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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军事文化思想发源较早而又著述颇丰的国度。兵书数量之多，内容之广泛，见解之深刻，延续年代之久远，为世界所罕见。经后人筛选，被列为经典的兵学著作有七部，史称“武经七书”。七书之外，影响较大的尚有《孙膑兵法》、《曹操集》、《诸葛亮 集》，等等；至于本身不是兵书，但含有丰富用兵韬略及军事文化意识的事书，如《老子》、《左传》、《商君书》等，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综观这些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著作，其主要特征，大约有三。一是比较重视治军与治国关系的研究；二是比较重视谋略；三是具有较强的哲理性或思辨性。

　　(一)比较重视军事与政治、治军与治国关系的研究

　　《孙子兵法·计》篇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要求把战争当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加以认真研究。《吴子》则明确地把战争准备与国家的政治联系起来，其名言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图国第一》)。它并且将修文德归结为一个“和”字，说过：“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图国第一》)《孙膑兵法》也很重视用兵和治国的关系，特别是提出“义战”这一概念更有价值，说：“义者，兵之首也”(《将义》)。由此推论出有义之战必胜，无义之战必败。尽管它讲的“义”，是指符合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提出“义”的概念，使人对战争性质的确定及战争行为的评价有一个准绳，是值得称赞的。

　　《尉缭子》里对军事和政治关系的论断更具有理论形态。它把两者比作植物的茎和根，即军事是茎，政治为根，有时又比作植和种、末和本、表和里的关系。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兵令上》)

　　按照中国古人的观念，所谓“文”或“文德”，首先是指朝廷的正确决策。既然他们把政治(“文”)与军事(“武”)比作本和末、根和茎、种和植的关系。那么，在终极的意义上，军事正是由政治派生出来和为政治服务的。与此相连，也就可以回答，究竟由什么来决定战争的胜与负。在中国军事文化史上，不乏有兵家认为：胜负之分取决于军事实力。但在实力相当时，又有些兵家认为，胜与负取决于有无“良将”。商鞅和尉缭与上面的看法有些不同。他们认为：“明君”与“良将”比，“明君”的作用往往会更大；也就是说，战争的胜与负最终取决于朝廷的政策。

　　其实，除开上面列举的几本著作外，中国的其他兵书，如《司马法》里的“仁本第一”，《三略》里的“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上略》)《六韬》里说，君能“同天下之利”，民则能“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盈虚第二》)等等，也都是按着政治领先的思路展开其论述的。

　　应当看到：强调“明君”(或“朝廷”)的作用胜过将帅，这一说法既摈弃了认为战争胜负取决于天意或某种偶然因素的宿命论观点，又批评了把战争胜负简单地归结于将帅才能的英雄史观，而是突出了朝廷的政治决策所起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反映了中国古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政治因素对军事行为的制约关系。

　　(二)比较重视谋略的作用

　　谋略，是指智谋与方略，是心灵的产品，智慧的结晶。我国西周开国时期著名的战略家姜尚(太公)便有谋略大师的美称。到《孙子》时，更有进展。他把克敌取胜的智谋和策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和原则。在《孙子兵法》的《计篇》、《谋攻篇》、《用间篇》，乃至《作战》、《九地》等篇章里，含有大量的丰富的谋略学内容，而且对“计”、“谋”、“智”、“巧”等概念作了特别的界说。他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意义：战争指导者应在情报准确与信息全面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对该场战争既深谋远虑又能通权达变，以机巧取胜的本领。杜牧在注解《孙子·计篇》里“智”的涵义时说：“智者能机权识变通”，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古人有两句话，一句是：“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另一句是：“一计之出，可以倾覆百万师；一谋之就，孤军亦可以致胜”。都是将军事谋略置于了重要的地位。

　　中国军事文化里之所以重视军事谋略，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经历过一个很长的由奴隶主占有制向封建主占有制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群雄并起，人才辈出。由于战争的频繁进行，像一块磁铁那样，不断地吸引那些“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有为之士，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同军事技术水平长期处于低下状态有关。由于中国古代尚处于冷兵器时期，军事技术不甚发达，克服外界障碍的能力极为有限，相形之下，有无高超的计谋就显得十分重要。

　　那么，在中国传统兵学里，有哪些谋略能代表中国人的高超智慧，或体现出中华意识的特点。就我所见，提出以下几点供研究时参考。

　　1、心战胜于力战

　　《孙子兵法·军争》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后世兵家多与之共识。《孙膑兵法》里说的“延气”，《六韬》里的“文伐”，都强调激励士气和争夺人心的重要。三国时期诸葛亮接受马谡的建议，认可“用兵之法，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更是把心战胜于力战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精兵主义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是中国传统兵学的一贯主张。这既反映出中国兵家对军人素质教育的高度重视，又逐步演化成一种建军统军的谋略。吴子本人是一位典型的精兵主义者。尉缭、曹操、诸葛亮等也有类似主张。如何能造就精兵，一是选择士卒应严格，所谓“兵贵选锋”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应抓住教育与训练这个环节，用吴子的话，叫“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第三》)三是军纪必须严明。尉缭子说：只有军吏畏惧将领，士兵才会畏惧军吏；而士兵畏惧军吏，敌人就会畏惧这样的士兵。这样的士兵就会无往而不胜。(参见《尉僚子·攻权第五》)

　　3、刚柔相济

　　何谓刚？刚是指刚强、坚毅，使对方难以吞食。何谓柔？柔是指柔弱、弱小，引不起对方重视。中国兵学史，不乏有主张持强硬态度以刚兵取胜的，但也有主张贵柔守雌，以柔弱胜刚强的。纵观整个中国兵学文化意识，似乎认为片面强调刚或柔的作用都同样有害。只有刚柔相济，能收到最佳效果。《黄石公三略》里对此做了绝妙的概括，并被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谋略。其中说：“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上略》)

　　4、后发制人

　　后发制人还是先发制人是两种相反的谋略意识。前者指先机发动，乘彼不虞；后者指后于对方发动，以待其阵久气衰。如果作为具体战法，两者各有利弊，可相辅而用；但作为指异性谋略，中国兵家似乎更倾向于后发制人。究其原因，一则，中国虽是一个兵学思想极丰富的国家，但并不好战；二则，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多数战争，虽在本国疆土上展开，参战的每一方，在开始时都不是特别强大，在实战中大都经历一个强弱转化过程；三则，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著名思想家老子，他的兵学见解影响深远，其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先易后难，以少胜多，后发制人。也就是劝导人们，凡遇战事，切不可贪图速胜；宁可耐下性子，积累力量，等待时机，后来居上。

　　三、中国军事文化意识极富于哲理性

　　所谓哲理性是就其思辨性质而言。读过中国哲学史书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先秦时代，《周易》、老子、惠施、公孙龙等，都以思辨见长。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孙子》、《孙膑兵法》等兵学著作，也具有极强烈的思辨特色。后者的特点，从兵学中的具体实际出发，提炼和抽象出最一般的概念，如形、势、己、彼、奇、正、虚、实等，因而能把概念的解析与实际的操作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样便具有了哲理性与实践性双重的价值。

　　拿《孙子》里的形与势两个概念来说，“势”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常用而模糊的概念，而“形”就相对清晰得多。如果把“形”理解为看得见的具体的物质形式，把“势”看作这些物质形式运动起来所产生的力量和效能，两相比照，特别是同军事实践相结合，就会给人在思维方式上以极大的启发。

　　有人觉得，所谓哲理或思辨，只是《孙子》一本书的特点，这种看法与事实相左。虽说《孙子》里提出的概念与判断，在理论层次上更高也更深，但不能排除另一事实：其他兵书在运用思辨能力方面，也有各自的闪光之处。比如，吴起论“文武”，孙膑论“奇正”，《司马法》论“轻重”，就是这样。

　　吴子认为，对一个国家说，文治与武功相辅相依，相反相济而不可偏废。因为修文德才能安和众人，有武备才能防范敌人，两者一表一里，互通互济。他针对有人以妨碍德政为由而宣扬非攻废武，指出：文德和武功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两者并不妨碍。仁义和德政固然需要，但大敌当前，该打而不打，当进而不进，有何资格来谈及？因措置不当，覆军杀将，人都死了，却抚尸号啕而表示哀痛，也就配不上来谈仁了(参见《吴子·图国第一》)。由此可见，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应始终把文治与武功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达成民心畅顺，民富而国强，以武力作后盾，最终以道义取胜。

　　其次，看看《孙膑兵法》里对奇正之变的论述。

　　人们知道，《老子》里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第57章)，《孙子》里的“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势》)，对奇和正都提出过独到见解，但又各有缺失。老子对奇的含义未作展开，孙子虽有展开，但论证时带有循环论味道。相比之下，后起的孙膑，对奇和正的关系提出过有价值的见解。

　　在孙膑看来，奇和正不应拘泥于某种具体的含义，而是应看作一种承认事物有相对性的思维格式。即只要是与对方打法不同而又能置对方于死地，便叫做奇。他举例说，如果把动看成正，静就是奇；同样的道理，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发而为正，未发者奇也。”(《孙膑兵法·奇正》)总之，奇与正就是这样相互依存和相互对待的。他的两句名言是：“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孙膑兵法·奇正》)；对奇和正的关系作了绝妙的哲学概括。

　　再次，《司马法》对轻和重这一对范畴的论述也颇具哲理性。什么是轻重？轻指轻捷、轻便、轻快；重指厚实、持重、牢固。两者是相反相济又相辅相成的一对范畴。书中举例说：凡走进战场的人，所披甲胄越重便越牢固；但就每个士兵的作战行为说，身上带的东西越少，越轻捷便当，也越能发挥威力，这叫“甲以重固，兵以轻胜”(《司马法·严位第四》)。怎样处理这里的轻与重的关系，应寻求两者的最佳配置。

　　《司马法》在谈到战争中人的心理冲突时，同样采取了轻与重的观念。它说：“凡参战的人都具有双重心理素质，其一有争胜心，在察明对方的虚实部位后勇敢地去争胜；其二有畏惧心，怕达不到既定目的，或甚至于被对方消灭。如何解决这种心理态势失衡的状况，办法是在争胜心和畏惧心之间进行比较，分出轻重。只要争胜心大于畏惧心，且万众一心，便可以决一死战。

　　从上面看出，无论是吴子论文武，孙膑论奇正，还是《司马法》里论轻重，都带有强烈的思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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