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之战的“战和之争”

　　邢丽雅 刘淑梅

　　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朝野上下，无不关注清政府的对策，是战还是和？在官僚士大夫层中许多人主战，少数人则主和，于是战与和的争论便骤然而起。

　　一、战争过程中的“战和之争”

　　甲午战争爆发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握有实权者们高唱“讲和戎”、“求外夷”论调，幻想息兵停战以保全社稷；以许多御史，疆臣和举子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则坚决反对求和退让，主张为朝鲜和中国领土主权不受侵害而战。

　　修撰张謇在其《条陈方略折》中指出：“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辱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虽天下之人比以宋之秦桧、贾似道，明之严嵩、赵文华，达于鸿章之听，鸿章无不怡然受之，以为事固老成之积虑授受之渊源也。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之尤，李鸿章一人而已”。(1)不仅李鸿章如此，而且“朝臣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展转相师”。并认为“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复。恐兵事一定，校论功罪，思怨起于朝局，邪说祸及将来，此则迫切忧危而不得不为辨奸之论者也”。(2)认为李鸿章对外一贯采取“和戎”政策，是败坏和局的祸首。

　　黄海海战中国失利，当日军占领平壤，即将渡过鸭绿江进攻辽东之际，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和伊藤博文，竟然商定议和三案，其主要内容无非是要求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邦”，割让旅大和台湾，赔偿军费等等。为制止清政府就此议和，以编修冯煦为代表的一些官员上奏，条陈此时议和的危害而反对议和。

　　冯煦说：“道路传闻，复有议和之局，皇上圣明必不挠于异说，抑或别有胜算，非愚谙所能窥测，然人言籍籍，众口一词，佥谓李鸿章主张和局，牢不可破，难得不上萤圣聪，曲循其请。窃以为往日可和，今日必不可和；他国可和，日本则不可和”。如和，其危害有三：一是“受给”，即拱手相让。略谓：倭处东海，常苦地狭，不足有为。又以欧洲诸国日强，骎骎有吞亚洲之势，恐中国或示之弱，则倭愈无以自存，狡焉思逞之心实由此启。近日倭臣中惟井上馨主张联中拒西之议，执政伊藤博文即主开拓，其党大鸟尤为阴鸷。朝鲜乱起，大鸟请以三万人取之，而阳为共商朝政之说以缓中国之兵。迨我兵既至牙山，则又阴嗾俄使出面议和，使我徘徊观望，坐失事机，彼得运兵运饷，从容部署，猝以乘我。观其据汉城、堵仁川，南通釜山运道，东据元山海口，其欲取朝鲜之心，不待宣战而始知也。和于何有？义州一退，朝鲜尽入于倭，其陆军将窥鸭绿江，其兵船将窥山海关诸口。又和于何有？而英使复出面议和，殆亦如前者狡谋，以‘和’之一字，误我师期，怠我士气，荧廷臣筹战之心，懈疆臣设防之计，彼又得从容部署，猝以乘我。是曰受给，其不可者，一也。”(3)日本既有吞并朝鲜的野心，又有攫取中国权益的阴谋，中国不战而和，等于拱手相让。

　　二是“启我”，即引起列强的瓜分。略谓：“倭小而贫，不足与欧洲诸国齿。今悍然首难，而我任其所求，无论朝盟文谕，不免倭之复寇。且欧洲诸国以此测我之强弱。一与倭和，彼不知我字小之仁，而意为极弱，相率效尤。英则觇我西藏，法则挠我滇越诸边，俄则西侵新疆，东扰东三省，并起迭乘，援为成例，一倭去而百倭来，防不胜防，偿不胜偿。是曰启我，其不可者，二也。”

　　三是“示瑕”，既暴露要害。略谓：“外洋之患始于粤闽，流于江浙，蔓于滇桂，恒经数年，或一二年后和议乃成。今倭犯朝鲜才三月有余。遽兴和议，殆以东藩之地密迩陪都，而陵寝所奉安也。倭及欧洲诸国知我所重如此，将来别有衅端，必不趋南洋而趋北洋及东三省诸口，挟我之所重以要我。是曰示瑕，其不可者，三也”(4)清政府急于议和，惟恐战祸危及盛京和皇家陵寝所在地，这将为列强所共识，因此，东北必将成为列强争夺焦点。

　　四是“踵政”，即“和”则连败不胜。略谓：“以我往事征之，与英和而一踞澳门，再割香港，然淀园之毁如故也。与法和而教堂之设蔓及各行省，然越南之取如故也。与俄和而黑龙江以北，三姓以东皆非我有，然西若新疆，东若珲春，仍不能无事也。即以我与倭论之，甲戌台湾生番之役，我若又弃而不顾，不数岁必更索我台湾，我东三省，愈逼愈近，愈求愈奢，后将有不忍言者。稽之古则如彼，证之今又如此，和何利之有耶？是曰踵政，其不可者，四也。”⑤历数自鸦片战争以来，凡当列强以武力侵略中国时，清政府必讲和戎，致使主权破坏，国土沦丧。和则百害而无一利。

　　五是“萌礼”，即民众造反。略谓：“各省教匪伏莽甚多，赖国家深仁厚泽，久浃民心，故屡起屡灭，不至大炽。今若许倭以数千万之巨款，部库既空，洋债又积，无论若何罗掘，要归竭百性之脂膏，饱寇雠之溪壑，一旦民穷财匮，盗贼乘之而起。是曰萌乱，其不可者，五也。”⑥

　　六曰“沮忠”，即破坏忠义。略谓：“我军死于高升号者千余人，叶志超牙山之败，虽奏止伤三百余人，其实数倍于此。左宝贵之军死于陆战，致远、扬威等船死于海战，更不可以数计，将卒之肝脑涂地，葬尸鱼腹而不怨者，激于忠义之气也。惟陆军之卫汝贵……一以畏缩不前，一以奔逃恐后，并得不死，为士卒所共愤。今宋庆以赴奉天，大军云集，人怀杀敌之怒，士有复仇之心，苟闻和议将成，莫不墮心丧气，惜左宝贵等徒死，而羡……卫汝贵之幸生，海内奇杰雄伟之士，谁复为朝廷用哉？是曰沮忠，其不可者，六也。”⑦主和则使在战争中为国捐躯者徒死无益，而使那些不忠不义，临战脱逃者逍遥法外。

　　七是“废纪”，即军纪败坏。略谓“李鸿章耗数千万之帑金，养淮军，治海军，经营二十余年，乃牙山之围，丁汝昌坐拥兵船，迁延不能救，则所谓海军者安在耶？平壤之溃，左宝贵以奉军战而死矣。马玉昆以毅军战而伤矣。而卫汝贵一军望风先溃，降者十之七八。则所谓淮勇在又安在耶！是今日之事非战之罪，皆李鸿章专主和议，任用丁汝昌、卫汝贵不肯一战之罪也。朝廷宽大，即不忍以纳柔，张广泗之诛加之李鸿章，而如丁汝昌、卫汝贵者宜必立正军法。今卫汝贵虽奉查办之命，若和议一成势必多方开脱，概以优容，而转咎主战者，抒忠之失，奸焰日炽，军律日墮，是曰废纪，其不可者，七也。”⑧是说议和必使忠奸不分，甚至奸者不能伏法，从而使军法、军纪为之不张。

　　八是“溺安”，即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求振作。略谓：“李鸿章之于淮、海各军也，其百年奏报非曰熟悉戎机，即曰练成劲旅，朝廷方以北门锁钥寄之，非此次倭寇之构衅，熟知海军、淮军一无可侍至于此报耶？长此因循，贻误何堪设想？今虽挠败，而此外之督抚未必尽如李鸿章，将领未必尽如丁汝昌、卫汝贵。……若再狃于和议，恐中外上下各有一和之见，存未和则幸和之成，上虽使战而不力，既和则乐和之便，后将战而不能，长泄沓之风，忘戎兵之法，是曰溺安，其不可者，八也”。⑨认为，一味主和，必使人们沉溺于赖和局以求生存之中而逐渐消磨战斗意志。

　　该奏章中虽有个别偏颇之处，如对丁汝昌的是非功过、北洋海军的作用等评价，但所陈述主和的八项危言，既全面而又有见地，是时人的共识。

　　二 、马关议和时的战和之争

　　1895年春的马关议和与《马关条约》的签订，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有识之士又纷纷以奏折、呈文等形式，表达出他们匡救时艰，振兴国家的民族责任感，把前此的“战和之争”推向新的阶段。

　　综观几百条奏折和呈文，其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

　　第一，揭露主和之谬误。

　　主和者编造了许多所谓根据为自己辩解，以掩人耳目。对此，论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詹事府左赞善等人揭露：“议和者谓非修款不足以自存，非弭敌不能以息战，”与日本订约是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大谬而不可解”的论调。并对其所谓“根据”逐条加以抨击。

　　主和者的根据之一，“曰度支匮乏，筹饷银难，不可不和”。论者认为，议和赔偿二亿两白银如此容易，而抗战筹饷却倍感困难，于理不通，“其不可解一也”。⑩指出：“往代兴亡之故，率皆误于和局，然尚未有如是之暴者”。即或在欧洲，战败者的赔款也“不闻有如是之多者”。日本敢于如此要求，“而我且惟命是听，这是日本不能以战死我，变其法而以和死我”的卑鄙手段。

　　主和者的“根据”之二，“曰门户不守，两京空虚，不可不和”。论者批判说：“然且割鸭绿江以西，辽河以东”的土地给日本，实际是一种置中国“万世之门户”于不顾的极其错误的作法。

　　事实上，既或日本集中兵力进攻两京，也不可怕，因为在“京东有程、董(福祥)、曹(克忠)、聂(士成)及沿海驻扎各军，关外有宋(庆)、依(依克唐阿)、长(顺)三大军及魏、陈、孙、吕各军，棋布星罗，极力堵御，而以刘大臣坐镇其间”，何况“辽南各城处处有旗户，处处有乡团，旗户数十万皆世受国恩。……乡团自战其地，忠勇倍于官军”。杀敌“未有不勇敢直前者”。⑾果如此，“倭自问当无此力量”深入内地。所谓“门户不守，两京空虚”不过是欺人之谈而已。

　　主和者“根据”之三，“曰东海半壁，首尾难顾，不可不和”。论者说，事实上，清政府已将台湾割给日本，岂有“守台而东南尚可危，弃台而东南转无患”⑿之理！正因为割台才有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主和者“根据”之四，“曰连兵祸商，厘税端绌，不可不和”。论者批判说：《马关条约》将商务和税务统统拱手让与日本，使国家和各省的税源枯竭，岂不更加“祸商”和“厘税端绌”吗？⒀

　　主和者的“根据”之五，“曰百姓无辜，荼毒堪悯，不可不和”。论者谓：事实上，政府已令辽南和台湾等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但主和派又说：“百姓之性命不宜伤残，百姓之廉耻不足顾惜。”(14)岂能自圆其说？

　　主和者的“根据”之六，“曰泰西各国，虎视眈眈，不可不和。”论者谓：《马关条约》的签订正是列强效尤的开端；即或拒绝合约，中国尚有“不免分裂之患”，何况，如若“厚倭岂不启觊觎之心？”(15)也就是与日本缔结和约必将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公开瓜分。

　　总之，论者认为，主和者竟然以上述所谓六条“根据”，“轻以相许”，不但不能缓和矛盾，“且宜资敌”。因为“倭夷穷蹙挑衅求利，其欲和较急于我”，而且日本“通国兵力不及十分之一，而负债且数倍于我”，如果“连战数年，岂能久支”。⒃

　　第二，揭示和约的危害性

　　论者全面揭示了《马关条约》将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建议政府拒绝之。其害主要是失地、伤财、贫困和瓜分。

　　所谓失地之危，是指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并因此而导致全国各地领土的丧失而言。在他们看来：“京师以辽东为肩背，以山左为咽喉，以高丽为藩篱，以台、闽为户口”。如果失去辽东，“则势难自强”，因为山海关是“京师屏障”，若“奉省一去”，则“藩篱尽撤，防不胜防”。辽东为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孔道，奉省一失，吉、黑两省“朝夕难保”。而吉、黑既失，“蒙古之势益孤”，蒙古若失，不但“燕京山右不能安枕”，而且“长安窟宅亦难视为奥区”。台湾是中国东南门户，如“台湾一失”，则使“天津之驶犯者更难控制”，台湾、朝鲜“二地尽失，则制于人而不能制人”。其最终结果将使“中国数万里危亡跂足可待”。这就是“和而割地之可忧者也。”⒄

　　所谓伤财之危，是指赔款日本两亿两白银而言的。论者认为，《马关条约》规定赔款白银两亿两，并减税率二成，这不仅使中国财政枯竭，并受制与帝国主义列强，而且也使日本国的势力因此而得以扩张。之所以如此，一是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六七千万”，就是将其全部交给敌人“犹非数年不敷”。那么，“兵饷、海防、廉俸各项，从何措办？”如果“遇有水旱兵荒，兵戈盗贼”，所需款项更大，果如此，“则中国永无偿款日矣”。况且“一国减税，诸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竟以要我，洋税大减，进款益虚，出项日多，入项日少”。二是为了赔款必借“洋债”，而“洋债”“款巨且重，何日能偿”？若不能偿还“必仍割地以清债累”。仅这一项，就将使“中国永无安全之时”。若再去搜刮人民，可目前“民生穷困，赋税维正之供尚多蒂欠，而欲以款仇资敌之费，搜刮残黎”，恐怕“怨气一腾，揭竿者纷纷，不可复遇”。三是，就日本而言，“得我税偿数千万”，必然日益“士饱马腾，船坚炮利”，我们则是“兵饥将馁，器诫凋敝”，假如我们不能按期付款，日本“必率锐师加我”。然而，即或“竭天下之财币谨以奉之，无或失时”，但日本“财既足，气益骄，能保不借端开衅乎？”此即“和而伤财可忧者也。”⒅

　　所谓贫困之危，是指因日本的经济掠夺造成的贫困而言的。论者认为，《马关条约》规定，允许日本通商设厂，必将使民困国穷。中国自从与外国通商以来，由于“土货日钝，洋货日行，钱财出洋者十七八”，致使“民生凋困极矣”。而《马关条约》又增开四口通商，尤其是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立机器制造局，“搜刮几遍，凋敝何堪”？(19)

　　他们对于允许日本在华设厂设栈一事，尤为关注，认为这是最大的危害。强调“中国土货不得改造”。因为，中国虽“自互市以来，小民负贩之利尽为外洋所夺”，但还可以生产土货，使他们“得以自食其力”。然而，现在又允许日本“设立机器局，改造土货，利权为其所操，小民衣食之计从此遂绝。”⒇尤其，当列强“援例均沾”时，由于“外洋之工作行于洋人，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生计尽夺，民何以生？”(21)

　　所谓瓜分之危，是指《马关条约》必将带来的瓜分狂潮而言的。论者认为，和约必将招致被瓜分的严重后果。《马关条约》签订后，“尤可虑者，各国见我待日本小邦且复如是，不能不启瓜分蚕食之心”。俄国虎视眈眈，蓄志已久，不仅“必将近据吉林、黑龙江及蒙古、新疆诸地 ”，而且“直隶、山东亦在意计之中，”；英国“既有香港、缅甸、西藏”，必将进而“据广东，出腾越以图云南，出黎雅以图四川”；法国“既得越南”，必将“出镇南关以窥广西”。而江苏、浙江、福建沿江、沿海等地也将“兵祸骚然矣”。(22)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证明了这种忧患是对的。

　　甲午战争之际，于战和之争中，官僚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出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对主和、妥协论调的批判，一般说来是有理有据，具有说服力的，但由于当权者，一味主和，致使他们的正确主张，不能实现。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尽管如此，有识之士的主战拒和的主张成为甲午爱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给人以启迪。

　　注释：

　　①《中日战争》续编，第1册，第309页。

　　②同上书，第312页。

　　③同上书，第418页。

　　④同上书。

　　⑤同上书，第419页。

　　⑥同上书。

　　⑦同上书，第420页。

　　⑧同上书。

　　⑨同上书。

　　⑩同上书，第3册，第133页-134页。

　　⑾同上书，第133、135页。

　　⑿同上书，第133页。

　　⒀同上书。

　　⒁同上书。

　　⒂同上书，第133页。

　　⒃同上书，第134页。

　　⒄同上书，第173-174页。

　　⒅同上书，第174页。

　　⒆同上书，第174-175页。

　　⒇同上书，第231页。

　　(21)同上书，第482页。

　　(22)同上书，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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