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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外国人甚至也包括一些中国人，认为战略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战略”一词。实际上，真正的战略不在西方，而在中国。

　　一、真正的战略在中国

　　早在春秋时代，中国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战略思想。中国战略思想已经对力量的对抗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达到了哲学的层次，具有十分明显的辩证和宏观思维的特征。《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成熟之作。汉代的《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等书，都已在超出军事范畴之外揭示了战略最深层的一些原理。东晋时期司马彪编写出《战略》一书。它是世界战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并且要比西方国家同类专著早上几百年。

　　我们注意到，早在西方国家对战争现象进行直观描述的时候，中国古人已对战略的功能、基本范畴、相关要素、逻辑展开以及战略实施的基本原则等都做了非常深刻和全面的概括。

　　关于战略的功能和作用方面，中国古人明确指出，战略可“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淮南子》卷21《要略》)。

　　关于战略的基本范畴方面，中国古人谈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 投卵者，虚实是也”(《孙子兵法·势》)，明确提出“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战略的一些基本的对立统一范畴。

　　关于战略的相关要素方面，中国古人指出，“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兵法·计》)

　　关于战略的逻辑展开，中国古人谈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第51章)“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淮南子·诠言训》)

　　关于力量生成及对抗的规律，中国的古人指出，“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兵法·形》)

　　关于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人也给予了高度的提炼和概括。例如，孙子说过：“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孙子兵法·虚实》)庄子的论剑说，也讲到这一点，“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庄子·说剑》)《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谈到，“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

　　我相信，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战略的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肯定性的结论：真正的战略在中国，在中国祖先深邃的思辩的理论之中。德国的鲁登道夫曾说过，他读过《孙子兵法》之后，佩服中国人，佩服中国的古人。美国的柯林斯也说过，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二、中国战略展现了一种高远的意境

　　仔细体味中国战略，它有着与众不同的高远的意境。这种意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一种是高深莫测、超凡脱俗的“圣者”意境。这种意境给人带来一种“玄虚”、神秘的感觉。

　　在中国古人看来，战略是将帅之道，谁掌握了战略，谁就能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谁就能够成为彪炳千古的伟大人物。但是，战略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讲授的。我国历史上能够得到战略知识的学生，都是一些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人物。我国历史上许多传授战略知识的老师，很多是一些学识极为渊博的隐士。例如，孙膑从师于鬼谷子；张良遇到了“圯上老人”，得到了一部“读此则为王者师矣”的奇书。

　　中国古人认为，战略与“道”相通，是一种悟道的学问。“道”是无形的，需要用人们的抽象思维去认识和把握，在天人合一、物我同一中把握和体验作为宇宙大全及其运化规律的道。在中国古人的论述中，常把“道”与“心”联在一起，强调用“心”去感悟“道”。王阳明江西平乱，屡获大捷。他的学生问他用兵之道，王阳明回答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岳飞在一次出征前接受老将军宗泽所赠阵图时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还有，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的用兵体会时讲到了“气”。他说：“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这种“气”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与“道”联系的抽象概念，在这里与“心”有相同的意思。

　　这种被人们用“心”感悟到的“道”，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理性的反映，达到了战略的最高境界。在具体的实践中，“道”由“心”悟，“道”由“心”发，没有一种明确的可操作的方法，这要靠在一定的悟性和大量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由自己去理解和发掘。正如孙子所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西汉名将霍去病并没有读过兵书，却达到了用兵如神的境界，在抗击匈奴的作战中屡建奇功。史书上说他“暗与孙、吴通”，即在用兵作战方面达到了与孙子、吴子同样的境界。霍去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战争、军事内在规律性的感悟，这是任何逻辑推理难以解释的。

　　中国战略的另一种意境是登高远望、咤叱风云的“王者”意境。

　　中国古人将“胜”分为“三胜”，即：“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 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尉缭子·战威》)。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战略所追求的胜利，并不是“破军杀将”，“溃众夺地”，而是一种“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的更高的致胜意境。

　　中国古人还有“王”、“霸”、“强”的说法。例如，荀子曾经谈到：“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在中国古人看来，最好的战略，是“王者”的战略，它能够达成“夺之人”，“臣诸侯”的意境。

　　中国战略追求的“王者”意境，是一种非常高深的意境，很难用一般性的语言描述出来。不过，庄子有过一段关于“剑”的精彩论述。如果我们反复阅读和仔细体味这段论述，能够多少领悟到中国战略所追求的高远意境。

　　剑有天子剑、诸侯剑和庶人剑。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中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真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庄子·说剑》)

　　三、中国战略的几个基本范畴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简要谈一下中国战略的表述方式。中国战略博大精深，但表述却非常简单，《孙子兵法》说了几乎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相同的全部内容，但只有5000多字。这与中国单音的象形文字有关。用一两个中国字表述战略思想，包含有十分大的信息量。中国人的这种表述，只要求对深层含义的理解，并不要求概念特别精确，这样虽然会引起众多不同的理解，但却给人以大量联想的余地，防止割断彼物与他物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复杂的联系，能够比较完整地再现战略上的“理”或者我们前面所说的“道”。这里我要提到明朝的揭暄。他将中国的战略思想归纳为100个字，写出了一部解释百字的《兵经》一书。他是用单字阐述中国战略的第一人。

　　由此，中国战略的基本范畴，除了一些“虚实”、“奇正”等对立统一范畴之外，出现了许多用单音字表述的范畴，如“道”、“胜”、“势”、“柔”、“度”、“专”等。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我在此只对其中几个基本范畴做一初步探讨。

　　(一)胜

　　“胜”，作为一个普遍的范畴，它存在于各种集团和各个领域的对抗之中。“胜”，既是力量对抗的目标，也是力量运用结果成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是一种如何求胜的科学和艺术。战略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对“胜”做出明确的解释。

　　“胜”，是力量与力量较量的结果，这往往使人得出这样一种直观的结论：“胜”，是通过双方力量直接接触和激烈拼杀获得的，是建立在双方力量形态有形改变的基础之上。中国战略对此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胜”，是让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达成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仅仅是力量形态上的有形的改变，是“曲胜”，只有从意志上彻底征服对手，才是“全胜”。

　　中国的“全胜”，是首先强调“自保”的“全胜”。中国战略不是仅从消灭敌人这一个方面来认识“胜”，而是从保存自己与消灭自己的辩证关系全面地认识“胜”。正如孙子所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形》)

　　中国战略的“全胜”思想，是将目标与代价联系在一起看待的。在中国战略家看来，代价过大的“胜”，是“曲胜”，是有缺憾的“胜”；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利益的“胜”，是“全胜”，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胜”。中国古人强调，“全胜无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中国战略思想，不主张力战、激战、苦战，而主张智战、巧战，企求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

　　“不战而胜”，是中国战略中较为精彩的一个思想，并且得到国际战略学界高度重视和广泛应用。这个思想，老子早有论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老子》第73章)。对这一思想表述最为明确的是孙子，他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谋攻》)。中国战略“不战而胜”的思想，主要表现在“治之于未乱”和“加威”两个方面。中国战略所追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先胜的要求，更多地不是表现在实际运用力量上，而是表现在如何显示力量上。中国人讲力量的运用，而不是单纯讲力量的碰撞。中国人讲“任智不恃力”，通过“伐谋”、“伐交”达成胜利目标。

　　在《孙子兵法》中有一段关于“胜于无形”的论述。孙子是这样说的：“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孙子兵法·虚实》)。如果按照孙子的意思展开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战略在获胜的思想之中有一种更为高深的理念，这就是要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获得胜利，或者说要使对方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遭到失败。相比之下，这种胜利，包含有前面所说的各种获胜思想的要求，并且还要比前面获胜的结果更为理想，但战略运筹的难度更大。再进一步说，“无形”，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一种十分重要的“无为而治”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强调战略统帅要在一种别人“看不见”、“摸不着”、“不动声色”、“毫不费力”的状态下，在一种“制形而无形”、“物物而不物”的状态下，达成自己的目的。正所谓“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

　　(二)道

　　“道”，是中国战略中的一个较为突出概念。《孙子兵法》谈到了“道、天、地、将、法”，将“道”列于这五大要素之首。就中国战略的整体而言，这里所讲的“道”，并不单指“道家”的思想，而是制约、规范力量运用的规律、道义的总称。

　　在中国古代战略家看来，掌握了“道”，就等于掌握了运用力量最本质的奥秘，就能够清晰透彻地了解周围的一切，就能从容不迫、够游刃有余地战胜自己的对手。正如《淮南子·兵略训》所说，“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故得道之兵，车不发轫，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招义而责之，大国必朝，小城必下。”

　　“道”的本义是道路，即《说文》中说的“所行道也”。后来引伸出规律、规范的意思。老子是第一个把“道”作为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人。他把“道”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第21章)在中国古人看来，“道”是万物的本一。“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虚而无形，万物禀道之精而生，万物禀道而成。道是永恒不变的，是万物生成长养之源，存在于万物中却不见其形，在一切大小事物中普遍而恒常地发挥着作用。

　　关于“道”，中国古人还有一个深刻的解释，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并由此提出“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有段解释：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许多对立统一的范畴就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在中国古人看来，“道”具有“道义”的意思，它决定了战争和一切对抗的性质，决定了民心的向背。孙子曾经说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孙子兵法·计》)《淮南子·兵略训》也说过，“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得道者，顺道者，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补充，能够由劣势转为优势，最终战胜自己的对手。在战略中强调以民为本的“道义”的份量，是中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战略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战略思想，有着明显的“重道轻器”的特征。我们应当指出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在“轻器”方面存在的不足，但也要同时看到，“重道”既反映了中国先人重视理论指导的倾向，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理性思维的成熟。正是由于对“道”的关注和挖掘，中国战略思想能够深入到力量对抗的本质，发现其最基本的规律和特点。

　　(三)势

　　“势”，是中国战略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掌握中国战略思想的精华，不能不洞悉这个字的深刻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说，战略就是在围绕着一个“势”字做文章。孙子说过：“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孙子兵法·势》)一位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也这样表述过：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也许战略形势是如此有利，以至于即使是它本身不能收到决定性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形势的基础上，要打一仗就肯定可以收到这种决定的战果。因此说，“势”已成为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当我们已经“失势”，处于一种丧失了主动权的两难选择时，从战略上讲，我们已经失败了，我们在事实上被对方所摧毁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势”按解字理解，是“执力”的意思，即力由势而执。孙子对“势”有过明确的解释：“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还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势》)。

　　中国古人对“势”有大量的论述，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思想是：第一，“审时度势”。“时”，指得是时机，它反映力量在组合、对抗过程中和各种制约力量的条件在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最有利的情况。它是有利的“势”在某一时间段里的展现。所以，只有“审时”，才能够“度势”。第二，“因势利导”。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主动地顺势，顺详敌意，出于其所必趋。正如孙子所说，“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孙子兵法·九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孙子兵法·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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