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供《舰船知识网络版》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进入新的千年，当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武力又成为和平统一的最后保证时，人们不能不进一步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它所揭示的战争理论，对于今人思考战争问题，仍具有思想的滋养作用。

　　一

　　重视战争、研究战争是《孙子兵法》关于战争理论的主要内容。它以“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警示凸现了重战思想。

　　春秋时期，中国进入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阶段。整个社会处于“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动荡剧变状态，呈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残暴战争画卷。正是在此社会背景下，作为显学的儒、道、墨都主张“反战”、“非攻”的战争观念。

　　儒家的代表孔子是从两方面导出非战思想的：一是认为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代替旧的奴隶制的社会大变动是“天下无道”，伴随和推进这一社会变动的战争是“无道”、“不义”的，所有的战争都是满足个人攫取土地、财富和权力等私欲的产物；二是主张以礼乐治国，以仁德服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战争不仅是“无道”的，而且还是“不仁”的，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理想的方法和境界，应该像当年齐恒公所做的那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老子》通过对战争的现实考察和哲学思想的逻辑导向确立了“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的非战观念。“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杀人之众”，“以兵强则灭”，这是《老子》对现实战争的直接认识。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破坏、人员的杀伤和兵强争霸往往走向反面的现实，使《老子》得出“兵者不祥之器”的结论。《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反者道之动”的哲学思想逻辑地导出“非战”观念。在《老子》看来，自然界、社会运行有其自身的“道”，而且“道法自然”，人不能妄为；战争的出现是天下无道的结果(“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是违背“道法自然”和厚生好德的天道本性的人的妄为。“反者道之动”是说任何矛盾的双方无不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按其思路必然认为“兵胜则不强”，“兵强则灭”，战争本身就意味着衰败和灭亡。所以，《老子》主张“以柔弱胜坚强”，“不以兵强天下”，战争是“有道者不处”的不义之举。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作为平民的思想代表，认为诸侯国间攻伐兼并战争，给人民群众造成难以忍受的灾难，这与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宗旨是背离的；战争虽然有为民除害的“征诛”和侵略掠夺的“攻伐”的区别，但是当时所进行的战争大多是不义的“攻伐”之战；好战大国从事战争活动，不论胜负如何，从利益关系权衡对双方讲都是得不偿失的。墨家正是从这几个方面提出“非攻”的政治主张，企图以“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理想来化解社会矛盾，消弥战争。

　　中国先哲们的战争理论一开始就受道德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双重挤压。战争存在的客观性和实际起的社会作用，使儒、道、墨等显学不能完全否认战争的历史必然性。他们倡导的“仁爱”、“德治”、“无为”等政治主张所体现的人本精神，使其侧重于对战争残暴的非道德性的批判，更为关注饱受兵燹灾难的广大民众渴望社会安宁、稳定的良好愿望，所以他们越是在战争频繁、杀戮惨重的现实面前，越是追求“非战、非攻”的政治理想，在道德合理性层面批判战争，反对战争。《孙子兵法》的重战思想虽然侧重于战争的历史必然性和实际功利，但并没有忽视和淡化战争的残暴性。“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既是对战争残暴性的概括，也是对战争客观必然性和实际功利的描述。孙子的“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的论断，把战争的害和利完全统一起来了。孙子的出身和生命历程使他不仅具备对战争残暴性的直接体验，而且还对战争客观必然性具有深刻的认识。孙子正是在战争残暴性和客观必然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孕育了重战思想，这也是《孙子兵法》在战争认识上高于儒、道、墨等显学的地方。

　　在中国历史上，“非战”、“反战”思想并不占上风。孙子后，战国时期的韩非以“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今世争于气力”的论证，把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推向极致。韩非极力弘扬“主战”思想，认为战争不仅能够求强，而且还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韩非的严刑峻法、奖励耕战、以吏为师、君主专制的政治主张，对于战争的残暴性必然是视而不见，见而不闻。韩非的主战思想有其偏颇之处，但争于气力的尚武、崇战精神对汉唐辉煌业绩的开拓起着积极作用。至宋，中国文化发生了转向，战争观念也起了根本性变化。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于军伍的皇帝，但有鉴于唐以降藩镇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教训，在治国思路上推行右文抑武的文化思想政策，结果造成宋朝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和平。

　　北宋初年经过十多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赵宋王朝，但是对契丹之辽和西夏政权却未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中国并没有完全统一。1004年的澶渊之盟实际上确立了宋、辽、西夏分立的局面。以此为界，宋对国之大事的战争毫无建树。1067年宋神宗即位，发誓以武力开边，恢复汉唐地位，得到重臣的建议却是“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对辽的军事斗争准备，重臣们认为会使辽“见形生疑”而建议：“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虏疑。”“彼非敢无故兴此端，实我有以致其来也。惟陛下深思熟虑，不可一向独谓虏人造衅背盟也。”宋廷的这些害怕辽生疑而不敢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论述，使人们更加感到“中国未有以当契丹”。加之1081、1082年对西夏军事的两次严重失利，一心以武力开边，积极推行军事改革的宋神宗从此心灰意冷，“亦厌兵事”，最终招致1125年的靖康之耻。

　　对于竞争于气力的世界，战争以及战争准备是必须极为重视的国之大事。结合宋代右文抑武的历史教训，人们可以更加深刻体会到孙子所言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警示所具有的意义。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等等所有的称谓和说法，都不能排斥和否定军事的竞争。单纯的军事竞争，固然不能立足并称雄于世界，但是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国家最大、经济最发达都如先总理周恩来所讲的是“软骨动物”。宋对辽、西夏、金的失败并不在于经济、科技不如彼。宋一朝经济和科技是蓬勃发展的。宋太祖曾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到神宗时，52座国库物资盈溢，远远超过二百万绢，但军事上仍招致失败。其教训在于赵宋王朝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200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精兵。

　　二

　　孙子的重战思想是与慎战理论相联系的。重战并不是频开战端，四处征战，穷兵黩武。重视战争，研究战争，既知战争之害，又晓战争之利，才能慎重对待战争。

　　儒、道、墨虽然在理论主张“非战”、“非攻”，但面对战争的现实，他们又不能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仁爱、德治”的政治理想与战争现实残暴性的矛盾冲突，使儒墨凸现“义战”思想。儒家、墨家把战争区分为“诛”(正义战)和“攻”(非正义战)两类。他们认为拯民于水火之中，吊民伐罪，为仁政开辟道路的战争是正义的，是“诛”违背仁义道德不义之事的正义之举。如舜伐有苗，商汤放逐夏桀，武王剪伐商纣。那种掠乡分众、廓地分利的掠夺性战争称之为“攻”，是非正义的。儒墨的义战理论对后世影响及意义是巨大的，但在当时“春秋无义战”的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和愿望。兵家的孙子强调的是战争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关心的是如何把握和处理现实的战争。他从战争残暴性以及对国家、民众极端重要性中导出慎战思想。在孙子看来，任何战争都是关系到民众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都必须慎重对待缜密审察。

　　儒家在战争性质层面有比较深刻的理性认识，认为“义战”顺乎天意合乎民意，必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而对于如何进行战争，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去争取战争胜利却疏于研究。这种理论特性对后人的影响是双重：一方面可以通过战争正义性的宣传教育，激励人们的战争热情，使战争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创造胜利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则易于把战争情绪化，或情绪化对待战争，使人们停留于战争正义性激起的思想热情层次，而缺乏对战争的冷静思考、科学运筹和具体指导。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在近代这种情形屡见不鲜。那些饱读经书，满腹经纶，一腔热血，慷慨激昂策论军事时所表现的勇气令人起敬，那些关于战争的“正义”、“民心”的雄辩令人难以辩驳，但对具体战争的指导或者是脱离实际的宏论，或者是愚味的谬论，或者是无所见解的空论。由此而造成战略决策失误，导致严重战争灾难的历史教训，至今使人不能释怀。

　　《孙子兵法》并不着重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规定和区分，只是从战争自身残暴性以及对国家、民众之重要性的价值尺度提出慎战思想。他讲“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孙子·火攻篇》)在孙子看来，慎战不仅要考虑战争能否胜利，而且还要注意战争胜利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处置方法。“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们决策战争时，决不能因为战争能够取胜就盲目兴师，而不顾一场战争后可能引起的力量对比变化、战略格局演变。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局部战争为战争主要样式的今天，孙子的这一慎战思想确实值得人们“虑之”、“修之”。人们对待当今的战争，不仅要考虑能不能打赢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战争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是不是更有利我之战略发展。

　　“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孙子慎战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主不可以怒而兴军”是说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发动战争，“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是说将帅不可因一时气忿而出阵求战，其主旨都是反对因“怒”、因“愠”等情绪化的因素而轻启战端、挑起兵衅的“浪战”。“怒而兴军，愠而致战”在中国是有文化传统和基础的。儒家文化中那种突出战争正义性而忽视具体战争力量对比和战略战术指导就易于出现“怒而兴军”的情形。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大国，落后的现状又不断遭受“夷狄之国”的侵凌，这是“怒而兴师”的客观基础。

　　慎战的基本原则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合于利而动”是对怒而兴师的否定，即是否兴师不能以情绪、正义与否来决定，而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根本标准。这样，孙子的慎战思想就可直接引伸为正确认识和慎重处理战争与国家利益之关系。“合于利而动”不是说凡符合国家利益就一定用兵，国家利益就一定要靠战争去争取。利益是一个非常广泛和复杂的概念，有时人们往往把非利益的东西作为利益来看待，把眼前的非根本的利益当着根本利益，并以此去发动或进行一场与利益没有更多关系的战争。从利益间的矛盾和冲突到武装对抗、爆发战争之间有一个漫长的中间地带，存在着宽广的活动空间和解决利益冲突的可供选择的方法。利益的追求过程往往存在着利益的共同点。战争从各自利益出发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更高的战略层次考察，战争几乎是不必要的，因为双方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利益。

　　相关专题：孙子兵法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