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昨天，甲午中日海战已经过去了110年，曾经飘扬着龙旗的军舰寂寂地沉没于黄海大东沟下，一代海军的梦想随之灰飞烟灭。而今天，则是“9·18事变”73周年纪念日，全国上百个城市将同时拉响警报，以示警钟常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相比此前只有沈阳、南京等个别城市举行拉响警报的活动，这次参与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以及隆重程度实属空前。在 这样的历史时刻，面对两个世纪以来被邻国欺辱的国耻，我们当纪念什么？反思什么？

　　无疑，时光远去，但记忆难灭，这国耻最直接、最激烈的刺激，首先来自事件本身。甲午一役，清政府以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的海军实力居然败给了“东洋小国”，最终不得不签订和约、割地赔款，举国一片哗然，也一片大恸。1931年，日本再次挑动事变，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东三省沦陷，在此后的15年内，中国大片的土地被占领，民众大量被杀戮，民族处于亡国灭种之紧要关头。中国人习惯说“八年抗战”，实际上从“9·18事变”起，中国的抗战应该为15年。

　　然则事件只是结果，纪念国耻，还需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上反思。大东沟一战，装备似乎略胜一筹的北洋舰队，却以0：5的比分大败，根由其实已深种在当年海军军款化为西太后寿款、举国物力只是用来奉一己私欲的时候，因此海战即便一时可以侥幸得胜，最多也只是暂续满清之命，于整个时局并无根本之助。“9·18事变”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哀怨而愤怒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响起，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专制之下，选择的是独裁者的个人利益，牺牲的却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民意算什么？在一纸“坚决不抵抗”的命令下只能被强奸。如果说海战之败、“9·18事变”之痛是国耻，耻辱的深处，其实还应有“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的教训。

　　时间会冲淡许多东西，但难以冲淡耻辱，除非耻被雪，辱得报。于是73年过去了，110年也过去了，“9·18事变”和甲午惨败，作为国耻的象征性符号，至今还沉重地压在国人的心头。这与日本政府始终不能正视历史、承认历史有关，但也跟自近代以来，国耻而往，在中日的现代化竞争之中，中国人迟迟未能扬眉吐气有关。

　　海战与事变，本质上当然是日本的故意挑衅与蓄意侵略，但跳脱一时一事，其实也不妨在形式上视为东亚两强的竞争与冲突。战败、割地、赔款、沦陷、被屠杀、流离失所……中国处于下风的点点滴滴无疑都是我们今天不能忘怀的痛苦与耻辱。所以，纪念国耻，还应当在历史的更深处反思两国几乎同时开始而路径迥异的现(近)代化成败。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上下从科学技术、军事思想、社会结构乃至国家制度上都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全民的现代化意识浓烈而取向清晰。而无论是清朝廷，还是北洋政府，抑或是南京政府，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缓慢而乏力，始终在边缘地带游离，浅尝辄止，迟迟不能触及决定国力根本的制度改造，以致徒然有洋务运动，有新式军队，但政府能力捉襟见肘，令亲历者痛，令观史者悲。

　　如今，国际格局斗转星移，中国的状态也今非昔比，日本与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但在政治经济、地区影响、资源利用等众多方面仍然无可避免要成为竞争对手。这些竞争所体现的，或者应该说所凭借的，依然是两国现代化程度之下的国力较量。因此，我们时刻铭记曾经败于对手的耻辱，这耻辱背后的历史逻辑，并非为了非理性地宣泄仇日的情绪，而是要让自己知耻后勇，牢记方向，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