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都在进行战略调整，特别是美、俄军事战略变化尤为显著，令世人瞩目。在美国军事战略变化中，俄罗斯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现就冷战后俄罗斯因素对美国军事战略变化及其走向的影响问题作些探讨。

一、俄罗斯因素仍将是美军事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砝码

   冷战结束，美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摆脱了与前苏联军事对峙、面临战争威胁的境地，转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进一步确立了其在全球的军事优势地位，其国家安全形势处于一个“有历史性机遇”的时刻。1992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向国会提交的《国防报告》中，在阐述其安全形势时毫不隐讳地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面临“四无”的国际安全环境，即：世界上已无任何国家能对美国构成全球性军事挑战；无任何国家能在常规军事技术开发与运用能力方面与美国相匹敌；无任何国家、集团或联盟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敌对的战略态势；无任何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处于敌对的、“非民主化”势力的控制之下。美国尽管作出如此乐观的判断和预测，但仍对冷战对手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保持着相当的警觉，持续不断地从多方面评估其对美安全利益的负面影响和可能威胁，以便为制定和调整美国军事战略提供依据。美国的主要顾虑有三：

  （一）俄罗斯的未来走向尚不十分确定。尽管俄罗斯政体发生了质的变化，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未来走向仍深感忧虑，并将其视为影响美国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一是担心俄改革发生逆转。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上将在分别向国会提交的新年度《国防报告》和《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分析对美安全构成的严峻挑战时提出了“四大危险”，而担忧俄民主改革失败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俄罗斯和东欧等“新兴民主国家”在转轨过程中仍有出现倒退和逆转的可能。倘若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的“民主改革失败”，虽不一定会重现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但极有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国造成“不利影响”。1993年年底俄罗斯议会选举以后，鉴于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俄政府的内外政策有所调整，美国对俄的疑虑和戒心进一步增强。在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再次将俄罗斯和中国并列为在2015年之后可能对美国构成全球性挑战的潜在大国。二是美国十分担心俄内部混乱将导致难以控制的可怕后果。俄立国后，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十分严重，政治斗争亦十分激烈，爆发内战和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发生内乱，“一个拥有几千件核武器、几十座核电站、储存着无数化学武器或许还有生物武器的国家，其危险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这种战争的后果将不可避免地扩大到俄罗斯世界以外很远的地区。”（1） 即使不发生内战，动荡的局势也会造成军事技术扩散、军火走私、贩毒、环境污染、美国对俄投资风险大等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

  （二）俄罗斯现有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仍令美国生畏。冷战时期，前苏联为与美国对抗、争霸世界，发展了一支实力雄厚、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苏联解体后，尽管这支军队为独联体各国所瓜分，但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基本上保留了前苏联的军事实力：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80%的战略核力量、75%的部队、50%的武器装备和70%的军工企业。俄罗斯仍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和大量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战略核武器，足以震慑美国，令美国担忧。随着军事改革措施的逐步实施、军事改革目标的逐步实现和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其军队战备水平将逐步得以回升。

  （三）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美国军事战略的实施。冷战结束后，尽管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与前苏联时期相比大为削弱，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严重受损，但它毕竟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依然拥有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潜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占有突出的地位，仍可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方面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调整和推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形成一定的制约。诸如，俄罗斯向转向北约的中、东欧国家威胁、施压、阻止独联体国家向美国靠拢；在伊拉克问题、科索沃问题上对美国不满，极欲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置美国反对于不顾，坚持向伊朗提供军售等。诸如此类的这些做法和举动，都显示俄罗斯并不甘心听命于美国，这实际上也是对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战略的抵制。1994年9月29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在答记者问时就公开称：“如果不与我们商量，美国就不可能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对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这种强硬倾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向美国的对俄外交政策部门提出警告称：“一个也许最严重的错误看法是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会自动放弃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传统。”（2）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4年访问俄罗斯后称，不应因俄罗斯严重困难而无视一个现实，尽管这个现实是多么令人不愉快：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摧毁美国的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1994年美《外交》季刊上撰文提出，对美国来说，俄罗斯的威胁“不再是核战争，而是在全球事务中的大俄罗斯主义，即保护和扩张俄罗斯自己的战略利益，而不顾西方的利益。”（3）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俄罗斯仍将是冷战后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已调整数次，每次调整都有着俄罗斯因素变化的背景。俄罗斯仍将继续成为影响、制约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外部因素，仍将是美军事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砝码。

二、俄罗斯因素对美国军事战略走向的影响

   冷战后俄罗斯因素将继续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调整和未来的变化趋势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制约作用将具有以下特点：

   （一）长期性。纵观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变化，均把俄罗斯作为重要参照系，也就是说，俄罗斯因素对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形成、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今后看，俄罗斯因素仍将是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俄罗斯与美国军事战略要素之一——安全环境密切相关，即美国的安全环境今后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发展走向、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俄罗斯的军事政策都仍将是今后美国制定与调整军事战略的基本依据。由于俄罗斯在军事上仍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威胁，俄罗斯一切军事活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受到美国的特别关注。因此，可以预言，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层次、多领域中广泛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调整和演变。

   （二）矛盾性。既合作又抗争。冷战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冷战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巩固它在冷战中的这一胜利成果，凭借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建立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这一战略目标在对俄政策上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谋求把俄罗斯纳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又竭力在军事上防止俄罗斯重新成为有可能威胁美国安全的一个新的强大竞争对手。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针对俄罗斯的主要举措有：推动军事合作，消除或缓解俄的戒备；调整核政策，推动核裁军，强调防核扩散，并发展自己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实施联盟战略，扩大防止俄的安全体系，如强化北约联盟，推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的战略空间，逼近俄的战略前沿；渗透独联体、挤压俄的战略防御空间；军事打压俄的传统盟友；挤占俄的军售市场；在维和事务中对俄排挤；压俄在裁军和军控领域让步等。美国领导人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俄罗斯朝着“国内更加开放、在国际上以建设性态度行事”的方向前进，使俄罗斯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4） 美国的这一对俄政策虽然在某些方面同俄罗斯的利益有吻合之处，但是在战略目标和大多数重大国际问题上却与俄罗斯有着冲突。这种冲突注定了美国军事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俄罗斯因素的制约。俄对美国和西方在坚持合作的同时，积极进行抗争。诸如，俄军事学说明确将美及北约视为主要威胁；突出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加强核力量建设；明确反对美国旨在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主张世界多极化；坚持抵制北约东扩的立场；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遏制美国等西方势力推行霸权、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等等。从而形成对美国霸权主义军事战略的制约。

    （三）有限性。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内容尽管明显针对俄罗斯，但俄罗斯出于“融入西方社会”及在经济上始终有求于西方援助的考虑，并不愿彻底与美国对立，更不想发生军事对抗，因此对美国及西方的弱俄遏俄举动的反制明显乏力。例如，尽管俄极力抵制北约东扩，但在美国推动下，北约还是一步一步地逼近俄罗斯的边界，美国还宣布北约的大门向欧洲“所有的民主国家”开放并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将来加入北约。再如，在北约空袭南联盟初期，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发表了措词强硬的讲话，宣布中断俄美军事合作、全面冻结同北约的关系，并派遣军舰前往亚得里亚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宣称如果北约发动地面进攻，“将爆发欧洲战争乃至世界大战”等，但这些表面的强硬措施均未对北约的军事行动产生明显影响，而俄罗斯也始终未敢和未能对南联盟采取实质性军事援助。甚至科索沃战争刚一停火，俄便急不可耐地主动与美修好。1999年6月20日，叶利钦亲赴科隆参加八国首脑会议，并亲邀克林顿年内访俄。当年7月底，时任俄总理的斯捷帕申率团访美，与美在军控、安全及经济合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为推动俄美关系的改善，俄不断“软化”在修改苏美反导条约及批准《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2000年1月底，俄外交部伊万诺夫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俄时对新闻界又声称，两国十分重视“在21世纪起关键作用的俄美关系”。俄新总统普京甚至表示，若北约变成愿与俄进行积极合作的政治组织，并视俄为平等伙伴，那么不排除俄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俄安全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强调，“俄罗斯和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5） 根据上述种种情况可以预测，由于受国力衰落、军力下降及对外交政策目标的制约和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在今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仍将难有大的作为。俄罗斯对美国军事战略走向有影响，有制约，但作用有限。估计随着俄罗斯的复兴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这种制约作用将会逐渐增大。如2000年11月下旬普京重申反导立场不变，则较前趋于强硬。（6）

注：（1） 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2）德国《星期日世界报》1994年1月23日。

（3）美国《外交季刊》1994年3-4月。

（4）塔尔博特：《俄罗斯的未来》，载美国《华尔街日报》1997年9月25日。

（5）塔斯社2000年2月21日电。

（6）2000年11月22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关于普京会见英国首相布莱尔时谈话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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