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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世界来说，世纪之交最富意义的事件，也许莫过于中国的崛起了。中国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还是将对世界构成威胁？是霸权主义的终结，还是一轮新的霸权的开始？

　　人们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习惯于西方式的战略思维的人，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实力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扩张，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而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由此便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就现实而言，“中国威胁论”目的明显是为遏制与孤立中国寻求根据，而从思维方式上来说，“中国威胁论”则是用西方的历史经验及其行为准则来理解中国战略行为的产物。那位以“文明冲突论”而名声大噪的塞缪尔·亨廷顿，便有过如此的断言：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①。

　　罗伯特·吉尔平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成功地扩张的国家要改变扩张的习惯是困难的，而相信‘扩张或死亡’在国际生存中至关重要却是非常容易的。② ” 对外扩张的确是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希腊如此，罗马如此，近代资本主义更是如此。这就是西方的生存经验，也是西方世界履试不爽的行为法则。在西方学者看来，这一点自然也就是先验的，无需证明的，所以西方主流战略文化的一个基本观点，便是认为扩张是国家的本性：“国家是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差别的单元，都是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存在资源和机会，国家就必然会扩张他们的力量”③；“国家根本不需要威胁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的特殊动机，实质上国家总是先天倾向于这样做，除非受到背景变量的限制”④。 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模式”(opportunity model)。在这种西方式的语境中，中国的崛起只能被解读为一轮新的霸权的开始。

　　人们总是要用一定的文化模式来理解这个世界的。然而当人们将自己的文化规范与价值视为当然、并戴着自己的文化眼镜去观察别人的时候，必然会带来文化的误读甚至文化的歪曲。美国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曾经提醒人们要警惕文化交往中的种族中心主义：“能否充分理解另一种文化，主要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愿意采取文化相对论的立场，即承认在对某一种文化进行评价时不能生搬另一种文化的标准。如果外国批评家――如俄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我们，我们立刻就会表示不满，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评价歪曲了我们文化和社会的现实。同时，我们也应该谨防以我们自己的观点去评价别人的文化。”因而，“要想充分理解另一社会……的做法，就必须按照它本身的规范和价值标准去理解。为了实际理解人类的行为，观察者在观察其他文化时必须尽可能移开遮住他们视线的本族文化。⑤”

　　然而，正如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以西方的霸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一样，世界文化的话语体系，也明显是以西方的主流文化为主导的。战略文化领域也是如此。学者王逸舟曾经以国际政治学为例指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从研究的术语、叫法、分析模式、观察角度等‘纯技术文本’方面看，国际政治学本身完全是西人的创造。这条线索一直贯穿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始终，贯穿研究分析过程的始终；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表现出明显的‘西方话语’(Western context)特征。……它代表着欧美国际政治学的某种历史局限性。⑥” 另一位学者王缉思也指出：“毕竟，人们所说的‘政治科学’根植于欧美的现实。对其他社会的研究被视为边缘的，脱离了‘主流’，甚至是狭隘的。它们就像一件衣服――专门为主流的西方思想定做的，却貌似具有普遍的适用性.⑦” 由此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用这种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来分析其他社会的文化行为的时候，其中隐藏的却是这样一种前提：在西方国家的行为模式之外，是不可能有其它例外的。问题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与话语体系，以及由此抽象出来的分析模式，能具有普遍的意义吗？用西方的历史与经验，来分析与预测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的自我发展的历史的文明大国的战略行为，到底能有多大的适用性？

　　行为模式与一个文明的发展模式有密切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由文明来决定的。汤因比的著名观点是文明的挑战及其反应。对于所受的挑战及其反应方式的研究，实际是对于文明的生存环境、要解决的和关注的问题、解决的方式的研究。文明的性格就在这些不同中表现了出来。而文明的性格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当的延续性。由于所面临的挑战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历史发展道路，在不同的文明中，必然有不同的价值模式与行为模式。⑦对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的预测，只有建立在对其文明特性的深入把握上才有可能。基于西方的历史与经验，西方战略文化对于分析西方国家的战略行为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对于有着不同的历史与经验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却并非如此简单。一位对中西历史都有很深造诣的汉学家曾以明清时期中西国家比较为例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与欧洲在统治的意识形态与制度上的差异之大，使得运用西方的分析范畴来对明清时期中国国家的活动进行分析十分困难。中华帝国的再生与扩展，所依赖的策略大多不同于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 一部分西方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学家也开始意识到了西方的经验与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许多国家与西方相比，“显然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们与‘西方’在威斯特伐利亚以后的进程没有多少相同之处”。 他们并由此提出了重新研究历史的主张，以“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和它强加的时效观，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观念，区分什么是独一无二的东西，什么并非是独有的线索”⑧ 。

　　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历史研究的意义，确实是独具慧眼。历史研究的意义从来就是超出单纯的历史学本身的。哈佛大学的著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曾经从文明起源的角度，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古史研究在社会科学一般法则上的重要意义”。他说，在文明起源问题上，根据西方的历史研究所拟定出来的若干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说，是通不过中国文明的测试的：“在文明起源上若干西方的一般法则不适用于中国，同时在这方面中国提供它自己的一般规律”。张光直并且认为，“对中国、马雅(即玛雅――引者)和苏米(即苏美尔――引者)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型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而西方的型态实在是个例外”⑨ 。张先生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对于战略文化而言，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被西方中心主义所掩盖的事实：在西方的战略文化传统之外，还有另外的生存逻辑，还有另外的文化传统，或者说，还有另外的历史线索。西方的分裂传统与扩张传统起源于希腊-罗马时代，19世纪的西方依然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依然以同样的方式向外扩张，并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将世界的其余部分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相反，中国的大一统传统，中国的王朝兴衰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她对国内秩序的更为关心而不是偏重对外扩张的传统，则至少在秦汉以后便已经基本定型。这确实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传统。西方文明中的一个逻辑便是实力的增长便意味着扩张，因为只有扩张才能带来实力的进一步增长。罗伯特·吉尔平是对的：在西方文明中，国家的生存逻辑确实很简单――扩张，或者死亡。然而中国不同。扩张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中从来就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说，中国文明是一种自足的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内涵式发展基础上的文明。这是一种不需要对外扩张的文明，扩张对于这个文明而言，只能意味着生产力的破坏，乃至文明的重心失去平衡，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任何文明从总体上来说都是理性的，任何文明也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明智地将战略的重心放在维持内部的整合与平衡而不是对外扩张上，便是中国历代王朝的生存之道。正因为如此，虽然在1840年以前中国始终是东亚最强大的国家，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但中国却从来没有一个王朝将对外扩张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某个帝王的好大喜功当然可以引出一场对境外的用兵，但这并不是文明本身的要求，相反，却是违反文明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因而也就是不可能长远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西方式的实力增长必然导向对外扩张的法则，便失去了其普遍性。公元15世纪初叶，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前，当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先后七次航行海外的时候，他们却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去进行武力征服的，不是去建立海外殖民地的，也不是去掠夺别人的财富的，而是作为友好的使者，去促进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的。费正清曾经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一时期中国所显示出的海上能力是那样的突出，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能力与实际行动之间差异之大”⑩ 。 一种文明扩张与否，关键在于其内部有无扩张的动力，而不在于实力的大小，而内在动力又是与文明的特性密切相关的。离开内在动力的分析，离开对文明的特性的判断，不管一个国家到底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却仅仅根据实力的变化去预测其战略行为，失误自然也就是在所难免的。

　　当代中国的现实，也证明了西方这种“实力-扩张”法则的局限性。新中国近20多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靠的不是对外扩张，不是对外征服，而是内部的不断改革以解放生产力，和外部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和平交流；同时，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带来的是中国同亚太地区所有国家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恶化；是中国同各国政治、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的发展，而不是更多的矛盾对抗；是中国与各国对话合作的态度与方针，而不是中国对各国的敌意和敌视；是中国同地区各国间更多的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而不是“称霸”和“扩张”。

　　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战略文化，确实受到西方的巨大影响，这是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完全接受西方式的生存法则，必然走上西方式的对外扩张之路。一种文化要素在被纳入另一种文化背景中时，往往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以民族主义为例，近年来，不少西方媒体对近代以来在西方影响下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关注，认为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存在着一种“好斗”与“扩张”的发展方向。西方的民族主义确实表现出了强烈的排他性，西方的民族主义也确实不只一次地通向了扩张主义。那么，中国民族主义是否肯定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有一样的发展前景呢？简单的符号对比，也许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正如王国斌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反映了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成为反殖斗争的特征之一。(11)” 东西方民族主义的起因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受重商主义与资本主义驱动的、外向性的民族主义，它易于、后来也确实成为扩张主义的表述形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防御型的民族主义，是对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反抗形式。忽视了这一点，单从“中西都存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西方具有天然的扩张冲动――因而中国必定扩张”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来分析中国的未来走向，是简单的，可笑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不过，“中国威胁论”的西方话语特征，也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要对“中国威胁论”进行回应，需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从理论上建立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应该以对霸权思维的解构为理论出发点，以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础。而中国文化明显的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与生存模式，无疑可以为这种新的话语体系的建立，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只有当这样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真正成为主导性的话语体系的时候，中国的崛起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

注释: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第255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②[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第1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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