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洁

　　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诸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不甘接受异族统治，20年中爆发100多次武装起义。在镇压和屠杀政策无法征服台湾人民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转而采取了更为阴毒的一手，全方位施行“皇民化教育”，妄图使台湾人民“同化”到大和民族中去，最终成为日本帝国的“顺民”。其主 要方式为：在舆论上操控媒体，宣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吹嘘“大东亚圣战终将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教育上，

　　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禁止传授汉语，完全剔除传统教科书中带有“忠君爱国”思想的经史子集；在习俗上，强迫台湾人民将汉族姓名改为日式姓名，强令台湾人民穿和服、木屐，睡榻榻米，禁止台湾民众过春节、祭拜祖先，禁演布袋戏、歌仔戏等台湾地方戏，强制学生学习和服裁剪、插花、琴道、茶道、弓道等课程，灌输日本的生活习俗、生活方式；在宗教上，拆毁文庙、关帝庙、玉皇大帝庙、妈祖庙，改建日式庙宇，供奉日本“天照大神”；在经济上落实“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歧视性产业政策，修水利、改良种，但限制台湾工业的发展。

　　毫无疑问，“皇民化运动”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这从光复初期台湾民众敲锣打鼓“迎王师”可以看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中既有在日本卵翼下成长的大工商业主和大地主，也有一些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并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具有强烈的亲日情结。他们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李登辉、许文龙、蔡昆灿、彭荣次等。

　　这些“皇民家族”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庇护下办工厂、设银行、做生意、收地租、享受种种特权，积累起大量资本。光复后，“皇民家族”凭借日统治时期就累积起来的政治、经济、教育、人脉资源，迅速在商界、政界、学界显露峥嵘。国民党逃台之初为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开始拉拢“皇民家族”。“皇民家族”为了自身利益，也主动寻求国民党当局的庇护。两者各取所需的结果，是“皇民家族”逐渐渗透并最终接掌了台湾政权。

　　李登辉就是“皇民”执政的典型代表。幼时的李登辉凭父亲担任警察的关系，得以在台湾的日本学校接受教育，改名岩里政男，以后又到只有很少台湾人能够进入的“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还曾到日本军队里当兵。在长期日本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从思维方式到情感表达都是日本式的，完全“用日本人的眼睛看世界”。窃据高位后，李登辉立即暴露出亲日本色，开始动用权力机器制定各种亲日政策，全方位地迎合日本的战略图谋，鼓吹台湾独立。

　　另一方面，战后的日本不甘心其在东亚的失败，时刻图谋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确保日在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利益。以岸信介、石原慎太郎、安信晋三等部分日本右翼政客发起“青岚会”、“日华议员恳谈会”等亲台组织，对外鼓动台湾独立，对内煽动日本民众的反华情绪，处处为中国统一制造难题。

　　在台日政客的影响下，“皇民化教育”的流毒逐渐死灰复燃，近年来演变成为锋头强劲的“哈日风”。部分台人讲话、写字时汉语、日语混用，饮食上崇尚“寿司”、“御饭团”或“关东煮”，逛街必到“三越”、“SOGO”或“高岛屋”，而看的漫画、电视剧则是《家有贱狗》、《名侦探柯南》、《东京爱情故事》之类的日剧，看球赛也只看日本野球(即棒球)，连味精也只用日本的“味之素”，起名字也多用义雄、文雄、智雄、秀雄、英雄、昭彦、文男、信良、静枝、太郎之类的“日本式名字”。虽然对大部分民众来说，“哈日风”只是一种“跟风潮”，他们对日本流行事物的商品意义的追求远大于其对文化意义的理解，对日本也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感情，但确实有少数学者在“亲日情结”的驱动下，想方设法把这种“哈日风”上升到文化认同的高度，从根本上割断台湾与大陆的文化纽带和血肉联系，为“台独”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