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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光谦: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

http://jczs.sina.com.cn 2004年10月27日 11:07 舰船知识网络版

    声明:本文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供《舰船知识网络版》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一、中国和美国是太平洋两岸隔洋相望的两个伟大国家。一个是冷战后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是军事、经济实力高踞当今世界首位的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正在兴起的具有雄厚发展潜力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有别,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各异,但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的繁荣与发展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和责任。两国作为国际核俱乐部成员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乃至世界安全事务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两国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的发展方向与性质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之间的正式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出于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略需要,在中国战场美军统帅史迪威将军、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美国务院驻外处官员谢伟斯等人的推动下,经罗斯福总统批准,1944年7月22日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首批人员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亲自与观察组进行了会谈。这次接触虽然由于美方的反共政策而中断,但这毕竟是美军对一支新兴的革命力量的近距离观察,它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也为日后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这段历史是值得珍惜的。

    三、20世纪50、60年代,在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对新中国实行了长期遏制与封锁。70年代中美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使毛泽东与尼克松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实现了历史性握手。中美两国在经历了20余年的对立之后开始走上相互关系正常化的道路,这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上最明智最重要的战略抉择之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与战略力量对比,对于早日结束两极对抗,避免人类核浩劫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历史表明,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在冷战后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战略环境中,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局面的维持有赖于亚太地区各国的共同努力,但是中美安全关系在建设亚太地区冷战后新的和平结构和保持亚太地区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当两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时,亚太地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可言;当两国关系处于建设性的正常状态时,即使有局部动荡,亚太地区也能总体上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局面。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性质不仅将决定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性质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性质,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不仅将决定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方向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

    五、与历史上一个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的竞争性关系不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并不必然对现有大国的正当利益构成挑战。中国发展壮大的道路是自身力量积累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而不是历史上某些大国以武力征服和掠夺外部资源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利益与现存国际利益格局是兼容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无论从地缘结构、经济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更多的是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更不是对抗性的。除了台湾问题外,中美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两国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双方并非“你之失即我之得”的零和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经济伙伴关系。中美之间即使在经济领域存在某种竞争,也是互利互惠的合作性竞争,而非敌对力量之间的对抗性竞争。中国在亚太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是21世纪美国打开亚太局面的关键。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的巨大市场潜力对未来美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的势头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而美国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也是中国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外部条件。一个稳定的、强大的、繁荣的、开放的中国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与美国正当的国家利益并行不悖的。

    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建设将始终是中国的中心任务。中国军事力量无论怎么发展都是有限的、适度的。中国低水平的军费投入根本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把中国防御型的有限的军事力量说成是对美国的威胁,这就好比说一个刚会走路的儿童对一个重量级拳击手构成安全威胁一样荒唐可笑。即使将来中国发展壮大了,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永远是防御性的,永远只限于满足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合法权益的最低限度的安全需要。中国不存在那种武力极端化使用、绝对化使用、无限化使用和非正义性使用的土壤。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国家最高利益、中国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都不允许中国走对外军事扩张称霸的道路,不允许违背人民意愿与福祉,把有限的资源消耗在无限的军备竞赛之中。所谓“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某些极右政客别有用心凭空制造出来用以阻止中国正常发展的“威胁中国论”。

    七、中美关系如不设法前进就势必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美关系的倒退将给两国的根本利益带来严重的伤害。如果中美关系在某些冷战斗士的误导下不幸而走向对抗,只会带来“双输”的局面,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从中美关系的对抗中获益。美国即使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也绝不可能指望在中美对抗中取胜。20世纪中期和后半期中美之间曾经在中国战场、朝鲜战场、越南战场有过三次军事较量,拥有明显军事优势的美军并没有占多少便宜。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美国的支持没能使800万国民党军队避免被歼灭的厄运;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司令克拉克慨叹他是第一个在没有取胜的战争中签字的美国将军;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在丢下5万多具尸体后最终不得不撤出了越南。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中国绝不希望发生第四次中美军事冲突。我们相信除非丧失理智,任何美国政治家与军事家不会认为拿美国国家命运前途作赌注,挑起对中国新的军事冲突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八、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两大军事举措,不能认为是有利于建立亚太安全秩序,有利于发展中美军事关系的。其一是美国在失去昔日冷战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反而变本加厉,强化昔日的冷战机器——美日军事同盟;其二是以虚拟的所谓“导弹威胁”为口实,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两大举措即使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为潜在对手的。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法律文件《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公然把中国台湾纳入其所谓“周边事态”范围,日本官员甚至扬言必要时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至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目的也在于在亚太地区建立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构筑攻防兼备的军事高技术遏制网,这个网不仅要把日本等国包括进去,而且打算把台湾地区也纳入进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下去,无异于建立美台准军事同盟关系,这将从根本上破坏中美军事关系的政治基础。

    九、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应当是一种新型的战略关系。它应是以合作安全观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对抗安全观为基础的;它应着眼长远的互相信任,而不是暂时的相互利用;它应是非集团性、非排他性的,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不把任何第三国作为特定的敌人和安全威胁,不是以共同对抗第三者为目的的军事同盟;它应是平等的自主的,谁也不依附谁,谁也不控制谁,双方平等协商,共同为亚太安全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它应是建设性的,致力于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而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它应以自己的行动证明,除了与亚太各国一样共同追求地区和平与稳定外,它不谋求特殊的私利,它应是亚太各国可以信赖的稳定因素和安全支柱之一。

    十、中美之间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既可以成为中美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但处理得好,也可以成为中美良性沟通的机会。这里的关键是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彻底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美国坚持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正确立场,积极主张被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等中国领土无条件归还中国。但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两极对抗中,美又从这一立场后退,提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70年代初为了改变美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被动态势,美明智地打开了中美关系,与台“断交”、“废约”、并从台“撤军”。美国政府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如果美国能信守诺言,忠实贯彻上述原则,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十分光明的。但是冷战后美国国内一部分极右的反华势力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牵制苏联的战略价值下降了,甚至认为中国已代替前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敌人,因而重新信奉“不沉的航空母舰”政策,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大陆的重要工具。他们不仅把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这一国内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国际约章之上,鼓动更大规模向台出售先进武器,甚至试图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案”,要求由美国保卫台湾的“安全”。台湾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安全理应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负责,何劳他人操心?在某些极右势力眼里,台湾简直就是美国第51州。如果听任这种强权心态和冷战思维恶性膨胀,只会葬送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只会危害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十一、美国在冷战后世界上临时处于相对突出的地位。中国无意挑战这种地位。但这种相对突出地位只能赋予美国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上的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成为美国以世界特殊公民自居的理由;这种相对突出地位,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为代价;不能以此为资本,我行我素,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更不能动用高技术军事手段来维持这一地位。仅仅凭借军事实力是难以取得“领导地位”的,只有靠处理国际事务的公信力和道义力才能取得世界各国的信任与支持。美国在国内强调实行“民主”,那么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也应努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在国内强调政治权力“制衡”,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也不应允许任何人有置身国际法约束之外的特权;美国在国内强调尊重“人权”,在国际上也应尊重所有国家、民族的集体和个人的正当权利。这是发展中美关系以至整个国际关系的理应遵循的重要准则。

    十二、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细心呵护,特别是美国某些政治家、军事家需要尽快走出思想和理论上的某些误区。一是走出冷战思维的误区,充分认识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性、多国安全的整体性,不要把国家根本利益放在一边继续进行冷战后的冷战的蠢事。二是走出绝对安全的误区。安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追求绝对安全,只会带来绝对的不安全。在失去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反而进一步强化军事投入力度,强化军事同盟,强化军事优势,只会事与愿违,导致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与军事对抗的恶性升级。三是走出单一世界的误区。正视世界多样化的现实,学会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管理方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与民族和睦相处,如果把自己所偏爱的某种单一模式强加于人,只会人为地破坏社会政治生态平衡,既是非理性的,也是做不到的。四是走出政治近视的误区。要站在珠穆朗玛峰顶放眼世界,而不是在太平洋盆地里面看问题,不为眼前一时一事或某一利益集团所左右,要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为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福利,把人类带进一个和平进步的新世纪,而不是把21世纪变成战争与毁灭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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