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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作者为中国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少将。

　　　一、《孙子》研究面临的挑战

　　廿一世纪来临之际，新军事革命犹如“风乍起 ，吹绉一池春水”，在军事领域内——无论是军事理论或军事实践上，引发出一系列新问题、新观念。从战争的本质到战争的价值判断，从战争的制胜因素到战争的目的手段，从战争形态到作战方式等等，都向人们提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提出了众多的“战争新概念”。它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泛，所揭示的问题之尖锐，以及它对人们心灵震撼之剧烈都是前所未有的。

　　新军事革命所张扬的诸多非传统战争的新概念，向传统战争发出挑战，向传统战争理论发出挑战，许多经典理论发生了动摇。毫无例外，《孙子》这部号称跨越时空的兵学宝典受到了挑战，《孙子》研究受到了挑战。

　　《孙子》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军事革命所引发的新的作战方式的挑战，比如“非线式作战、非接触作战、非对称作战”；二是被认为是打破了一切传统战争理论的“战争新概念”，比如“信息制胜论”与“零伤亡战争论”。前者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新事物，而后者则是应予批驳的错误理论。作为人类军事智慧的宝典的《孙子》能不能回答这些新世纪的新问题，是《孙子》研究面临的时代挑战。

　　在这里，我想用《孙子》的观点就具有代表性的“非线式作战”和“信息制胜论”、“零伤亡战争论”作一点分析，以求揭示《孙子》的时代价值。

　　　　(一)关于“非线式作战”与《孙子》的奇正理论

　　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与发展，陆海空天电五维战场的出现，前方、后方的界限模糊不清，战略、战役、战术的界限正在消逝，空地海天一体作战应运而生，它就是非线式作战。这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其特征是攻防一体，能够广泛实施机动，对敌进行全纵深打击。非线式作战已经打破了、并将进一步打破以往的传统作战方式。

　　面对这种崭新的作战方式，《孙子》的理论是否失去了生命力呢？其实不然。

　　作战方式的核心是奇正，奇正的核心是战斗队形。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是短兵相接，因而采取密集队形的方阵作战；火器广泛使用于战场，宽正面浅纵深的线阵代替了方阵；机枪大炮的出现，线阵又被纵阵所取代。现在所谓的非线式的作战样式，不同于方阵，也不同于呈线式的梯次结构、由几个梯队从敌正面逐次突击的线式作战。从地图上看，它是标有红蓝两色的圆圈，而不是通常代表敌我双方兵力的红蓝线条。这是因为它空地海天一体，机动迅速，没有固定的战线，敌我犬牙交错，实行“岛”式部署和委托式指挥。

　　但是，无论科技的进步使作战方式发生了何种变化，兵力使用和战术变化的奇正理论依然有其一定的指导意义。饶有意味的是，首先注意到《孙子》中奇正概念对现代作战方式的巨大包容性和实践价值的，是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劳伦斯中将。他明确指出，在陆空协同的战役中，空中力量是“奇兵”，地面部队是“正兵”，奇正相互依存。在地面作战中，重型部队是“正兵”，而轻型部队用于机动则为“奇兵”，并且公开认为美军空地一体作战理论汲取了《孙子》的营养。

　　《孙子》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被美国人认识到了。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当有些人对拿破仑、老毛奇的军事理论顶礼膜拜、对传统的中国兵学弃若敝履的时候，英国的军事学者利德尔·哈特却从《孙子》中发现了间接路线战略，指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六、七十年代，当我们一些起劲批判《孙子》中的机动作战要素，认为这是反动思想的时候，美国的学者却成功地提出了同苏联进行核对抗的“孙子的核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同样，《孙子》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原则，即使是在军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其不可轻视的生命力。澳洲军事作家小莫汉·马利在《亚太地区未来冲突的根源及其特性》的文章中预言到：“正如19世纪的战争受约米尼、20世纪受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争，也许将受孙子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的影响”。① 这无疑是智者之言。

　　(二)关于“信息制胜论”与“零风险战争论”

　　新军事革命是后现代社会在军事领域中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并且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新理论。但是，它决不是一次否定一切传统军事理论和战争传统的革命，它必然是，也只能是人类军事历史链条中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能割断历史。但是，某些论者却把新军事革命推向了极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信息制胜论”和“零风险战争论”。这两论被认为是打破了一切传统战争理论的战争新概念。

　　信息制胜论者断言：“在未来的战争中，技术将使美国军事力量拨开‘战争迷雾’……达成对战场情况了解的优势——即能看见和了解战场上的任何事情。”“在21世纪初期，我们可以接近实时地发现、锁定、跟踪和瞄准在地球表面上移动的或是被设定在某地的任何重要目标。坦率地讲，目前我们除了无法做到实时外，所有这些工作我们几乎都能做到。”②

　　信息制胜论者的逻辑思维是，如果具有“优势的战争感知能力就等于胜利” ③，而只要具备C4ISR(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信息系统就能看清战场(获得优势的战场感知能力)，能看清战场就能精确打击，获得胜利。

　　不可否认，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侦察预警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战争不是神物，无视历史的能动性，无视战争的政治性质，单纯依靠物质的技术的优势，是不能赢得胜利的。

　　在信息问题上，较之于“信息制胜论”，孙子的观点无疑要辩证得多，正确得多。在战争经典中，最重视信息的莫过于《孙子》。它特别强调对信息的获取，充分重视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先知”敌情、“尽知”敌情的主张。孙子的“尽知”或许类似于“透明战场”，然而孙子并不认为“尽知”敌情就等同于胜利。在孙子看来，“尽知”敌情不过是取得避免战争失败的必要前提。他非常精辟地指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殆”只是说没有失败的危险，不是稳操胜券。他还进一步写道：“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只知我情，不明敌情，胜负的可能性只有一半，而敌情、我情都不知晓就有失败的危险。为什么不明敌我情势，孙子只说“必殆”，而不说“必败”呢？是不是孙子轻视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呢？不是。因为孙子看到，如果作战双方都是不明敌情我情、打糊涂仗的指挥员，谁胜谁负还不能断然说死。从这里就可看出，富有思辨特色的《孙子》，一字一句是何等准确，何等辩证。

　　“信息制胜论”不能越过孙子的规律，同样也不能越过当今有识之士的慧眼。美国学者伊尔·提尔福德在《美国军事革命：前景与忧虑》一文中指出：“高技术军队不一定能打赢非正规战争和低技术战争”、“战略思想先进的一方能战胜武器先进的一方”。他分析说：“如果一支信息时代的军队遇上一个均势对手，那么双方的对抗力量可能在早期的电子战中就彼此抵消了。或者，一方可能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在电脑大战中快速以电子手段击败对方。遇到上述两种情况，美国怎么办？”

　　伊尔·提尔福德的观点是正确的。其所之正确，就在于他看到了军事领域的信息革命并不能改变战争运动的规律。也就是说，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达，战场如何透明，武器如何精确制导，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始终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麦库本·欧文斯教授正确地指出，战争的盖然性始终是不可消除的“战争迷雾”，他引证克劳塞维茨的话强调说：“军事活动绝对不是指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 ④ 

　　“零伤亡战争”或称“零风险战争”是美国为了避免人员伤亡而提出的新的战争指导原则。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谈到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时明确表示：“我们想得到彻底的安全”。当前，“克林顿总统也积极寻求零伤亡人数战争” ⑤。

　　对于“零伤亡战争”，美国学者伊尔·提尔福德在《美国军事革命：前景与忧虑》一文中公开指出这是一种幻想。他写道：“技术是极其诱人的，它很容易被卷入军事革命神奇的潜力当中。但在追求战争的新方式时，人们不能让技术浪漫主义产生一种神秘的不流血战争的幻想，企图通过排除人的因素而使战争变得纯洁。” ⑥

　　俄罗斯海军上校基里诺夫在《关于非传统战争的未来》一文中更一针见血指出“零伤亡战争”理论的实质，他说：“目前较为时髦的理论是关于非传统战争即完全‘文明战争’、‘不流血战争’、‘无痛的战争’的理论。笔者认为，这种有意识的、有针对性的做法完全源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军事鹰派、军工企业的老板、怪僻的政治家们不想为新的21世纪的战争提供可靠的保护，不想在本国降低军费开支，不想在谈判桌上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问题，不想在防止战争方面加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⑦

　　“零伤亡战争”理论的虚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令人惊异的是不少持这种观点的人们竟从《孙子》中寻找理论依据：认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反映了这种“零伤亡战争”的追求。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误解。

　　我们知道，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指战争，不是指军事斗争，而是指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即所谓“伐谋”、“伐交”。对于这种“伐谋”、“伐交”的政治外交斗争，孙子认为可以实现不流血的“全胜”——“兵不顿而利可全”。

　　西方所谓的“威慑战略”、“间接路线战略”、“孙子的核战略”可以说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中吸取了智慧，它们都是指以武力为后盾而实行的战前政治外交斗争，都是指高于军事战略的大战略。而“零伤亡战争”则是指敌对双方兵戎相见的暴力行为。作为“零伤亡战争”的“经典”战例无非是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这是两场以至强击至弱的战争，以这两场战争为立论论据的“零伤亡战争”理论，无疑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同样，从《孙子》中寻找关于“零伤亡战争”的追求，也不过是缘木求鱼。

　　在《孙子》中看不到对“零伤亡”的追求；相反，能看到的却是关于死伤的警示，如“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谋攻》)，“必死，可杀也”、“覆军杀将”(《九变》)“死且不北，死焉不得”、“至死无所之”(《九地》)，“死者不可以复生”(《火攻》)，“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计》)等等。总之，可以看出，尽管孙子在战争指导上力主“巧能成事”(《九地》)，以小的牺牲赢得大的胜利，但是在战争的价值取向上绝少形而上学的偏见。他清醒地看到，兵凶战危，利害相杂，生死相依，因而一再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火攻》)。

　　二、开启《孙子》研究的新生面

　　面对新军事革命，《孙子》研究不能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而应有新的观念和理论思想，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总之，《孙子》研究必须来一次大的变革。

　　　　(一)研究支点的转移

　　自公元11世纪时北宋王朝把《孙子》尊为经典，列为武经之首，千百年来，校勘其版本、注解其章句、考辨其本事、寻绎其体系的著作，大量涌现。长期以来，这种注经解诂的研究传统一直成为《孙子》研究的支点。这一研究传统固然还应当继承，但是今天对《孙子》的阐释性工作基本上已经完结，因而必须向新的支点转移。我们为寻求新的支点，必须通过《孙子》本体精神的开掘，探究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比如，通过“伐谋”、“伐交”这一思想探索当今世界多极斗争的战略策略和地缘战略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地贴近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答和应用。

　　　　(二)研究领域的延伸

　　《孙子》研究要发展，既要不离传统又要走出传统。不离传统，是要求我们必须把《孙子》放在中国军事传统文化之中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要把《孙子》与中国古典兵学文化诸如历代兵书、儒墨道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廓清“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的承传轨迹，从中提炼精华，使之发扬光大。

　　走出传统，就是要求我们用现代人的知识和手段，以全新的视角，探索《孙子》在军事领域和非军事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研究是解决理论问题，应用是解决实践问题，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不解决理论问题，实际应用是支离破碎的。例如，关于《孙子》与商战的问题，由于《兵法经营学》这一学科建立不起来，这方面的许多论著距市场经济的实际相去甚远，解决不了问题。

　　　　(三)研究方法的转型

　　《孙子》研究要在方法上获得突破，不仅仅需要研究手段的改变，比如电脑检索，更需要哲学层面的突破，其核心则是创新问题。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孙子》研究置于中西军事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中。《孙子》的现代价值只有同西方的强势文化相比较、相融合、相竞争，才能真正凸现出来。

　　　　(四)学术层次的增位

　　《孙子》研究的生命力，是由它的学术地位决定的，而衡量其学术地位的关键是学术层次要高。

　　众所周知，面对新军事革命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孙子》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应对。《孙子兵法》绝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我们可以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但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那种语录式的简单类比的方法是肤浅的、不可取的。而要提高学术层次，必须从孙子兵法体系入手，特别是从孙子范畴体系入手，联系新军事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战争新概念，从宏观整体上开掘《孙子兵法》的理论精华，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而圆满地回答了这些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孙子》就能够在新的世纪继续焕发出青春活力，中国军事文化就能在全球一体化中找到自己的空间和位置。

　　注释：① [美]《比较战略》1997年第16期。      ② 转引自[美]海军学院国家安全系战略和军队规划教授麦库本·欧文斯《军事革命不会改变未来战争的性质》所引美国前参联会主席威廉·欧文斯海军上将与空军参谋长语。      ③ 转引自[美]海军学院国家安全系战略和军队规划教授麦库本·欧文斯《军事革命不会改变未来战争的性质》所引美国前参联会主席威廉·欧文斯海军上将语。      ④ 同前引自《军事革命不会改变未来战争的性质》。      ⑤ 《美国与零风险战争》，《参考消息》2000年6月15日转引美国《基督教箴言报》5月24日《只发动无风险战争的危险》。      ⑥ [美]伊尔·提尔福德：《美国军事革命：前景与忧虑》。      ⑦ [俄]基里诺夫海军上校：《关于非传统战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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