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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初仍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当时的社会宏观结构是：周天子居于“天下”的最高位，他把他的子弟或功臣封为诸侯，每一诸侯都分得一定的土地，通常称之为诸侯“国”，众多的诸侯国像众星捧月那样拱卫着周天子；受封的诸侯又把他的一部分土地分封给他子弟和功臣，这些受封的贵族叫做“家”，这些“家”在国君的领导下构成各诸侯国的统治集团。周室东迁，对天下失去了原有的号召力和控制力，于是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战争，有国与家、家与家、国家与庶民之间的内战，但更多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对外的称雄争霸的战争。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以尊王为旗号，争夺对其它诸侯国的领导权、控制权。争夺反争夺、控制反控制、兼并反兼并，是当时各诸侯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孙子》一书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作者孙武以王者师的姿态，为诸侯的争霸天下出谋划策，提出了丰富的国际战略思想。“兵者，国之大事”，《孙子》开篇的这句话即表明该书是一部我们现今所谓的战略性著作。孙武在吴国为将后，“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武传》)，说明他一生的最大功绩也是在进行国与国的战争，而不是国内战争。探讨《孙子》中的国际战略思想，对我们观察当今世界的国际形势和研究当今世界的国际战略有启示意义。

　　一、“先为不可胜”

　　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形》)。“先为不可胜”是孙子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何谓“不可胜”？就是“修道保法”(王皙注)；就是“高垒深沟，使兵练习”(杜佑注)；就是“自整军事，长有待敌之备”(杜牧注)；就是对攻守都进行充分的准备(李筌注)；就是“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曹操注)。概而言之，就是“修整军事，闭形藏迹”，使自己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地步。在孙子看来，只有“先为不可胜”，才能“自保而全胜”——在诸侯国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统观《孙子》可以看出，“先为不可胜”，不只是实施战争的原则，也是准备战争的原则。

　　《孙子·计》中探索战争胜负的“五事”、“七计”，实际上就是战争准备应考虑的各项因素。如果战争准备不在这些方面用力，也就谈不上过这些方面去进行敌我双方力量强弱的比较。孙子所讲的“五事”、“七计”，归纳起来不外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

　　在经济上，必须关注国土的大小及土地的垦植情况。在政治上，一定要“有道”，要清明。在军事上，要增力广谋，善用兵，懂得“为客之道”将能卒练，令行禁止，战诡胜巧。因为“将孰有能”、“兵众孰强”、“士卒孰练”、“法令孰行”。

　　在战争准备时，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先为不可胜”，用现在话说，就是要增强综合国力。

　　《管子·七法》中说：想要征伐天下，必须使自己的财富、技术、兵器、士卒、教化、训练、对各诸侯国情况的了解以及策略等八个方面首先无敌于天下。这样，才能天下无敌。管子这段话，颇有注解“先为不可胜”的意味。

　　二、建立一支“霸王之兵”

　　这是孙子的一条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

　　“兵”(即军队)历来具有重要的作用。“废兴、存亡、昏明之本，皆兵之由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管子·兵法》)。孙子同样认为，要在列国争胜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拥有一支“霸王之兵”。

　　何谓“霸王之兵”？

　　孙子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满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已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九地》)。

　　前人在注解孙子的这段话时，通常都把“霸王之兵”理解为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军队。

　　应该说，对这段话作这样的理解大体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地作些思考，那么则可揭示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伐大国”的“伐”字，有以义除不义、以善除恶、以正除邪、以顺除逆的意思。“吊民伐罪”一词的出现和流行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管子在谈到武王伐纣、商汤放桀的史实时总结说，“且羲之伐不羲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也”(《管子·中匡》)。还说：“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管子·霸言》)即征伐他国时，举的必然是正义之旗，用兵必然有足够的强度和速度。正因为被伐的大国处在恶的、不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位，而又遇到强大的军事冲击力，所以“其众不满聚”——其军民之众集中不起来便是可以理解的了。这就是说，“霸王之兵”必须是正义之师。

　　“威加于敌，则其交不满合”——在强大的军事威力加到被伐大国的头上时，其盟友便不敢再于被伐的大国联合。这就表明，“霸王之兵”一定是威武之师。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霸王之兵”呢？

　　孙子说：“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九地》)反过来说，即熟知四五、全知四五，才可以成为霸王之兵。

　　“四五”指什么？

　　指九地。张预曾解释说：“四五，谓九地之利害”。按照他的说法，四五在这里不是4×5，也不是4或5，而是4+5=9之义。这九就是指的九地。

　　九地是孙子从军事斗争，特别是出国作战时军事斗争的角度对地理划分，它不同于地形篇中以地貌地物而划分的六种地形的自然地理。

　　1、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

　　2、入人之地而不深 ，为轻地；

　　3、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

　　4、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

　　5、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6、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

　　7、行山野、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圯地；

　　8、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

　　9、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请注意：上述九地，大都是出国越境后对地理的命名。可以说，九地的出现是诸侯国之间进行战争的产物，是对出国作战的军事地理方面的经验总结。正是如此，九地才成为霸王之兵必须具备的知识。这也表明，具有“去国越境”作战能力的军队，方可称为“霸王之兵”；只能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军队，是算不得霸王之兵的。

　　与九地相对应，孙子不仅提出了每一地对外应该采取的军事行动，“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圯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九地》)。而且提出了每一地对内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散地，一其志；轻地，使之属；争地，趋其后；交地，谨其守；衢地，固其结；重地，继其食；圯地，进其涂；围地，塞其阙；死地，示之以不活(《九地》)。这些举措都是与出国作战的胜败相关的，哪一项也不可不知。故孙子说，“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争夺天下，必须以“争”字当头。按《管子·霸言》的说法，就是争强之国必先争谋(首先在谋略上占优势)、争形(在实力上占优势)、争权(在指挥上占优势)。这是因为，“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于形，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围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翦除)，诸侯之君可朝也。”但是孙子却与此相反，强调一个“不”字，说“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这是为何呢？

　　《老子·六十八章》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意思是：优秀的武士不会逞勇，善于作战的人不会被激怒，善于胜敌的人不会让敌人得到什么，善于用人的人不会飞扬跋扈。这就叫做不与人争的品德，这就叫做调动部下的力量，这就叫做配合天道。

　　显然，老子的“不争”是以一系列的“不”(不武、不怒、不与)为前提的，而这一系列的“不”又是一系列的“善”(善为士、善战、善胜敌、善用人)的结果。正因为我有一系列的“善”，使敌人无法与我相争，我才“不争”的。说到底，老子的“不争”实质上是“以不争争”。

　　对于孙子讲的“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我认为也应从老子这段话所揭示的意义上去理解。

　　在“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这话的前面，孙子讲了“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据我看，这两句话正是“善争”的表现。在善争之后讲不争，这个不争显然是更高层次的争，是争得令敌人没办法与我争的争。贾林在注释这两句话时写道：“诸侯既惧，不得附聚，不敢合纵(即结盟)，我之知谋、威力有余，诸侯自归，何用养交之也。”贾林这个解释，还真地点出了“以不争争”的神韵。

　　“以不争争”是建立在军力对比我占绝对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在孙子之后，霸王成为中国哲学关注的问题。孟子对此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霸者是“以力服人”，王者则是“以德服人”。霸者不能使人心服，王者可以使人心悦诚服。用孟子对王霸的见解反观孙子的“霸王之兵”，其间包含着既要有“以力服人”的实力，又要有“以德服人”的境界，也就是说，“霸王之兵”不仅战斗力是一流的，而且道德水准也应是领先的。

　　《管子·重会》有这样的话：“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六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叙述了霸王应有那些条件。

　　归结起来，“霸王之兵”，就是能够出国作战的正义之兵、威武之兵、文明之兵、胜利之兵，不仅可以以力胜敌、而且可以以德服人的军队。

　　三、“必以全争于天下”

　　这是孙子提出的国际战略目标。

　　“必以全争于天下”，意思是说在与其它诸侯国争夺天下时必须力求取得完全的胜利。孙子把进行战争、战役、战斗而得到的胜利分为两类：全胜——以谋制敌不战而使敌全部向我投降；破胜——经过血战、打败敌人而得到其人员、装备和土地。即所谓“以兵破敌、败而得之”。孙子认为，全胜为上，是首先应该力争的；不得已而至于破，则居次要地位。“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谋攻》)强调的正是这个意思。

　　如何才能“必以全争于天下”呢？

　　孙子的回答是“谋攻”——以奇策妙算而胜敌。孙子把对敌斗争的方法进行了归纳分类，并按效果的好坏给对敌斗争的方法排列了一个顺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在这个顺序表中，伐谋是排在第一位的，由此可见孙子对谋攻是多么的重视了。

　　孙子认为，只有谋攻，才可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谋攻》)。“非战”而使敌人屈服，“非攻”而夺取敌人的城池，自己不会有什么损失，还会完整得到敌军人员装备、城池、土地，使自己“胜敌而益强”。古人所说的“上战不战”(最好的战法是不战而胜)、“上谋不斗”(最好计谋是不斗而胜)旨趣就在于此。

　　四、要区别对待天下诸侯

　　孙子之时，争天下是在诸侯国之间进行的。因此，对竞争对手——各诸侯国必须区别对待，在同一时间不要与多个诸侯国为敌，才到于逐步实现霸王天下的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知彼知已”只有如此，才能“百战不殆”。

　　在诸侯国之间的斗争中，外交是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些诸侯国可以成为盟友，那些诸侯国可以成为支持者、同情者，都要通过外交来实现。孙子认为，要达到预想的外交效果，必须事先掌握诸侯国的基本国策及政治动向。否则，就不能建立利益一致的同盟，得不到适当的外交之利。所以，他一再告诫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军争》)(《九地》)。

　　如何了解诸侯国的情况，用间篇作了详细的论述。

　　除此之外，那些诸侯国必须使之屈服，那些诸侯国应该加以削弱，那些诸侯国可以供我调动，都需要在知彼知已的前提下，依照自己的战略目标去确定。等“屈”、“役”、“趋”的对象确定后，再以不同的办法去实现。孙子提出的办法是：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对要使之屈服的诸侯采用加害的方法，对要削弱的诸侯采用让其消耗国力的办法，对要调动的诸侯则采用以利诱之的办法。这样，才能在国与国的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在处理与各诸侯国的关系时，要研究“屈伸之利”。“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屈)，有所信(伸)，然后能用天下之权”(《管子·霸言》)。只武不文，只伸不屈，只取不与，是搞不好与诸侯国的关系的。

　　值得注意地是，孙子还讲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斗争中，敌我友的关系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利害的变化而变化的。原来的敌人，后来可能成为朋友，而且是协同得很好的朋友。孙子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吴国与越国本来是两个敌对的国家，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矛盾的双方本来对抗性的。但是，一旦他们同乘一条船渡过江海，即有了共同的命运和利益，便会由敌对变成盟友。因为这时吴越两国成为了矛盾的一方，江海上的风浪则成为矛盾的另一方，与吴越之人对立的一方。“同舟而济”，即共的命运和利益，是新矛盾取代旧矛盾原因。由敌对变为相互协调、密切配合，“譬若率然”，也是新矛盾取代旧矛盾促成的。

　　必须指出，孙武思考的国际战略是周室衰微后在各诸侯国中争霸称王的战略。这种争霸称王是以大一统为背景的。在秦统一中国后，孙武面对的国际纷争便被传统的大一统所取代。但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有政有军，毕竟一开始便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与秦以后的地方政权有原则的区别。在周室衰微后，诸侯国的国家形态更为明显。因此，研究孙子的国际战略思想，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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