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常备军和常规作战特种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以色列式“小型军队精兵高效化”的训练和作战模式，业已泛化为一种主流趋势，即便是军事大国，也在演绎“放大了的以色列模式”的情形。另一方面，面对军事强国的超强作战能力，许多关于处于相对劣势的军事力量如何进行“非对称作战”、“超限战”等等的思考引人关注，而其中无疑包含许多特种作战内容。

　　中国式的特种作战，应当是人民战争式的特种作战、常规特种作战和现代高技术特种作战的结合。如果要区分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的话，那么，外线作战主要靠后两者的结合，内线作战则主要靠前两者的结合。而且，如果必须发生登岛作战的话，投放的相当数量兵力要立即转换角色，变成虽是人数居少的正规军，但却以人民战争的精神，分散、持久地进行高度专业化的特种作战，否则将无法为对付强大的海空封锁和登岛外敌赢得战略转机。当然，应当有更好的、不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假想敌作战失败的办法，但这首先需要解决好人民支持、默契的问题。邓小平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听取关于原子武器问题的汇报时曾说过，我关心的是原子弹怎么和人民战争相结合。我想，作为一个统帅过千军万马的军事家、政治家，他这么说决不是没有深刻分析思考的。

　　常备军和常规作战特种化，特种作战越来越从配属、服务于主力作战，向着战争本身越来越像遂行特种技术工程的方向演变，这是事实。但是，特种作战的一些基本战术原则始终没有改变。特种作战讲究富有创意的精密策划(包括安全撤出线路，它毕竟不是自杀性袭击)，讲究有针对性的训练，讲究示假和综合联动，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情报支持和技术支持。以美国营救德黑兰使馆人质和以色列长途奔袭堪培拉机场营救被劫机人质这两大案例来看，美国的气象情报工作没有做好，导致美军特种部队在预定着陆点遭遇强沙尘暴，加上没有控制好伊朗路人和在混乱中撞机的因素，使得整个营救计划彻底失败。以色列特种部队则发扬了它一贯的严谨、周密作风，做了多种方案的反复演练，结果在被乌干达士兵发现并提前交火的情况下，仍对巴勒斯坦绑架者达成了袭击的突然性，以突击队死亡一名中校指挥官(哈佛大学哲学系高才生，因挺身用希伯莱语叫人质统统卧倒而中弹)的代价完成了解救任务。再以巴勒斯坦方面秘密在红海运送武器问题为例。巴方以其政治敏感性和庞大的情报系统，侦测到了以色列将对阿拉法特总统府下手的动向，后悔因倚重和谈、相信“路线图”计划而淡化了武装斗争准备，于是通过红海赶运反坦克导弹、肩扛式防空导弹等重武器。可是这次以色列的情报工作略胜一筹，截获了这批武器并予以公开展示，把违反和平协议的责任推到巴勒斯坦方面，并导致布什不再与阿拉法特对话。巴以双方的情报斗争和特种作战差之毫厘，便导致了拉马拉和杰宁因只有轻武器而迅速被血洗，丝毫没有发生类似贝鲁特巷战的情形。

　　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特种作战的情报支持和技术支持更加重要，包括施放假情报和转而采用原始的人力情报传递方式等等，因为敌对双方往往在技术上差距越来越大。试想，如果一方的活动全在另一方的掌控之下，那么弱势一方怎么能够从事特种作战？例如，当人们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以捷克维拉无源雷达(据称可以探测到隐形飞机，并因无源而可免遭反幅射导弹攻击)为代表的新型雷达时，美国则“逆向思维”开发出了一种能观察别人雷达的雷达，对别人的雷达看到了些什么、进而如何发布指令了如指掌。弱势一方如果在这种技术、情报极不对称的情况下贸然派遣飞机、潜艇等进行特种作战，那将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尤其是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保密工作是特种作战的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因素；情报支持和技术支持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保密(反侦察)、示假(假情报)的内容，甚至比主动侦察还要重要。同样可以得出的是，过分相信和依赖信息化等等是危险的。电子邮件比“鸡毛信”效率高，但可靠性不一定高；利用电子计算机编制的密码，也不一定有去掉“大小王”的52张扑克牌随机配对的密码可靠性高。有中国特色的特种作战，既要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但决不能因过分依赖它们而衰减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鄙薄人民战争的传统。

　　情报工作原本是斗智斗勇的博弈，而情报主体的智、勇必须是真正的大智大勇，是智者的智和科学探索者的勇，决不是新闻记者式的机灵或资料员式的刻板所能胜任的，否则只会被动(甚至因品质不好而主动)地搞来大量假情报和没有价值的(普通媒体都掌握的)情报。在当今时代，情报客体的战术价值与战略价值的比重发生了变化。由于处在高技术日益发展的和平时期，泛军事活动摆脱了战时状态那种对战术效果的急切追求以及许多偶然因素的支配，同时，任何具体行动在日益严密化的战略系统中的滞后效应都在增强，因此，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动向，由于它是整体理性运筹的一部分，其意义往往并不局限于出现这些动向的单位、部门的有限行动本身，而是作为标示或影响整个大战略系统的变化要素存在。这就是说，情报客体的战略价值突出了，情报客体的战略意义的“比重”增加了。这就要求我们以足以认同情报对象之大战略系统的思维空间和层次，敏感地提炼出孤立情报所具有的“系统质”，亦即将孤立情报“还原”到情报对象的大系统背景中，即小见大地反观情报对象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与情报客体的战略价值提高以及这种提高的背景原因(相对和平和高技术)相适应，情报客体具有新的时空特性，其空间效用和时效都比以前扩展了。由于情报对象的系统性存在，单一情报的空间有效性非常之大。例如，某美军基地的一个动向，其作用覆盖面往往不局限于该基地本身，而有可能涉及整个北约的军事动向。相应的，该动向的时间效应也放大了，因为历时过程并没有止于某一基地的战略战术动作的终结。这种情况，同样说明了新时期情报主体拥有宏大的思维空间的必要性；情报主体必须具有将单一情报输入自身“思想库”、逻辑推论出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轨迹的能力。此外，情报客体的军民、平战、敌我兼容性内容增加了。工业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在战时着重服务于军事斗争，又可以在平时着重服务于民用建设。这就意味着，在和平时期，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被民用事业所“天然”遮蔽起来了。同时，由于高技术发展的影响，军事行动将越来越技术操作化，技术合理性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不同类型乃至敌对军队之间的“共通”内容在增多；一支军队由于技术发展所决定的编制编成、战略战术等等的改变，往往也是其他军队迟早要走的道路。上述这些情况，就要求情报主体善于从“和平建设”中“分拣”出有军事价值的情报，从军事系统中“剥离”出对经济建设有益的技术情报(并且通过它再反观军事方面的“后劲”等等)，从外军的改革行动中总结出值得我军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情报客体内容的军民、平战、敌我兼容特征，也要求情报主体拥有全方位的、高度敏锐的收集，整理情报的能力。还有，情报客体由于高技术发展的影响而更有隐蔽性、伪装性。密码编制和破译方面的斗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情报客体战略价值的提高，情报客体在情报对象系统中的有机联系的强化，本身就意味着各个具体情报与高层战略决策者的思维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各个具体情报由与大系统的有机联系加强而提高了自身的层次。而这样一来，情报的隐蔽性也就加强了，它们不象战役战术性情报那么容易找到局部因果关系，而须以与高层决策者“思维对等”的方式加以“破译”，即通过各个具体情报模拟再现高层战略决策者的思维世界。毫无疑问，如果缺乏相当的思维能力、知识储备和精神境界，是难以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