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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燃起并进而威胁中国的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完全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因而，中国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对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其决策之难，基本一点就是中国国力军力太弱，而要 面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头号强国。以往的论著，更多是从论述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面对巨大压力而毅然出兵这一点来论证中国领导人的胆略、勇气和决心。这些自然都是正确的，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在论述中国出兵决策时，有一段话时常为人们所提及，这就是当许多人不同意出兵时，毛泽东说的：“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段话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出兵决策似乎是情感多于理智，轻率多于慎重。这显然不是历史真实。

　　作为在长期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熟稔中国兵学传统的军事家，毛泽东深谙孙子所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真谛，当他决策出兵这场风险极大的战争时，他和他的战友是慎重而理智的。本文仅就中国对参战的风险分析与评估，说明中国领导人是如何从敌强我弱中辩证地论证中国的“胜算”的。

　　直观对比：中美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中国难有“胜算”

　　战争，首先是力量的对比，形势的分析，智慧的较量。此古人所谓“庙算”。“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庙算”是战争决策者趋利避害的前提。

　　“庙算”最直观的是客观力量的对比。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只有八个多月，大陆解放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长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财政经济状况还相当困难，物价不稳定，城市有三四百万职工和知识分子失业，农村有三四千万农民遭受水旱灾害。同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待进行，散布在一些新区的国民党小股武装和土匪也急待消灭。中国虽有五百万英勇善战的陆军，但海空军等技术军兵种还在初创时期。它的主要对手，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踌躇满志，国力和军力都不可一世的美国。

　　如果将中美两国的国力、军力作一具体比较，这种差别就更加明显和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生产总值2848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共有7公分至24公分的各种火炮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同类火炮只有36门。以美骑一师为例，其野炮、无后座力炮、迫击炮、火箭筒至15公分榴弹炮共897门，而中国军队一个步兵师山炮、迫击炮才数十门，战防炮和高射武器则更少。更为严重的是，出兵之初，中国完全没有制空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其他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美国之强，连当时的苏联也不愿冒同其直接冲突的危险。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好战分子还口出狂言：“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露骨地对中国进行威胁。中国不能不想到，既然中美在朝鲜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使用空军轰炸中国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海军攻击中国的沿海地带。这种最坏和最复杂的情况几乎就是当时不可避免的现实。

　　由此看来，最初中国决策层中“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的总基调也就不奇怪了。一些人反对出兵不能说没有道理。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军力出兵与世界上头号强国较量，在一些人看来，无异于是“以卵击石”，是乞丐与龙王“比宝”。特别是苏联原已作出的向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的承诺也以种种借口不予兑现的时候，中国的劣势更是明显无法弥补。

　　深层分析之一：美国的弱点、战略重点与打世界

　　大战准备不足，中国可以承受参战可能带来的风险

　　直观的对比仅是决策的依据之一。决策的艺术在于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找到趋利避害的因素，找到敌我优劣转换的可能条件。毛泽东和中国决策层分析，中美之间虽然国力军力相比极为悬殊，但美国是否可以打，不完全取决于量化的国力军力对比，还取决于三个因素，这就是：美国的弱点，美国的战略重点和一旦与美国交上手是否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对这三点，毛泽东等作了如下分析和判断。

　　第一，美国的弱点。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又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其强点人们看得比较清楚，而其弱点在耀眼的强点掩饰下不经过辩证分析是很难看出来的。通过多年来与美军打交道的经验和对美军与朝鲜人民军的初步较量分析，中国领导人发现美军并不像吹嘘的那么强大。1950年8月26日和9月5日，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在不同的场合将美军的长处和短处概括为“一长三短”。如毛泽东说：“他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后来他又以更为简炼的“铁多气少”四个字来概括美军。这年11月，周恩来又以讽刺的口吻将美国的“一长”加上一条，变为两长：“美军有两个长处，一是会跑，逃跑时跑得快，跑得远，……第二个优点是铁多。”他还从当时的作战条件分析，“胜败决定于步兵的强弱。步兵，就是美军中最弱的一环。”到志愿军参战前夕，中国领导人更判断美军一些部队的战斗力还不如南朝鲜军。

　　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将重点放在欧洲。中国领导人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清楚的，并没有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而改变这一认识。8月26日，周恩来指出：美国的战略以欧洲为主。后来毛泽东也指出：“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第三，美国并没有准备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这一点判断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早在二战后，毛泽东基于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朝鲜战争前夕，毛泽东又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依然冷静地坚持这一判断。周恩来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马上就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议论分析说：“美帝国主义目前发动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企图是不断地由一个一个的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依据就是，其一，美国“不到二百万的军队，是不可能进行什么世界大战的；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也还不能符合全面性战争的需要”；其二，它的附属集团“英、法最害怕打第三世界大战”。

　　上述三点，从第一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军存在着弱点，是可以打的；从第二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军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将重点转向亚洲，这样也就不大可能在亚洲投入过多的兵力，难以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从第三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美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中国和世界就不会受到全面威胁，朝鲜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只能是一场局部战争，由此带来的风险中国是可以承受的。

　　深层分析之二：参战对中国、对朝鲜、

　　对东方、对世界利益极大，迟打不如早打有利

　　上述分析对中国树立战胜强敌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但分析只到这一步，并不能说明中国参战的利与弊。战争指导的基本原则是趋利避害，真正困扰中国决策层的正是这一点。经过紧张利弊权衡，中国领导人得出了“参战利益极大”的判断。10月13日，毛泽东在给正在苏联谈判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那末，中国参战的极大利益在哪里呢？

　　第一，参战“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对朝鲜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它对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东方有利，主要是指对东方和平有利，它可以挫败美国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在东方建立世界大战基地的企图。

　　第二，对中国有利。主要表现在：其一，参战至少可以消除东北方向的威胁。如果不参战，“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当时中国重工业的一半集中在东北，东北的重工业一半在南满。如果东北受到威胁，中国的建设就要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朝鲜为美国占领后，中国直接面对的将是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台湾和朝鲜。“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其二，朝鲜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由于美军在侵略朝鲜的同时霸占中国台湾，所以当时中国领导人完全有理由认为，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着一致性。周恩来当时就指出：“如果朝鲜能够获得胜利，我们的台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不管后来的实际发展如何，当时中国领导人确实有以在朝鲜的胜利来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这一意图。

　　第三，从时间上说，晚打不如早打对中国有利。参战决策时，周恩来分析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既然早晚要打，我看还是早打为好。”对晚打不如早打，10月14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准备不够，敌人准备也不够；如果让美国侵占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它就会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地位；如果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一口气，当然好，但是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的，我们三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一点工业，到那时还是要打得稀烂；国防和重工业建设三五年是办不好的，而那时候美国就可以把日本武装起来，我们要制止侵略就更不容易了。“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好。”

　　第四，从空间上说，中美在朝鲜较量较之其他地方更对中国有利。解放战争后期，中共领导人即对中美之间可能的直接军事冲突十分警惕。中国大陆基本获得解放之后，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警惕并未随之消失。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帝国主义集团大吃一惊，开始回头注意东方了。中国领导人预计，中美之间将有一场难以避免的较量，而较量的方向主要有三个：朝鲜、台湾、越南。从地缘战略和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上说，在朝鲜与美国较量要比在台湾或越南与美国较量要有利得多。正如周恩来在决策是否出兵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的：“既然美国决定从朝鲜、台湾和越南三个方向进攻中国，那我看，我们还是选择朝鲜为好，理由是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于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中国领导人认为：选择朝鲜战场同美国进行较量，具有“最便利的地形，最便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物资支援，最便利的人力支援，最便利的政治动员，还有最便利于我们取得苏联间接的帮助。……那里最有益、最有价值、最值得、也最有利。”

　　至此，“胜算”出来了。既然中美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场较量，那么，与其坐等美国在东北逼进中国边境，在东南“放蒋出笼”，使中国两面受敌，不如主动迎战；与其坐等对手登堂入室，不如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其示之以弱，不如示之以强；与其长痛，不如短痛；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安心搞建设。后来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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