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原泽周：甲午战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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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jczs.news.sina.com.cn 2004年09月17日 22:20 舰船知识网络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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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 ——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一文读后 内容提要 伊原泽周 本文的主旨，是检讨甲午战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 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思想与文化的问题，其意义广泛而深奥。随着历史的进展，论者对它的解释也各有其说，而且是杂乱不清。一般说来，“大亚细亚主义”名词的“定型化”，意义的“明确化”，似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19世纪中叶，即日本明治初年，日本的一部分民权主义论者，为制止欧美列强的亚洲侵略，提倡亚细亚诸民族国家，特别是中朝两国，与日本联合为一体，共同对抗西欧列强，以期维护各自的独立与生存。这种主张只能说是“亚洲同盟论”，日语称为“连带论”。如把它说成是“亚洲主义”，似欠妥当。 《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揭载了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一文，认为江户末期，明治初年的“攘夷论”，以及“亚洲同盟论”等都是“亚洲主义”。他说：“早期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杉定鹑山、森本(樽井)藤吉等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所主要宣传的是‘亚洲同盟论’。”他根据1863年胜海舟的日记，说：胜海舟主张派船舰往亚洲各国游说“亚洲联合”，这就是较早提出的“亚洲主义”。对此说表示疑问的戚其章，乃于今年6月，在《历史研究》第三期上揭载了一篇《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其内容，主要是反论上揭盛邦和的意见。 戚其章的论文指出：盛邦和把“亚细亚主义”的产生，始于甲午战争以前的说法是不对的。亚细来主义的形成应在甲午战争之后。 我对戚其章文的意见多有共感，而且，我以为“大亚细亚主义”的检讨，对于我们研究中日甲午战争问题，实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愿以此题提出几点拙见，以充实我们研究的内容。 甲午战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 ――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一文读后 伊原泽周 前言 本文的主旨，是检讨甲午战争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系。 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思想与文化问题，其意义广泛而深奥。随着历史的进展，论者对它的解释也各有其说，而且是杂乱不清。一般说来，“大亚细亚主义”名词的“定型化”、意义的“明确化”，似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19世纪中叶，即日本明治初年，日本的一部份民权主义论者，为制止欧美列强的亚洲侵略，提倡亚细亚诸民族国家，特别是中朝两国，与日本联合为一体，共同对抗西欧列强，以期维护各自的独立与生存。这种主张只能说是“亚洲同盟论”，日语称为“连带论”。如把它说成是“亚洲主义”，似欠妥当。 《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揭载了盛邦和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一文，认为江户末期，明治初年的“攘夷论”，以及“亚洲同盟论”等都是“亚洲主义”。他说：“早期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杉定鹑山、森本(樽井)藤吉等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所主要宣传的是“亚洲同盟论”。他根据1863年的胜海舟的日记，说：胜海舟主张派船舰往亚洲各国游说“亚洲联合”，这就是较早提出的“亚洲主义”。对此说表示疑问的戚其章，乃于今年6月，在《历史研究》第三期上揭载了一篇〈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其内容主要是反论上揭盛邦和的意见。 戚其章的论文指出：“盛邦和把“亚细亚主义”的产生，始于甲午战争以前的说法是不对的。亚细亚主义的形成应在甲午战争之后。” 我对戚其章文的意见多有共感，而且，我以为“大亚细主义”的检讨，对于我们研究中日甲午战争问题，实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愿以此题提出几点拙见，以充实我们研究的内容。 今先将盛、戚两文的要点分别介绍于下，然后再提出我的意见。 盛文的要旨 盛在论文的提要里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亦称‘大亚细亚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最后则异变为‘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盛将“大亚细亚主义”以“日本亚洲主义”之词使用之。论文的构成由一、日本亚洲主义的初始含义。二、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及其特点。三、对日本亚洲主义历史局限性及其最终“右转”异变的严肃思考。等三章节来阐述他的意见。 在第一章节里，盛认为胜海舟等所提出的亚洲主义思想，在明治初期的言论界里起了很大的反响。1875年11月《东京日日新闻》的〈支那不可轻〉，1878年1月《邮便报知新闻》的〈不可轻视清国论〉及次年11月的〈东洋连衡论〉，1884年4月《朝野新闻》的〈东洋之气运〉等文，都是主张“与亚洲团结起来，共抗西方侵略。”特别是杉田鹑山(鹑山为号，一般均称其名“定一”)的“兴亚论”，被盛评价得很高；认为杉田的亚洲联合由空想变为现实，要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同质”的亚洲。但是所可惜的是“杉田鹑山的理想愿望，在此后的岁月里并没有被日本的统治者所采纳实践。”除此之外，盛又谈到樽井藤吉提出的亚洲合邦论，说：“樽井在明治24(1891)年写有《大东合邦论》，他也曾建立一个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东洋社会党”，受到政府的压制。他的“合邦”理论与以后军国主义所鼓吹的“合邦论”有所不同，主张“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恢复“东洋的势力”，主要论说日本与朝鲜的联合”。简而之，盛认为樽井的合邦论是“和平的联合”。于是盛对上述的诸点，归结起来说：“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标一帜，诚恳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 其次，在第二章节里，盛认为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国粹主义”以及“日本主义”所代表的“亚洲主义”具有明显的文化性质。这是由于：反对日本的欧化主义，维护并复兴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缘故。于是他把这一时期的亚洲主义定为“文化亚洲主义”。在这以前的亚洲主义定为“战略亚洲主义”。 文化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是冈仓天心、三宅雪岭、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人。冈仓的《亚洲觉醒论》里重视儒学，视孔子为和平主义者，希望日本能推进孔子的和平精神。三宅很崇尚阳明学，鼓吹“东洋文化”以期发扬阳明思想的精华“良知”与“良能”。井上哲次郎的著述《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提倡阳明与朱子学的研究。井上圆了则强调佛教对亚洲人精神建设的重要性。诸如这些人们的亚洲主义，在“纠正世人偏重西学，鄙视亚洲文化精义的偏向，以求再兴亚洲文化”。于是产生“国粹派”，倡导“日本主义”，“这在日本乃至亚洲现代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因此不可简单地说它是文化排外主义。 再其次，盛在第三章节里说：“日本亚洲主义”，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虽然如此，但在迁延演变的思想过程中，它终于“右转”异变，化为“大陆政策”的侵略理论。太平洋战争后，亚洲主义又被“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所利用，“鼓吹当时战争乃是一场“黄色人种革命”，而日本则俨然成为“解放亚洲”的“救世主”。使亚细主义走上失败的道路。 最后，盛认为，值此新世纪之始，稳定中日关系，增强两国的理解与合作，必须吸收过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才能发展新世纪的真正的“文化东亚”。 戚文的批判 对上述盛文的意见表示疑问的戚其章，乃撰〈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一文批判盛文。戚文是由：一、“攘夷”论不足为大亚细亚主义“进步”说之据。二、“兴亚”论难证大亚细亚主义“进步”说。三、大亚细亚主义萌生及形成的历史背景等三章节所构成的。 这三章节的主要内容，是针对盛文而提出的反论，今将各章节反论的要点分述于下。 一、关于“攘夷”论的问题 在盛邦和的文里，把日本江户末，明治初的攘夷论，胜海舟的“合纵连横论”等都说为“早期亚细亚主义”，而且，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戚其章参照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日本政治史》，井上清的《日本军国主义》、《日本近代史》等著书，展开自己的意见说： 日本人亚细亚主义产生于幕府末期的说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攘夷”论与大亚细亚主义存在某些相似的外在现象，并不能就说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当然，“攘夷”论也有其两重性：一方面，它“并非丝毫都没有进步思想”，“也部分反映了人民对外独立平等的要求”，“包含有保卫民族与爱国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却欲以抗西洋之名行侵略朝鲜、中国之云，即包含着“夺取朝鲜和满洲土地的阴谋以及内心企图加以征服”的侵略图谋。后者的危害性恶劣影响至为深远，这已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且不可熟视无睹，漠然置之。所以，盛文截取“攘夷”论者“提携”，“合纵”等片语只语，试图以此来说明大亚细亚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并不足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二、关于“兴亚”论的问题 戚其章认为：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掀起了“兴亚”论或“兴亚”策的思想高潮，成为日本联合亚洲国家的理论。这理论，不可像盛文中所说的：“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这是因为“兴亚”论里，实际上，隐藏着“征亚”思想的缘故。1884年中法战争时，日本官方支持各种“兴亚”团体潜入中国活动。例如：策划长江流域的哥老会起事造成中国内乱，以期趁火打劫。在上海办东洋学馆(后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为促进中日文化，实为“大陆经营”的机构。筹办此馆的人员中有樽井藤吉、杉田定一。 在盛文中，把杉田的〈兴亚策〉、樽井的《大东合邦论》都评价的很高。戚其章则大不以为然。尤其是盛把樽井的合邦论，说成是“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这更使戚其章难以同意。故戚文中说： 《大东合邦论》初稿写于1885年，到1893年再加修改，先在《自由平等经纶》杂志连载，后合为一册付梓问世。其基本观点是：“我日韩宜先合，而与清国合纵，以御异种人侮。”那么，日本与朝鲜怎样“合邦”？又合成什么样的邦呢？樽井写道：“抑合邦也者，协约立国，以合各邦，使各邦人民得参其合成，一统国之大政也。而其要在使各邦自主自治之权、归于均平。”(中略)所述“合邦”之法极其模糊，使听者不得要领。(中略)日本早已与琉球实现了“合邦”，明治政府并未让琉球有“自主”、“平等”之权，樽井也视而不见。正如信夫清三郎指出：“对处分琉球的 邦置于合理的基础之上呢？又如何保证日朝两国的合邦不会成为对朝鲜国的合并“处分”呢？这种设想，不是状的精确分析作为前提，反而包藏着隐匿真相的危险。”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带有 与欺骗性，是不能单纯从字面上去了解它的真实含意的。其实，“合邦”者，“吞并”之代称也。盛文感于《大东合邦论》动听诱人的漂亮词句，而不结合历史和现状进行精审的研究分析，便给予充分的肯定，是不可取的。 于是，对“兴亚论”的评语是： 其内容的表述尽管因人而异，甚至大相径庭，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都是以“大陆经营”为根本出发点，是毫无可肯定之处的。盛文试图以“兴亚”论证大亚细亚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是完全说不通的。 三、于大亚细主义萌生及其形成背景 在盛邦和的文里认为：亚洲主义思想渊源于江户末期的攘夷论，明治前期所掀起的兴亚论就是亚洲主义的出现。这显然是肯定了亚洲主义的产生，早在甲午战争之前，这种笼统不明确的说法，不是阐明亚洲主义形成的过程及其历史的背景。故戚其章说： 甲午战争以前和以后，日本主张对华侵略扩张的思潮，可以明显地看出，甲午战争恰似一条巨大的分水岭，将二者区分开来。尽管它们都是要实施“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这是其共同性；但它们却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即前者是以直接“占领中国”为目标，而后者则是企图通过“保全中国”的手段来最终达到“占领中国”的目标；这又是其各自的特殊性。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将大亚细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兴亚”论加以区别，也就无法真正认识大亚细亚主义。所以日本人亚细亚主义思想只能是萌生于甲午战争之后，而不会是在此以前。 甲午战后1898年11月，由东亚会、同文会两个团体合并而成的“东亚同文会”，是日本对华问题的统一机构。该会的纲领是“保全支那”。虽然是一个民间团体，但是首任会长是贵族院议长近卫笃 (1863—1904)，其影响力上达政府，下及人民。戚文中说：““近卫笃 没有提出“大亚细亚主义”这一名称，但他的“保全支那”论却为大亚细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戚又说：“近卫笃 的“保全支那”，是以“人种竞争”说为立论根据的”。此外戚又根据地1898年1月，近卫在《太阳》杂志上揭载一篇所谓〈日清同盟论〉的论说〈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之必要〉一文，认为近卫“用“人种竞争”来掩饰日本与西方列强争相瓜分中国的企图，是近卫的一大创造，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就是对“人种竞争”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1919年2月1日，中国的《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上揭载了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有侵略中国及称霸亚洲的企图。戚其章据此文归其结语说：“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乃是一种指导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政策或手段的侵略理论”。认为“大亚细亚主义”自始至终具有侵略的本质，无“变质”可言。故对盛邦和所说的，最终“右转”异变的说法是错误的。 戚文的最后则说：为促进21世纪中日两国的互相理解与合作，盛邦和撰此文的“主观动机可能是好的”，但“必须以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前提”，才能实现中日之间的真正的善邻友好关系。 笔者的意见 我对于上述戚其章论文中所提出的几点意见，全面地表示赞同。为避免彼此意见的重复，凡在戚文中所说过的问题，尽量不提。凡戚文尚有未涉及到的地方，列举数点以作补充。这也或者有助于我们研究“亚洲主义”或“大亚洲主义”的参考。 我先将盛文中的“术语”与“名词”的使用问题提出来谈一谈。 A 关于“日本亚洲主义”等词语问题 “亚洲主义”一词，本来渊源于日本，非中国所原有。在“亚洲主义”的上面，冠上“日本”二字，似无必要，而且，“亚洲主义”与“大亚洲主义”，在语意上似有差别。在上揭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主义〉的一文里的大亚细亚对“大”字的解释是：“人之欲之欲大，谁不如我，这样倡起来，解释是那还得了”，有批评“大”字的意思。戚文中说：“国人之评论大亚细亚主义，始于李大钊”。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最后的一次访日，在神户作了一次著名于世的讲演〈大亚洲主义〉，对当时的日本，予以尖锐的批判与痛烈的责难，于是“大亚洲主义”一词便为中国人所众知。其实，〈大亚洲主义〉讲题并不是孙中山自己决定的，而是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西川庄三于孙中山到达神户后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上午访孙，将已拟定的〈大亚洲主义〉讲题面交给孙，请他作一次讲演，试看一下中国革命领袖，对中日关系究竟是抱着怎样的意见。孙中山为发泄一下多年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不满，乐意接受这一讲题。于是于28日在讲词中说：“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王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由此看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不是当时日本人所倡的〈大亚洲主义〉。我在拙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华书局，2003年)里，把它改称为〈孙中山的泛亚主义〉，以区别日本的〈大亚洲主义〉。 B 关于“攘夷”，“兴亚”等词语的解释 在盛邦和的论文中，认为江户幕府末期的“攘夷”论，明治以后的“兴亚”论，“亚洲同盟”论，“中日连携”论等，都是“亚洲主义”。这种说法，似欠妥当。本来“攘夷”、“兴亚”、“同盟”诸论里，似与“亚洲主义”思想有关联，但不能不把它们说成“亚洲主义”。就“攘夷”论而言，1863年长州藩在下关与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的战败，同年，萨摩藩与英舰在鹿儿岛湾的交战，使长、萨两藩深知以武力驱逐欧美列强实不可能，乃将“攘夷”论转化为“倒幕”论。于是在两藩“尊皇讨幕”的指标下，终于推翻了幕府，完成了明治维新。 明治政府成立后，致力于政治的改革，于是“民权论”抬头。民权论者们，对内要求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对外则主张结合朝鲜与中国一致对抗欧美列强。于是“兴亚”、“同盟”、“连携”等论，相继高扬。其说是形形色色，全体看来，他们认为封建的满清政府和李朝政府都已腐朽无能，无力对抗欧美列强，只有新兴的明治政府可当其事，换言之，如结盟，盟主当由日本承担。这种论调在明治10年代以后的日本的报章杂志上，随所都有可以看到。但是1885年，自由民权运动领导者大井宪太郎等，为策划援助朝鲜立党首领金玉均等进行朝鲜政治改革，结果失败。大井等在大阪被政府逮捕投狱，世谓之“大阪事件”。一般人认为，自此事件后，自由民权运动便退潮，民权论遂转化为国权论。 为什么民权论会转化为国权论呢？这在《玄泽社社史》里说：“只讲民权，不谈国权，不能雪国耻，为维持帝国的目面，非依靠军国主义，大大地扩充国权不可”。①于是玄泽社便与军部的参谋本部搭上了极密切的关系。参谋本部对华调查员荒尾精的〈兴亚策〉与〈宇内统一论〉。②与盛文中所述的杉田鹑山的〈兴亚策〉论内容，几无两样，所不同的是，军人荒尾精要以“皇国”武力来统治天下。1894年6月，玄洋社派遣“天佑侠”勇士十数人赴朝鲜，鼓动并协助东学党首领全 叛乱。③这可以说是引起甲午中日两军交战的导火线。 总之，我认为“亚洲主义”一词语构成的要素是：一、以武力对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二、反对明治政府的“欧化政策“三、反对黄、白人种的差别。四、维护儒佛及神道的日本传统思想及文化，并使其发展之。盛文中的“文化亚洲主义”、“战略亚洲主义”等语词的使用，似无必要。使用之，使人对“亚洲主义”的了解，有混乱不清之感。 二 、《大东合邦论》批价的补言 盛邦和说：樽井的合邦论是“和平”与“无私公平”的合邦。这在戚其章文中已有批判，在此，我再作一点补充意见。 按《大东合邦论》初版刊于明治26年(1893)8月，非明治24年(1891)。该书由东京市 町区饭田町五丁日26番地，近藤圭造刊出。署名森本(旧姓)藤吉，全书用汉文写成。推销的书店是：东京丸善书店，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诸地的乐善堂，以及朝鲜仁川的朝鲜新报社，因此，该书流传于中朝两国者甚多。待中日甲午战争后，即明治43年(1910)6月，该书由著者署名樽井(新姓)藤吉再版印刷出售。这年8月22日“日韩 合条约”签订。该约第一条是：韩国皇帝将韩国一切统治权，永远完全地让给日本国皇帝。④同年9月，朝鲜总督府成立。首任总督是日本长川藩军阀寺内正毅，直属于天皇统辖之下。事实上，韩国的“ 合”，即是韩国的“灭亡”。在此前两个月，樽本藤吉在他的再版《大东合邦论》的序文〈再版要旨〉里说：“纵令虽日韩联合之约成，亦不可使韩人参与其中合成国之大政也”。樽井(森本)的“合邦论”的“和平的”与“无私公平”的思想，究竟在哪里呢？ 三、关于“亚洲主义”的问题 A亚洲主义的形成 在盛邦和文中，一开始就把“攘夷”、“兴亚”、“同盟”等说为“亚洲主义”与“大亚洲主义”，并没有阐述“亚洲主义”与“大亚洲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 本来“兴亚”、“连衡”、“同盟”等词语及其理念，可以说是始于近代中日国交的树立。1877年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在其著述《使东述略》里写道：“日本以同文之邦，毗邻东海，亦复幕义 盟”。他与1874年到中国解决“台湾事件”的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于1878年在东京创建“振亚社”，这是中日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友好团体，但这年5月，大久保在东京被刺杀而死，继大久保之后的宫岛诚一郎等于1880年3月创办“兴亚会”以代“振亚社”。 “兴亚会”的会长是长冈护美，发行会志《兴亚公报》，不一月改其名为《兴亚会报告》，倡中日两国“连衡”论以抗欧美列强的亚洲侵略，维护亚洲国家的独立自主。这宗旨得到中国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等的赞助。双方的交往很亲密，但以琉球案纠纷与1882年朝鲜的“壬午之变”，中日两国的“善邻”关系渐渐冷淡了起来。1884年6月6日《邮便报知新闻》揭载了一篇〈兴亚的问题与东洋的现势〉，评论顽固腐朽的清朝政府与新进的日本，谈两国之间的连衡问题是不可能的。日本只有充实国力来维持自己在东洋的地位，“兴亚”的主张完全是空想的梦话。这时，曾鼓吹“兴亚策”的杉田定一，在他的〈游清全感〉的一文里，也放弃了自己的旧论，竟然主张以武力讨伐中国。⑤ 或由于国际情势的恶化，亚兴会乃将“兴亚”二字废去，改名为“亚细亚协会”，继续它的活动。后来该会并入到“东亚同文会”里去了。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闻名于世的〈脱亚论〉，高唱摆脱东洋的腐儒政教与风俗，坚决反对派与中朝两国结交，日本的所有的一切必须全盘欧化，举起“脱亚入欧”的旗子。这脱亚论与当时明治政府所推行“欧化政策”恰恰相辅而行，引起了“国粹主义”的抬头。1888年，志贺重昂在政教社的杂志《日本人》第3号上，发表了一篇〈国粹保存旨义〉，颂揭日本传统文化的优美，批判欧化政策，于是国粹主一词便流行于世。继志贺之后的主要论客是：三宅雪岭、陆羯南、井上哲次郎、杉浦重刚、井上圆了等人。他们在论坛上，大声疾呼日本传统的文化与思想，固有的风俗习惯，绝不逊色于西洋。把这些宝贵的大和民族的遗产，固有的真，善，美的精神结晶完全丢掉，盲目无选择，无批判地主张全盘西化，是亡国的谬论，是民族的败类。这种强烈的国粹保存主张，影响极大。1890年4月，三宅在《日本人》杂志上连载了一篇长文〈亚细亚经纶策〉，批判清政府昏庸无能，不能与日本相并论。日本为东洋的英国，做东洋“盟主”，当之不愧。他对十年以前，日本言论界流行的“同盟”、“连携”诸论，完全一字不提。那么，他的“盟主”的意思怎样去解释呢？实际上，甲午战争以前，他主张扩充军备，要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决一胜败。 三宅自称他是国粹派，⑥所主张的是国粹主义，也认为它是日本主义、国家主义。他所主编的《日本人》与1890年德富苏峰创刊的日刊报纸《国民新闻》，都是甲午战争前日本言论界的主流刊物。在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相抗衡下，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似乎居其两者之间，当时，并无“亚洲主义”论的出现。正如戚其章所说的：甲午战前，无亚洲主义的存在。甲午战后，日本受到了以俄为首的三国干涉。在三国的强迫之下，日本只好将已入手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种外在压力的屈辱，使日本只有忍气吞声，等待他日再泄宿怨。这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里，说得清清楚楚。与此同时，李鸿章的北洋舰队被毁灭，中国割地赔款，使李饮恨在心。1896年6月，李在俄京与沙俄签订了密约，议定共同防御日本。这密约给日本的威胁极大。 但是，密约签订后的1898年3月，德租胶州湾，接着，俄租旅顺、大连，英要求租借威海卫，法要求租借广州湾。如此以来，中国面临着被西欧列强瓜分的局面，这使变法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喊出“联日制俄”的口号，以期挽救中国的危亡。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情势之下，明治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的对华政策。于是，日本朝野上下便想通过康梁的变法派来接近中国。如此，一则可以解消中国对日战败的仇恨，一则可以在外交上把中国拉过来一致对抗沙俄。这种一举两得的对华政策便开始推行起来。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民间的大小团体非常多，刊行的报章杂志也不少。特别是对于中国问题，意见分歧杂多，这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政府对华政策的决定与推行。为统一起见，乃有本文上述的“东亚同文会”的创立。该会是甲午战后日本对华关系，最大、最有力的政治团体。会的主要宗旨是：一、保全中国。二、支援中国及朝鲜的改革。三、研究中朝两国的时事问题并实行之。四、唤起国论。⑦ 东亚同文会长近卫笃 ，在他就任会长以前曾说：“东洋是东洋的东洋，东洋问题应由东洋人去负责处理，中国国势的衰退，是政府的政治腐败所造成，非人民之责，如予以启发与指导，日中两国携手合作，保全东洋是不困难的”。⑧1898年1月，他又写了一篇〈同人种同盟〉论。这在戚其章文中已有评述。其实，该文于是1898年5月由上海《苏报》以〈同种联盟说〉为题译出，为一般中国人所读。这种黄种人的联合以对抗白种人的人种大“同盟”论不仅为当时亡命日本的康梁等所称赞，也为后来的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所颂扬。故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把“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一条，列为六大主义之一。⑧ 东亚同文会构成的份子很复杂。右翼玄洋社的社长平冈浩太郎，平冈的侄子，玄洋社员内田良平(1900年创设黑龙会)、头山满，左翼的宫崎寅藏(滔天)、平山周，以及言论界的有力论客三宅雪岭、陆羯南等都参加了此会。由于构成的份子复杂。其内部意见也是五花八门。 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志《东亚时论》，以“支那保全”、“支那改善”等论为宣传的重点。义和团事件后，又提出“分割”，“共管”中国的主张。直至日俄战争，该会始终是以同文、同种的口号来鼓吹防止沙俄东侵的中日“连合”论，并通过教育、文化的设施，促进两国的善邻关系。当时，他们虽未唱出“亚洲主义”，但其思想却在玄泽社、黑龙会的“大陆浪人”的脑子里潜存着。 B亚洲主义及大亚洲主义的抬头 日俄战争后，日本以战胜白种人沙俄的余威，名副其实地步入欧美列强的阵列。开始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1910年先亡朝鲜，继而侵犯“满蒙”，有席卷中国，称霸全亚洲的雄图野心。于是亚洲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便成为报章杂志上的论题。1917年4月1日，李大钊为反驳日本《中央公论》4月号所揭载的《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在《甲寅》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大亚细亚主义〉。由此可知当时一般人对“亚洲主义”的重视。 1916年(大正5年)11月，小寺谦吉刊了一本专题的著书《大亚细亚主义论》，参考了相当多的西洋文献而写成，算是当时关于“大亚细主义”的一本学术性的著作。在这这本书里，他对亚细亚主义的性质、意义、范围都作了一番的解释。其主要内容是：中日的联合，是黄种人的幸福。中国的保全与改革，与大亚细亚主义分不开。在这一观点上，日本在中国应处于特殊的地位。那就是在经济上，日本利用中国的资源，在政治上，中国置于日本的指导与管制之下。如此以来，始可与白种人决胜负。 由小寺的大亚细主义论看来，可以说是日本从来所主张的“保全”论与“连合”论的继承与再强调，他将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所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给它“合理”化起来。 欧战中，日本乘欧美诸国无暇东顾，在中国各地横行无阻，欧战后，与英美在中国的利益上，发生了正面冲突。1922年2月，在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公约〉，实际上，是美国为制止日本在华的独断独行而决定的。这使日本极感不满。 1924年5月，美国政府以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难以“同化”为理由，颁布了限制并禁止日本人移住美国的〈排日移民法〉(Japanase Exclusion Act) 。当时，日本政府对美国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同时全国上下都一致认为，这是白种人排斥黄种人的“差别”法案，侮辱日本，歧视大和民族。这年6月5日东京、大阪主要的报社19家连名向美国要求废除此法案，东京的市民万余人聚集在芝增上寺举行反美大会，特别是玄洋社，黑龙会的人们，高呼对美宣战，并有当场切腹自杀的人。这就是国粹主义，日本主义的思潮沸腾到顶点的时代。 这10年月5日《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发行〈大亚细亚主义〉为专题的秋季增刊，揭载了50篇有关于大亚细亚主义的论文，从政治、文化、思想、宗教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论亚洲问题，是研究亚细亚主义最有代表性的论集。卷头短文是大石巳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确立〉。大石是位政党政治家，也是谈坛上的政论家，倡导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最为热心。他的这篇短文的大意是：美国排日移民法的颁布，是对亚洲民族的宣战。日本帝国为自卫并保全亚洲民族，只有集中全力振作国民精神，充实物质实力以确立大亚细亚主义。唤起内外舆论，发扬日、中、印文化，将大和魂与儒佛合为一体，保全领土及民族的独立自由，这就是大亚细亚主义的目的。 曾任台湾总督，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的论文是〈亚细亚枢机的把握〉，意思是：亚细亚洲的枢纽，应该掌握在亚细亚人的手里。也就是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以此对抗美国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 哲学家井上哲次郎的〈关于东洋的宗教及其哲学〉一文，是强调印度的释迦，中国的孔孟，其宗教及哲学思想，是以慈悲、博爱及仁义道德为中心，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爱，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日本的神道，是日本传统的信仰，犹如中国的道教，历史的渊源都是很悠久的。这些东洋的宗教与哲学思想，都比西洋基督教及其哲学理论深奥。把这些东洋的至宝扔掉不管，向西洋的宗教、哲学里去找真理，深以为憾。 上揭三篇论文，可以说是〈大亚细亚主义〉论集里值得注意的文章。除此之外，有中国人殷汝耕的〈何谓大亚细亚主义〉，及印度人布斯(Bash Behan Bose)的〈革命途上的印度〉两文。布斯是印度反英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被捕出狱后亡命日本，在玄洋社头山满的保护下定居日本。布斯论文的要点是：白种人是无神性，无人情的，把印度人当牛马看待，而全亚洲民族都在白种人的迫害之下，亚洲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把白种人赶出去。这主张与日本的亚洲人的“人种连合”论是完全符合一致的。 由于〈大亚细亚主义〉专论集的刊行，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的反响。恰巧这时孙中山访问日本，上述神户商业会议所的西川庄三拟定〈大亚洲主义〉一题请孙中山讲演，这似乎不是偶然的。但是所可惜的是：“孙中山指责日本“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做东方王道干城”。一句最有意义的话，为当时日本的新闻杂志所删除，阈未将它译出刊载，致使一般日本国民不知孙中山所讲的大洲主义真正意义的所在。 结语 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各种主义、各种思想混同在一起的东西，随着论者的解释也各有不同。而且，它的形成过程也是很漫长的。戚其章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的思潮萌生于甲午战后，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是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形成期，至欧战时期，“亚细亚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的词语便为日本言论界所通用，而它的意义也明确化起来了。至于其内容是“侵略性”的呢？还是“非侵略性”的呢？这是随着论者的观点与立场的不同也各有所见。但是总括地说来，大亚细亚主义的思想主流是玄洋社、黑龙会的极端国粹主义。而玄洋社、黑龙会与日本的军部是联在一块的，于是军国主义者们利用亚细亚主义及其思想，企图霸占中国及全亚洲，结果，大亚细亚主义是有侵略性的。特别是在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结成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决定将中日战争扩大，要把美英白种人从亚洲赶出去，于是偷袭珍珠港，对美英宣战，发动大东亚战争(战后改称为太平洋战争)。1943年11月，日本召开在日军占领或支配下的亚洲各国代表于东京的〈大东亚会议〉，发表共存、共荣的宣言，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 我们可以认为“大东共荣圈”是“大亚细亚主义”发展的结果。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是树立在大亚细亚主义的思想基盘上。 注： ①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编：《玄洋社社史》，第408～409页，1917年(大正6年)，东京。按玄洋社(1881-1946)为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所创，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团体。本来，它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有力组织，要求政府召开国会，极为积极，但1887年，由于井上馨外相的条约改正案有辱国家威望，玄洋社等团体大大地表示反对，结果，井上外相辞任，而国家主义思想更为昂进。 ②黑龙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360～369页，原书房，1966年，东京。 ③见注(1)，第一线462～505页。 ④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呈要文书》上卷，第340页，原书房，1965年，东京。 ⑤〈游清余感〉原收录于《杉田鹑山翁传》今转揭于《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卷《对外观》，第315页～317页，岩波书店，1888年，东京。又，盛邦和论文里：杉田“在1883年写有《兴亚策》。指出亚洲奋发振作由弱转强是亚洲的生路；也是日本的生路。鼓动日本与亚洲结成联盟”。 ⑥1889年5月18日，杂志《日本人》所揭载的〈我等提倡国粹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东亚同文会史》，第32～33页，1988年，东京。 ⑧工藤武重著：《近卫笃 公》，第135～136页，大日社，1938年，东京。 ⑨见《民报》第三号(1906年4月18日)，民报发行所，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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