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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时光飞逝了40年，回顾以往，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毛泽东对制造原子弹的决策是这样形成的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赫鲁晓夫翻脸给中国制造原子弹燃起了自力更生之火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份，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

　　就在我们每天等着、盘算着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但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了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

　　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

　　五年之后，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的成功，十分巧合，卡中国人脖子的赫鲁晓夫也在同时被他的同伴发动的政变赶下了台。

　　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突破了

　　美国人在1954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作同步聚焦。

　　中国科技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地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被突破了。

　　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了

　　1964年初，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的主持下，召开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会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

　　铀235研制过程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筛选，一步一步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具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周恩来等人审看了原子弹怎样才会起爆的纪录影片

　　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是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原子弹究竟怎样才会起爆？研制工作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1964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他们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有希望了。

　　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要对中国扔原子弹

　　在过去的历史中，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扔原子弹，这是有案可查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志愿军发动猛烈进攻，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溃逃了400多公里，麦克阿瑟紧急报告了美国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这位曾经下令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的总统，产生了可怕而危险的念头，并很快公开了他的想法。他对新闻记者说：“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挽回朝鲜战局。”

　　这条带有爆炸性的新闻震动全世界，引起西欧各国的恐慌，英国首相艾德礼立即飞往华盛顿，会见杜鲁门，陈述利害。杜鲁门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威胁才缩了回去。

　　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美国的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1953年春季，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国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了冲绳岛。根据30年后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这位总统确实下令准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同年5月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露骨地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据美国现在解密的档案证实，1955年3月10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中国大陆的机场”。3月15日，杜勒斯对新闻界宣布“我们可能利用某些小型原子武器”。

　　美国当权者虽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却迟迟不敢按下核按钮，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苏结盟，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对他们有很大的遏制作用。现在看来，中国决心研制核武器，在当时和今天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至关重要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能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高102米。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多么困难、心理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人心弦的10秒，就在这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还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原子弹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

　　核武器研究院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

　　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都必须由核工业部自己负责研究解决，别的部门代替不了。但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涉及国防工业各部门、民用工业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兵种等许多部门，是一件了不起的全国系统配套工程。仅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部队科研生产部门以及地方工业部门就有数十家数百项重要的配套项目直接与原子弹爆炸有关，涉及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

　　举几个例子，将原子弹托举起来的铁塔，是北京地方工业生产的；为隔除各测试点电容的影响，需要用塑料布覆盖，这些塑料布，数量甚为可观，也是地方工业生产的；爆炸前，每个人都要戴上一副防止光辐射的眼镜，这也是民用工业生产的。还有从新疆境内主要火车站向核基地运输庞大的物资和人员，大量的解放牌汽车，一条一条长龙通向罗布泊，从天上往下看极为壮观，这些汽车是机械工业部生产的。还有许多测试仪器，如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等，缺一不可。总之，几乎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出了力。

　　中国人勒紧裤腰带研制出原子弹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但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科研人员热火朝天，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消极沉闷，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用尽全力向前奔驰。

　　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品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根据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