开历史的倒车。因为，现今全世界有3000多个民族。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经过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多次反复，已经形成了现代多民族构成的主权国家。除日本、朝鲜和西欧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这种多民族构成的主权国家，是世界各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在这个时候，再企图建立历史上曾经有过甚至根本没有过的某种单一民族的国家，势必使许多民族从主权国家中分离出去，而这是大多数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从实践来看，这种泛民族主义必然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导致了相关的主权国家的分裂，导致了一些地区狂热的民族清洗和仇杀。这种民族清洗和仇杀造成了数以万计的难民潮。目前，全世界的难民多达400万。这些难民，是民族清洗和教派仇杀的恶果；这种恶果又滋生着新的屠戮和仇杀。这种现象己经成为一种世界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

　　邪教是一种反科学、反文明、反人类的邪恶势力。对这种反历史、反进步、反科学、反人类的思潮和教义，国际社会没有理由宽容、放任、支持和纵容。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驳斥、限制乃至取缔。与此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宣传科学的民族理论和宗教理论，用科学和文明，战胜愚昧和野蛮。

　　其次，纠正民族、宗教政策上的偏颇，实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现今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多宗教组成的统一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冷战后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并导致仇杀和屠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族、宗教政策上的偏颇。民族、宗教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任何简单化、片面化都只能埋下祸根，导致恶果。从历史实践来看，各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有利于各民族和睦相处和宗教的健康发展。实行这一政策，合理的民族利益应该保护，极端民族主义应该禁止；正当的宗教信仰应该保护，极端宗教势力和邪教组织应该取缔。

　　再次，揭露打着民族、宗教旗帜的极端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的罪恶阴谋，教育广大民众和一般教徒。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掀起的恐怖狂潮，参与者数千数万，其中不可能是铁板一块。除极少数强硬派、顽固派之外，绝大多数是受益惑的一般群众。揭露少数首恶，有可能教育一般民众和一般教徒。

　　谋划反恐怖斗争的国际战略，谋求反恐怖斗争的全球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奋斗。而联合国的积极主动，则是这一系统工程得以构建和实现的关键。

　　二、精谋巧略，把握主动，开创国际反恐怖斗争的新局面

　　卓有成效地开展反恐怖斗争，必须精谋巧略，以谋制胜。

　　(一)坚持先胜、全胜和速胜思想，竭力争取反恐怖斗争的最佳境界

　　国际反恐怖斗争，必须未雨绸缪，未战先胜。从总体上说，国际反恐怖力量对国际恐怖主义占绝对优势，各主权国家对国内恐怖组织占绝对权势，应该达成未战先胜的态势。但“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在具体实践中，要达成实际的优势，必须高度重视，超前思维，防微杜渐。当前，一些国家对已见端倪的核武器恐怖、生化武器恐怖、网络恐怖和克隆恐怖等，采取措施，提前防范，如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5年内不得从事克隆人的研究。英国通过了立法，禁止进行克隆人的研究。这些措施，极为必要。

　　反恐怖斗争应精谋巧力，努力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胜境界。

　　要实现全胜，必须在强有力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科学地实施攻心或心战。攻心或心战代表了中国古代兵道的智慧，为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所推崇。在现代战争中，借助电子信息技术，使攻心或心战的方式高度现代化，效能空前提高。与以往相比，高技术条件下的攻心或心战，正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特点，其出神入化、以假乱真的程度，令人目不暇接，惊心动魄。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应把攻心或心战用得更好。

　　反恐怖斗争要速战不速决，以快制胜。速胜，能减少恐怖活动造成的危害，减少反恐怖斗争中人力、物力的消耗，因而应竭力争取，避免久拖不决。某些国家的恐怖组织之所以长期猖獗，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局对某些恐怖组织的处置久拖不决，久战不胜，使它愈来愈大，成了气候。

　　(二)准确稳妥，讲究策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端恐怖主义的首恶

　　恐怖组织活动不是单纯的政治，而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因而令受恐怖袭击的国家深恶痛绝。但反恐怖斗争却不能因此而“以牙还牙”。某些大国以恐怖手段对恐怖主义，如用战斧式巡航导弹对被认为“与恐怖分子有关”的两个国家的两处目标进行了突然袭击。这种“导弹报复”一时痛快，却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后患。因为在导弹袭击下的数百上千的伤亡者大多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无辜的平民百姓。这就难免引起这些国家的仇恨，对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只能起消极作用。

　　国际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恐怖活动、恐怖手段各异，因而应认真分析，区别对待。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由于极端分子将恐怖活动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且顽固不化，政府当局便进行严厉镇压，多次搜捕恐怖组织成员，分批处决首恶。而在秘鲁和西班牙，则是在对恐怖势力进行坚决打击之后再施以怀柔政策，以瓦解恐怖组织。斯里兰卡和英国则利用某些恐怖组织内部出现的反对势力，实施多种压力，迫其接受招安。这些，都体现了一定的策略意义。

　　(三)以变制变，出奇制胜，牢牢把握反恐怖斗争的主动权

　　恐怖组织、恐怖主义、恐怖活动在变，因此，反恐怖斗争的组织形式、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也必须随之变化。俄罗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出师不利，陷于被动。第二次车臣战争全面胜利，得益于俄军根据车臣非法武装的特点改变了战法。

　　国际反恐怖斗争，既要因彼而变——依恐怖组织的装备、战略、战术以及相应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又要因己而变——依自己的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组织编成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要力争主动，力避被动，先敌而变，先发制人。

　　以变制变，贵在出奇。出其不意，才能制胜；否则，便只有失败的份儿。要出其不意，就要善于示形造势，隐真示假，牢牢把握主动权，“致敌而不致于敌”。

　　以变制变，出奇制胜，需要辩证思维，需要掌握奇与正、虚与实、迂与直、诚与诈等成对的范畴及其辩证转化。《孙子》阐发的这一系列的成对范畴，概括了中国古代先哲的智慧，具有很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它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既适用于一般战争，也适用于作为特殊战争的反恐怖斗争。

　　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斗争，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既是相关国家的棘手问题，也是任何国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反恐怖斗争中，我们必将面临许多新的未知数。解开这些未知数，需要新的科学、新的技术、新的视角、新的思维，但同样需要古老的东方文化和东方智慧的启迪、触发、牵引和统照。以天人合一、人人合一为坐标，以精谋巧略、以谋制胜为精髓的《孙子兵法》，必将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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