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斌:《孙子兵法》与外交谋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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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czs.sina.com.cn 2004年10月29日 09:47 舰船知识网络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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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供《舰船知识网络版》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军事谋略是战争中用兵作战的计谋与方略；外交谋略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在各种外交活动中所采用的智谋和策略。二者虽然运用的领域不同，实施的手段有别，但由于均属以“利”为宗旨的抗争之学，有着共同的哲学依托，都必须遵循变化、整体、周密、
一、虚实不定，把握主动 《孙子兵法·虚实篇》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因而要求在选择作战目标、确定进攻路线和主攻方向时，避开敌人的坚实之处，攻击敌人的薄弱之点。但是“实”与“虚”是对立的统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欲使“避实击虚”的原则在作战行动中得以实现，还要通过各种“诡道”手段，灵活地指挥，巧妙地运兵，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形成我实敌虚之势。唐太宗评《孙子》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军事如此，外交亦然，外交斗争能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 外交之术，贵在不定；“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是外交家常用的虚实之术。17世纪瑞典首相奥克生斯汀说，外交者，将无作有，将有作无。即肯定不存在的事情，否定已存在的事情。正如持好牌的人一般都说话很少，声音也很轻；而那些拿孬牌的人往往讲的很响，且言辞非凡。 19世纪英国著名外交家帕麦斯顿曾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所有的是永久不变的利益。”①在“利益至上”原则的驱使下，他权变多诈，虚实不定，以“势力均衡”的外交政策周旋于世界各国，终于在19世纪使大不列颠帝国达到了鼎盛，控制着地球可居住土地面积1／4的殖民地和全世界1/4的人口。马克思在评论帕麦斯顿时指出：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此言虽然是对帕麦斯顿极端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揭露，但也一语道出了他在国际舞台上虚实变换的高明与巧妙。 虚实谋略在外交上的应用主要表现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变化莫测，让对方猜谜而摸不到自己的底。其内核思想就是巧用人们熟视无睹、常见不疑的心理思维，通过“示形而我无形”，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大凡外交高手，无不在对敌“示形”的同时，又暗使我“无形”，在这无穷的虚实变化中夺取外交的胜利。 二、以迂为直，间接取胜 “迂直”谋略是一种辩证的“进道若退”之术。老子称之为“微明”，并解释说：“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老子》第36章)意为欲达到某种目的，往往需要采取一种相反的手段，一种间接而迂回的方式。孙子吸取了老子的这一思想精华，将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用于军事，在《军争篇》中前所未有地提出：“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对于孙子“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理解，众家学者多有差异。笔者赞同陶汉章先生的观点，即“军争中最难的地方，又在于通过迂远曲近的途径达到近直的目的，化不利为有利。”②因为《孙子兵法》本身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基础，谈的是“诡道论”，所以对此也应当站在“诡诈”思想和普遍意义的角度上去理解。其中的“迂”、“直”、“患”、“利”，虽然都是指“地利”而言，但施之于其他诸事也行之有效。它告诉人们，在具有对抗性质的领域里，分析问题，制定决策，不仅要用顺向思维方法，而且还要善于运用逆向思维方法，要全局在胸，把着眼点放在长远的、有关全局的最终利益上。而在外交问题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往往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巧妙地把不利变为有利，是外交目标得以实现的最佳手段。在我国古代诸多的事例中，晋献公“假道于虞”，先后消灭虢、虞获大捷；秦昭王“远交近攻”，破坏“合纵”，逐个翦灭山东六国；无不是借助于迂回战略而取得的辉煌成果。 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暴乱，苏俄政府的国内外形势十分险恶。列宁为了拯救新生的革命政权，保护苏维埃国家，坚持了间接而迂回的战略，不惜与德国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此“和约”不仅使苏俄付出了巨额赔款，而且还丧失了住有4600万居民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于这一“屈服于布列斯特列强的暴力之下”的妥协，苏俄国内其他党派是极力反对的。但列宁认为“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是完完全全正确的”③。 1919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随即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列宁说：“现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是加强了我们自己而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一种让步。”④ 大国争胜要“以迂为直”，小国图强也离不开“以迂为直”，而当一国处于困境时，外交上的间接迂回路线更显得尤为重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了吴国。 纵观外交历史，大凡外交迂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相反中求相成”。声东往往是为了击西，屈膝往往是为了求伸，今日的联合可能旨在明日的吞并，空间上的让步意在时间上的争取，为了更好的一跃有时需要后退数步。而“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军事谋略思想的精义即在于此，因而它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将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不失色。 三、知进知止，安国全军 重战慎战，是孙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他认为战争决定着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生死，必须严肃地对待，要有以战争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要审慎运用战争手段，反对盲目浪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并在《谋攻篇》中断言：“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十一家注孙子》王皙注：“可则进，否则止，保胜之道也。”这里，孙子站在“安国全军”的高度，运用矛盾转化论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进”与“止”的辩证关系。从中要求：与敌争胜，不仅要“知进”，而且还要“知止”，知事物的“限度”，以免“过犹不及”，使自己化优为劣，转胜为败。战争如同吹气球，一旦吹起，往往就无法遏止住越吹越大的欲望与兴奋，但气球吹得越大就越有爆炸的危险。孙子“知进知止”的军事思想，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和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外交谋略。 古人云：“盛极则衰，水满则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达到了极端，就会向反面转化。因为“一极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⑤而大凡国际舞台名家，或观察，或行动，无不既深谙“知进知止”之道，又在其“限度”内行事。 19世纪著名的德国外交家俾斯麦，虽以“铁血宰相”闻名，但知进知止，处事有“度”，在其执政期间，使德国的外交一直处于相对主动的态势。在普奥“七周战争”以后，普军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俾斯麦却力排众议，勒住战争的马头，反对进军维也纳，并劝服普王威廉放弃过分要求，很快以不太苛刻的条件与奥地利缔结了布拉格和约。俾斯麦说，历史教导我们，只有适可而止，才不致产生祸患。俾斯麦此举真可谓深谋远虑，意义重大。当时由于普法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原因，他预见到普法战争不可避免，对奥地利“知止”，控制战争进一步扩大，既可防止法国乘机而入，又可避免奥地利在普法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同时还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顺利地成立了一个以普鲁士为中心的、由21个邦和3个自由市组成的北德意志联邦。 “知进知止”是一种物极必反之术，也是一种“安国全军”之策，而这恰是外交家们的最高准则。外交争胜犹如奕棋对垒，“善奕者谋势，不善者谋子”。奕林高手之所以异于常人，其决窍非他，只是比常人多看几步棋，当进则进，当止则止；外交名家之所以不出帷幄而决胜于千里，也并无其他高深的奥妙，只是全赖于高瞻远瞩的气度，赖于把握“限度”和适可而止的能力。日本学者福本椿水指出：“盖孙子者，兵书而外交教书也，亦人事百般座右铭也。”⑥ 欲论孙子“兵书而外交教书”的最贵之处，恐在于此。 注释:①转引自陈潮等主编：《世界十大外交家》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第1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2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 ⑥转引自杨少俊主编：《孙子兵法的电脑研究》第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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