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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历史性的震荡，“跌宕起伏”构成了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新特征。本文主要从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国内政治因素制约和意识形态冲突等三个方面，分析中美关系动荡的原因。

　　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出现了明显的新旧交替和历史转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两德统一、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将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推到了更高的阶段。在多极化的推动下，原来的两极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战略框架正在形成，它通过若干战略三角，将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五大力量中心网络于一体。同时，东盟、印度和巴西等地区性大国或国家集团也努力谋求确立自己的一极。世界新格局的大框架的初步形成意味着：一方面，美、欧、日、俄、中已基本确立了它们在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五大力量中心发展失衡，美国呈一超独大之势，企图构筑单极世界，独霸全球。

　　同时，由于这次国际结构的重建不是以战争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这种格局的变化，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对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美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处于咄咄逼人的霸主地位，为此，美国不断调整其全球战略。布什总统先后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和建立“世界新秩序”构想，从而迈出了以西方模式演化苏东社会主义集团的实际步骤。克林顿则总统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和独霸地位。

　　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充满曲折的进程中，艰难地重新界定相互关系的基础和行为准则。在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生了不少实质性变化：首先，基础变——美国无需继续联华制苏。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全盘西化，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特定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已消亡，中美双方在抗苏战略上的一致性已完全消失。中美共同对苏的战略合作基础遂不复存在了；其次，性质变——美国由视中国为“非结盟的盟国”“友好的非盟国”，到视中国为“非敌非友”的关系或“战略对手”。在美国的主流派看来，中国与原苏联不同，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全面威胁，中国的未来变化不会使其成为美国的敌对国，但是，中国仍然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难以成为盟友。由于中国一心一意地发展国防现代化，中美未来很可能成为一种地缘战略对手① ； 第三、目标变——美国由过去支持中国强大到压制中国强大。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是，美国既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要与中国打交道，又不放弃对中国以压促变的战略政策，即“遏止”与“接触”交相并用。总的目标还是“以压促变”，设法击垮中国的共产党政权。

　　二、美国国内政治结构因素的制约

　　后冷战时期国内政治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的升高是中美关系的一大特点。由于中美之间实力的巨大差距，形成了两国关系的不对称性，美方始终占据了主动和先机，而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应付局面。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政党政治突出，国会干扰加大，特殊集团大肆利用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捞取好处，新闻媒介对中国问题推波助澜等等，结果，美国对华政策被高度政治化，成为美国内政治争论的牺牲品。

　　在冷战时期，国际战略结构因素的压倒重要性，将国内结构不同对双边关系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双边国内政治形态的变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进一步凸现出来。美国内问题成了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

　　1、府会之争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众所周知，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会在对华政策上往往扮演消极角色，如：在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国会积极推动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支持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插手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在香港回归问题上设法制造障碍等等；在人权和贸易问题上，力主利用最惠国待遇来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等等；在军控问题上，经常依据未经证实的报道对中国进行指责，给政府制造难题。

　　2、大选之年对中美关系的冲击。

　　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和两年一度的美国国会选举，通常导致中美关系出现麻烦。因为，大选之年，反华往往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筹码。总统候选人为了赢得参选胜利，往往发表一些哗众取宠、不计后果的言论，而对华政策最可能成为政治争论的牺牲品。

　　3、新孤立主义和理想主义抬头。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出现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主张美国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国内的事务上。克林顿上台后，也着意要先搞好国内问题。经济是克林顿竞选取胜的主要因素，因此，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美内外政策更突出“经济安全”方面的考虑。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美国一直以美中贸易逆差为由，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不断对华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出于理想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顽固立场考虑，美国会利用一年一度的审查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机会，力图将人权、民主等西方标准与贸易问题挂钩，从而导致冷战后中美关系经常出现波折。

　　4、利益集团与部分新闻媒体的消极作用。

　　美国是利益集团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冠。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杜鲁门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它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要求，它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利益性集团。”②   冷战后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利益集团主要有劳工组织、人权组织、宗教团体和反武器扩散组织等。这些利益集团往往与国会中敌视中国的议员和新闻界反华势力勾结起来，组成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联盟。

　　5、美国国内思潮的推波助澜。

　　冷战后，美国内思潮也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等都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不仅受到结构上的制约和美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受双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制约。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使美国放弃冷战思维，反而导致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明显地暴露出来或发生冲突。中美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与妥协的关系，这也是中美关系动荡起伏的根源。看不到这一点，就难以从理论的高度把握中美关系。

　　1、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冷战的结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色以后，美国将斗争的重点和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美国政要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对中国“以压促变”的企图加剧。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更易于明显暴露出来或发生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决策阶层看来，中国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并终将走向民主的国家。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是一个重要国家，必须与中国接触，但又认为中国毕竟不是与他们志同道合的盟友，必须处处加以防范和压制。这就是所谓的“接触与遏制”双轨政策的理论依据。

　　在人权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重大的原则分歧。美国一再宣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人权论”，并将之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中国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人权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任何国家不得以维护人权为由干涉别国内政。

　　2、“寻找敌人”的心态在美国正在蔓延滋长。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朝野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意见是建立在苏联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基础上的。这种所谓的“敌人映像”是根深蒂固的。冷战结束后，“敌人被剥夺”的综合症在美国表现得日趋明显，“寻找敌人”的心态在美国正蔓延滋长。

　　为了抑制美国国内新孤立主义思潮的泛滥，最佳办法就是重新塑造一个假象敌人。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是美国理想的候选敌人。1998年2月，美国《国防报告》提出，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成为美国的一个全球战略对手，美国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对付未来的威胁做准备。

　　虽然到目前为止，美国将中国视为全面敌人的看法似乎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把中国定义为头号敌人的政治和社会思潮和势力却是十分明显地存在的。这种“敌人映像”的最大危险是它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功能。1995年7月，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美国会作证时说，“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敌人来对待，那么中国将就会成为敌人。” ③ 此话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

　　3、美国从传统的大国兴衰论出发来看待中国并制定对华政策。

　　这又和美国是一个所谓的保持现状的大国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一结构有关。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强权一定会对现存的强权国家美国提出挑战，“中国一定会使用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来实现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扩张”，他们不相信中国会愿意太太平平地加入现存的世界体系而不试图改变现状。从机械的历史经验出发，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和历史上的其它大国一样，会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尽管中国一再声称她不同于其它大国，即使强大了也不会称霸。美国人没有理由相信会是一个例外。换言之，即使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正在兴起的这一事实也足以引起美国人担忧了。因此美国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现存强权必须做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准备。从此出发，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东亚恢复历史上的中华帝国，将美国势力逐出这一地区。“中国要在亚洲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目标是与美国的既定目标相抵触的。美国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亚洲获得压倒一切的力量。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在亚洲参与了三次重大的战争，其目的都是要制止一个国家取得优势。”④

　　注释：①　David Shambaugh,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in SURVIVAL, The IISS Quarterly, Volume 42, Number 1,Spring 2000

　　　②David B.Truman, The Government Process, Alfred Knopf,1951,p37

　　　③《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5日第三版。

　　　④(美)理查德.伯恩斯坦《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第3页，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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