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文化异彩纷呈的年代。这一时代有多种兵书问世，而《孙子兵法》却如后代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是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孙子》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堪称兵家之鼻祖。《孙子》作为古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认的巨大荣誉，并成为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 贵资源。

　　毛泽东，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这个伟大的军事家与《孙子兵法》的血脉联系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孙子兵法》的运用和发展，继承和创新。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同时也获取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养料。

　　博学多才的毛泽东早在学生时代就接触过《孙子兵法》，对它有所了解。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处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内已国，而殖其民，已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又如：“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位君子矣。”……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来贬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凯丰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反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既然你也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凯丰被问得哑口无言。

　　1936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靠《孙子兵法》打仗，激发他要认真研读《孙子兵法》的想法，为此致函当时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候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它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的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193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便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深刻地领会这些军事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古代兵家的军事理论升华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1939年8月，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高参”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还说，应深刻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古代兵学圣典，使其闪烁的辩证法光辉更加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此语出自《孙子·谋攻篇》。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三次引用这一千古不朽的军事格言，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进一步赋予这个命题以新的更深刻的涵义。

　　首先，毛泽东认为：孙武这一战争规律可知论的“知”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的，他反对有神论，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去预断战争的凶吉和胜负，明确提出“胜可知”的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对此，毛泽东赞誉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别的任何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科学地阐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进而把这古老的命题，奠定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进而，毛泽东又把孙子的“不可取之鬼神”的关于战争规律的“战可知”、“胜可为”的可知论，概括为“是包括认识和使用两个阶段即包括认识客观规律并依此决定行动制胜敌人这两个过程。关键在于事先要充分了解和研究敌我双方的一切情况，找出客观规律，制订行动方案，并在实践中根据双方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修正。因此，“百战不殆”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对交战双方的所有情况要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如果只了解一方，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或暗于知己而明于知彼，这两种人都“不能解决战争的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

　　毛泽东一再反对军事指挥中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蕴含的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可知论和辩证法作了科学的解释与发挥，使孙子这一朴素的军事原则成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军事原则。孙子在论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思想的过程中，他想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知兵者，动而不速，举而不穷”等等，从战争领域初步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认识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古代中国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规律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赞扬了孙武“知战结合”的可贵思想，联系战争实践，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战争认识过程，把这个命题经过深化，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重点阐述和发挥的又一重要军事原则。

　　他指出：“弱军对强军的作战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拣弱的打’。他在总结红军三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的经验时认为，在数量上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的敌军面前，决不能正面出击，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要采取“避实击虚”的原则，避开敌人的锐气，通过战略退却，打运动战，诱敌深入，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过程中一方面把敌军拖得筋疲力竭、士气沮丧，一方使敌军逐渐暴露出他们的弱点，然后针对其弱旅或孤立无援之敌，集中兵力，一举全歼。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能迅速取胜，决不能盲目前进，或死打硬拼，必须避其锐气以保存军事实力，以待机破敌。这是积极的防御战略的实施。这种为了实施有效的攻击而事先采取的战略退却，或战略转移，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在阐述这一战略思想时，还援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例：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而取得胜利。

　　毛泽东叹道：“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是如此之多!”而实际上，在中国军事史上对这一原则理解最为透彻，运用最为高超的还是毛泽东自己。从游击战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提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毛泽东这一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已经成型，并通过成功的实践验证而不断发展。纵观毛泽东戎马生涯，除解放战争后期外，他统领的军队与敌人相比一直处于弱势，有时是很大的弱势，似乎已不堪一击。

　　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延安保卫战”就充分说明这个道理。

　　当时进攻延安的胡宗南二十三万大军已对延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毛泽东认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跟处于优势的敌人硬拼，我们肯定要吃亏，于是果断决定撤离延安，然后在迂回运动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终于取得了保卫战的全胜。

　　(三)［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形篇》中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意即打胜仗的军队是创造必胜的条件而后交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则恰恰相反，先盲目作战，然后企图侥幸取胜。

　　毛泽东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在红军时期，他就要求“慎重初战”，在条件不成熟时宁可持重待机，力求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抗战期间，他强调必须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把这一原则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提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四)［示形、动敌］

　　孙武在论述发挥将帅才能，造成和利用有利态势时，强调要通过“示形”以“动敌”；“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势篇》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意即作战前要善于用“诡道”(所谓‘诡计多端’)设法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和调动敌人，以便“攻其不意，出其不备”地给敌人以突然的致命打击。

　　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略退却经验时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著名的“四渡赤水”就是用示形以动敌的策略，不断制造假象以迷惑和调动敌人，进而声东击西，以打击敌人，达到胜利突围的目的。“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示形动敌”的得意之作。尾随而至的敌军“只拣到红军的几双破草鞋，而望洋兴叹”。

　　(五)［我专而敌分］

　　(孙子·虚实篇)中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则吾这所与战者约矣。”专，即集中兵力；分，即分散兵力。意思是说，要采取“示形”等手段调动敌军，使之兵力分散，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毛泽东鉴于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力量长期悬殊的情况，十分重视集中兵力的原则：“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在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敌人这样说。”他在总结红军十年战争经验时指出：“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在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这一着。”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指示，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已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武“我专而敌分”的思想，并将这一作战原则广泛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即使在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总兵力已强于敌军时，仍然坚持运用，直到最后胜利。

　　(六)［因敌而制胜］

　　孙武主张作战指挥上的灵活性，反对生搬硬套，一成不变。他论述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十而围之，五而攻之”；“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动而不速，举而无穷”，灵活机动地决定作战方针。毛泽东联系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用兵之道，对指挥作战的灵活性，指出：这个“妙”，我们叫灵活性。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的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的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性，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抗美援朝第一战役等许多著名战役，都是不断根据敌情变化，适时改变作战部署，始终保持先机制敌，终于取得战役胜利的典型战例。

　　毛泽东关于因敌而异、灵活决定作战方针、使用兵力的理论和实践，大大丰富了孙武“因敌而制胜”的军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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