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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一份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古往今来，这部兵学圣的伟大历史作用经久不衰，殊罕堪匹。本文仅对《孙子兵法》的国家安全战略，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国主争道——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

　　孙子生活在春秋后期，这是一个阶级斗争激烈、战事频繁的时代。身处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大变动之际，孙子耳闻目染的是，众多的诸侯列国在连绵不断的征战杀伐中兴衰存亡的历史悲喜剧。战争使得一些国家强盛了，一些国家衰败了，一些国家灭亡了，“其兴亦勃焉，其亡亦忽焉”。战争也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深重的历史性课题：怎样认识战争？怎样面对战争？以怎样在战争中保卫国家的安全？孙子的出现和《孙子兵法》的问世，使人们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层次。

　　《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强调：“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象一个人那样，人有生死，国家也有存亡。对人而言，一生中最大的事，莫过于生死；对国家而言，没有比存亡之事更大的了。然而这一切，又都决定于战争的胜负。兵败牧野，殷随以亡；师丧钜鹿，秦即覆灭。这是古往今来早已被许多战争事实证明了的通则。所以说是“存亡之道”。

　　国无防而不立。为了防备和抵御外来的武装侵略和颠覆活动，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维护和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安全而制订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地进行国防建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方针。作为一部兵书，《孙子兵法》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末年齐国大军事家孙武，在齐文化熏陶之下产生的这部兵书，它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在吴国得到了验证。国小兵微的吴国，自从孙武执掌兵权之后，“强兵争霸业，试武耀军容。”并与伍子胥一起辅助吴王经国治军，使得吴国迅速崛起，“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① 。 在这之前，孙子虽然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并著兵法十三篇，但世人莫知其能。吴国的强盛，使得孙子及其兵法十三篇初露头角。到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境内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人之．② ” 战国时期不少军事名著如《吴子》、《孙膑兵法》、《尉僚子》等也都引用并发挥了《孙子兵法》中的若干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其诞生之初，就奠定了其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孙子的经世硕划之论，更为后世所珍视。所以明代茅元仪说过：“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③”

　　在孙子看来，用兵打仗，这一关于国家安全和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不可不认真研究考察的，必须“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从“五事”和“七计”等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所谓“五事”，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所谓“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民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的情况。但是，无论“五事”“七计”，都把“道”放在首位，表明了“主争道”的极端重要性。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一定要取得民心；而要取得民心，就一定要修明政治。政治修明，庶绩咸熙，就一定会万事兴旺，国泰民安。一旦遇有外侮，人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团结在政府的周围，恭侯驱策，并且毫无畏惧地勇往直前，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真正做到上下一致，共同对敌。面对这样的国家，还会有谁敢侮予呢？相反，主若无道，上下如水火，就会众叛亲离，那么，又有谁与为守？即使城高池深，船坚炮利，粮饷充足，人民也会委而弃之无道之君，倒戈相向，哪里还有胜利可言呢？有鉴于此总体认识，孙子将“主争道”的思想进行细化，他不仅提出了“令素行者，与众相得”这样统驭军队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唯民是保”这样建设国家军队的根本目的；但无论是建设军队，还是统驭军队，都不是为统帅一个人争虚荣，避大罪，“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当然，孙子特别强调的还是对于战事的决策，无论战与不战，都必须以“道”来衡量。孙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是否有“道”，是决定战与不战的先决条件。“主”认识此“道”，自然决策开战；倘若“主”不识此“道”，也可以开战。“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总之，“道”是决策战事的主要依据，离开了“道”，就不可能决策战事；离开了“道”，更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孙子的同时代，道家鼻祖老子李聃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因此对战争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与道家相左，孙子既重视以道取胜，以战争获得利益；但绝对不是一味崇尚战争，而是强调“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告诫人们：“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实施用兵打仗的主要决策依据，就是看对人民是否有利，对国家的安全是否有帮助。这是“主争道”思想的精华之所在，也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在孙子的那个时代，能够提出这样的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将帅争谋——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条件

　　量主以道，衡将首智。主与将，无疑都是共御战争全局的决策者。主能否争道？将帅能否争谋？是判断双方指挥和驾驭战争能力的主要依据。“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如果说主争道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那么，将帅争谋则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必备条件。

　　谋者，谋略也。战争是力量的竞争，也是谋略的竞争。将帅争谋，主要是指能否熟练地使用军事谋略并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在国家总体战略指导和物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作为军队的统帅和战场的指挥员，将帅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将帅的指挥素质。虽然，指挥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孙子兵法》中对将帅争谋思想的阐述，可以说是一条重要的主线而贯穿于十三篇之中。孙子认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在他看来，一个深知兵法韬略的将帅，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同时，他提出了选拔将帅的标准是：“智、信、仁、勇、严”，把“智”即智谋放在第一位，作为将帅素质高低的主要标准。在孙子的影响下，历代兵家都十分重视将帅的谋略素质，强调“贵谋而贱战”④ 。唐代著名军事理论家李荃认为，军队是否英勇善战，于将帅的谋略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谋略高明的可以获得有利的态势，打起仗来会使怯弱者变得勇敢；而谋略错误的就会失去有利的态势，打起仗来会使勇敢者变得怯弱。“勇怯在于法，成败在于智”⑤ ，军队的勇怯在于将帅用兵之法的优劣，战争的成败在于将帅智谋的高低。在战争的大舞台上，胜利的砝码总是加在具有高明谋略的将帅一方。

　　将帅谋略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战争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中这句话，一语中的地揭示了战争的这一本质特征。有鉴于此，孙子及其众多的兵家才特别强调将帅的谋略素质。战争的性质虽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但诡道之中，敌我双方就根本不存在仁爱信义可言。对待敌人，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而且越狡诈则越能显示将帅的高明，并且越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将帅争谋思想的提出，完全出于对战争诡道说的考虑，以适应战争诡道的需要。

　　将帅争谋，主要是争的军事谋略。军事谋略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谋略是为国家的政治谋略服务的，同时又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政治谋略。因此，将帅争谋应该受国主争道所制约，并与国主争道相一致。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孙子以战争依赖总体国力为着眼点，主张战事“贵胜不贵久”，并据此确定正确的战略目标，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正确地统筹作好战争的总体准备，预计攻战、防守节奏和战争起止大计等宏观作战五一节，作好争胜的物质基础。精通军事谋略的将帅，无疑是一个深恤国力、民力，精心组织后勤供应和延缓战争持续力的智者。以这样一个胸有全局，谨慎用兵的将领作统帅，战时可以稳操胜券，平时则可安国保民，只有这样的将领，孙子才把他称之为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将帅争谋的关键在于掌握战争的规律。《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孺幼皆知的至理名言，这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一条带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从这一规律出发，孙子从长期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了若干很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特别是先胜而后求战的军事理论，可以说是将帅用兵之道的精华之所在。“先胜而后求战”就是在国家整体战略指导下，在充分了解彼己强弱胜负之情的基础上，实施有效的战争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有了把握取胜而后求战。反对那种既不作调查研究，也不作周密准备，而又盲目轻敌的“先战而后求胜”的做法，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

　　将帅争谋思想还体现在具体的实战战术的灵活运用上。先胜而后战，当然是将帅争谋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战场局势的千变万化，更是施展将帅军事谋略的用武之地。《孙子兵法》中还提出了“示形”、“动敌”，“我专而敌分”，“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等实际作战的原则。“示形”、“动敌”，就是用“示形”的方法，用“诡道”诱骗和调动敌人；同时，注意不为敌人所调动，即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稳操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处处被动，以便“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我专而敌分”，就是在作战中要造成“以镒称铢”、“以 投卵”的局面，集中优势兵力，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从而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的目的。“避实而击虚”，就是在“知彼知己”的前提条件下，找出敌人的虚实所在，避开敌人力量的坚实之处，打击其虚弱之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达到“攻而必取”的目的。“因敌而制胜”，则要求将帅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随时随地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灵活地变换自己的战法。孙子十分欣赏“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作战指导上真正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充分发挥将帅的聪明才智，以谋取胜。

　　在用兵的形式上，历代兵家都认为，运用奇正之道，是将帅争谋的集中反映。用奇和用正，是战争活动中力量使用的两种形式。正者，通常是用兵的常法，反映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奇者，通常是反常规的用兵之法，反映了作战指导的特殊规律。奇与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作战中的表现形式，两者又是相辅相成，奇正相生，变化无穷。所以，孙子将奇正的运用视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他看来，“三军之众，可使心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断言：“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但孙子同时又指出：“凡战者，以正全，以奇胜。”善出奇者也一定要灵活地表现在奇正的配合上，这是将帅智慧和指挥才能的较量，也是将帅在战场上争谋的深刻而生动的表现形式。

　　两全之策——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境界

　　无论是国主争道，还是将帅争谋，都是以全争全胜为其主旨，虽然这里含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却反映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境界。《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论，正是围绕全争全胜的主旨而展开的。

　　孙子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孙子的用兵法则。孙子以为，即使打一百次仗胜了一百次，也不是最完善的计策；不打仗却能使敌人降伏，才是最完善的计策。因为不战而胜，可以避免伤亡。当然，避免伤亡不仅仅是敌人一方，也包括自己一方，从而达到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的目的。所以孙子主张用兵的上策是击破敌人的计谋，次策是击破敌人的外交，再次是击破敌人的军队，下策是攻击敌人的城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指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基于上述的用兵法则，孙子提出了全争全胜的两全思想。他说：“故善用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策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以安全无误的计策，去争取完全有把握的胜利，这是孙子战争指导的崇高目标。

　　为了实现这样的崇高目标，孙子还有另一方面更深刻的考虑。孙子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战争全胜的目的，战争更需要的是以安定国家，保全军队为其主要任务。他指出，不因国君或将帅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而轻启战端，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战争必须服从广大人民的意志，以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坚决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原则，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为此，孙子提出了这样的结论：“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寻绎孙子所言，撮举其大义，笔者认为，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强调战争，即战与不战，都必须以国家的安全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二是把安国全军作为战争的主要目的，反对因一二人的愠怒，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存亡、生死，不惜挑起战争，破坏和平；三是申明对战争应持的态度，支持合于人民利益的正义战争，反对劳师动众的不义战争；“非危不战”，为了挽救危亡，孙子坚决主张奋起反抗，以捍卫国家的安全。

　　以全策谋取对敌战争的全胜；以全策实现安国全军的目的，正是孙子所阐述的至高无上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原则。作为战略决策的上策，既运用于战争的准备阶段，也使用于战争进行的全过程。几千年来，这一思想曾经在漫长而激烈的实际军事斗争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并且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注释　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