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以对日对俄为重点

　　内容提要

　　王 珍 仁

　　李鸿章作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主将，主持朝政外交三十余年，然其结局总是让国家饱受列强之辱。究其原因，李鸿章对外奉行儒家“忠、信、笃、敬”原则乃是根本。同时他又时时处处不忘“以夷制夷”；息事宁人之策，更是导致外交限于失败的昏招。但综观晚清时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失败，又是社会历史的必然。

　　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以对日对俄为重点

　　王 珍 仁

　　1901年11月7日，大清王朝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李鸿章终于不堪沉疴而溘离那个风雨动荡的年代。自1870年始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和文华殿大学士后，操纵晚清对外军事、外交和经济大政达三十年之久，正如时人所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指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依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①但人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其一手操办的对外交涉，诸如天津教案、中日修好条规、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无一胜数，堪称是民族之不幸。因此有人认为，就“李鸿章的个人历史，几乎就是近代中国国力衰败的历史，是近代中国沦为外国列强半殖民地的历史”。

　　为何李鸿章在其主政期间会在外交上导致一连串的失败，为何李鸿章会在对日对俄的外交活动中连连地卑躬屈膝，其根源是什么？本文重点从以下内容给予剖析。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社会大势

　　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里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它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利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在列强虎视眈眈之下，清政府亦强烈的感觉到“彼族深阴狡黠，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② 然而，此时清政府已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只能是卑躬屈膝，对外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在这种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和局”面前，经历了绞杀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高官大吏，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后，曾国藩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③ 1861年3月，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④ 而李鸿章则更因在1862年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向太平军进攻时亲眼看到外国军队的“落地开花炸弹”而赞不绝口，视为“神技”。他为此也曾给曾国藩写信哀叹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⑤ 转而愤言到：“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⑥ 在这里，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地落后于西方，故转而欲继承早年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一是为平定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护清朝的统治，二是要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胥。关于这一点李鸿章有过告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似当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⑦ 而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又曾写信给恭亲王奕訢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⑧ 应当说，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正如后来的学者在分析中所认为的那样：“李鸿章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⑨ 总的来说，李鸿章之流就是要“讲求洋器”，平定发捻，自立自强，抵御外患，重点是放在购船、造炮、练兵等军事方面。“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为此些人等的大兴办理洋务的纲领，并历时三十余年而不衰。而正是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从19世纪60年代初始，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提倡在军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中，向西方国家学习，在中国走向近代的道路上跨出了较大的一步。但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愿意也不可能允许中国通过兴办洋务富强起来。因此他们在表面上扶植、支持洋务的同时，又不断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侵略和控制。而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与外国侵略者相安无事，结果只能是处处碰壁。

　　二、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形成除了伴随上述的“求富”、“求强”而生，追求“与邻相安”“和好”的处事原则以外，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儒家所谓的“忠、信、笃、敬”原则是李鸿章在对外交往中一贯所遵循的。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就坦言“与洋人交际，以吾师(指曾国藩)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⑩ 李鸿章所以要“委屈周旋”，是因为他在官宦场上已经知道，一国外交成败，与其综合国力的强弱有着密切关联。在当时，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清政权统治下的封建中国要远逊于列强。因此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在这种局势面前也只能幻想凭借儒家“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外交活动，他认为外国人也一定能够被中国的儒家处世原则所感化，因此在应对列强的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继而不惜在权益上做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

　　2、造成李鸿章坚定奉行儒家思想的理念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过分的迷信军事武器导致了他对中外战争的惧怕。且这种对先进武器恐惧症贯穿了他的后半生，因而在李鸿章的对外军事外交政策上，几乎是一直采取避让。以至在他临死之前，还在不厌其烦的告诫周围的人不要轻言对外来侵略军开战。李鸿章在致陈筱肪侍郎的信中就坦言称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荤谷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盰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有余，御外侮则不足。”○11然而在当时，持此种认识者也绝非李鸿章一人，所有洋务派的旗帜人物概莫如此。如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怕各地群众效仿，“与洋人教民为难”，更怕法国“因此用兵”，遂急派曾国藩办理，曾领旨后直言，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12有如此一般的犬鼠之徒，又何谈强国外交呢？

　　3、“外敦信睦”的讨好政策与“以夷制夷”政策的错误使用。清政府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在列强的支持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后，越来越不敢违抗外国侵略者的意志了。北洋成立了总理衙门，确定了其对外方针，“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3这个对外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为了避免“决裂”，宁可一切“迁就”顺从列强意志。

　　所谓的“以夷制夷”，原本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盛行的合纵联横政治的外交手段。这在当时春秋列国时代是一种远交近攻的最好的战术战法。汉代以后，演化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其它民族的一种民族分化政策。而中国的清朝政府似乎对“以夷制夷”的政策在认识上缺乏正确的理解，加之受“外敦睦信”，“迁就忍让”的影响，就很自然的使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企图借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做到牵制、抵消，以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领土侵略。

　　由于李鸿章忠实的贯彻上述三点，因此在对外交往中始终以“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14即便是在局势相当有力的情况下，李鸿章亦不思进取。如在中法战争时，法国因普法战争惨遭失败，巴黎爆发革命。李鸿章无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逼迫法国让步。相反一如往昔，并不知羞耻讲到此亦“是见中国厚待相好之意，断不乘人之危而挤之。”○15遂在抗法大捷后，也签定了屈辱的《巴黎议定书》。这是因为他个人觉得，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是应遵循“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16

　　三、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实践——对日、俄关系的表现

　　在李鸿章把持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其对日、对俄的态度更可说明以上问题。有人曾对李鸿章的对日政策做出这样的结论，这里“有一个从‘联日’到‘联俄拒日’的演变过程”，但不论“联日”还是抑日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17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大约是从英、法侵日开始的。但这种认识只是一种源于表面的感观而已，在他的眼中，日本这么一个小国，在经历了向西方列强学习之后，采用西法制造枪炮轮船，乃是中国所不及者。因此他得出结论“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日、英、法相为雄长。”○18这里李鸿章已把日本当成中国由弱变强的楷模和榜样。而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李鸿章对日的态度逐渐有所增强，在1865年10月在致江海关道应宝时的信中说得已是非常清楚“日本来中国通商乃意中事。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阻，然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19因而有学者认为，此时的李鸿章已萌生了“联日”的思想。○20 1870年8月，日本政府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李鸿章此时身为直隶总督与柳原前光会晤后，便迫不及待的致函总理衙门，“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21由于李鸿章的力主，最终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871年9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李鸿章原本希望通过这一纸文书，把“联日”的梦想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因为在李鸿章看来，只要允许日本立约通商，就既能防止日本侵犯中国本土和邻邦，又能联合日本形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的侵扰。然而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权“在一登场的时候，就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角色”。○22“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大陆政策”岂是李鸿章所幻想的合作伙伴。1874年日本“违约称兵”入侵台湾，这时的李鸿章尤如大梦初醒。但其仍抱定妥协的宗旨，不准备与日本以武力相较。他所担心的是中日战争一起，列强就乘机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日本侵占琉球和台湾事件最后以签订《中日北京专约》而告结束，也从根本上使李鸿章的“联东方形势”，“以东制西”的幻想彻底的破灭了。但此时中俄关系则因伊犁问题而日趋紧张，日本政府又阴谋利用这一时机，吞并琉球和进一步攫取在华的侵略特权，从而促使李鸿章又产生了“联俄制日”的想法。他认为“俄与日南北交讧，益难处置。”他权衡敌情国势，主张采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策略。李鸿章把中、日、俄作了比较后认为当时日本弱小，俄国强大，中日两国比较“强弱之势，曲直之理，贫富众寡之形，皆在我而不在彼。”○23李鸿章更主要的目的在于“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24李鸿章这种妥协与退让，最终导致日本政府觊觎插足朝鲜，瓜分中国演变成了甲午战争的现实。关于这一点，时人早有评论“各国图中国者，无不图先占朝鲜，彼以为朝鲜得，而中国之左臂断，进可以制东之省而摇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积聚观时而动，而中国在其股掌之上。”○25当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李鸿章仍在崇尚所谓的“万国公法”，同时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在血写的事实面前，李鸿章逐渐地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势必引起列强在朝鲜的角逐，“俄人亦将隐启雄图，英、美、法、德诸国复群起而议其后”，这不仅为“朝鲜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国之隐忧”，面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侵略，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从朝鲜和中国的安全考虑，李鸿章又全面地推行了所谓的“牵制外交政策”。○26他以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相继与欧美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他的这种“牵制”外交思想，正如后人在分析中所看到，历史的现实已使李鸿章看到“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此时，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的活动，是难以抗拒的，惟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他既看到日本妄图勾结英、美、法或俄国侵占朝鲜，进而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揣测到列强之间的矛盾，因而想在摆脱日本刀光林立的威胁下，与英、美、德等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样以来，“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进而迫使俄国与清政府讲和通好，以解西部边疆之危机。这一切对李鸿章来说，“是一种均势思想”在作祟。是企图于列强之间“互相箝制而莫敢发”的条件下苟延残喘。○27李鸿章推制牵制外交政策，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俄，但最终结果却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使中国东北直接暴露在列强的刀锋之下。

　　甲午战后，李鸿章从“三国干涉还辽”行动中又看到了一丝希望，遂又迅速的由抑日，走上“联俄拒日”思路上来。其实有此种认识亦非是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早在李鸿章赴日谈判，签署《马关条约》之前，李鸿章就与俄驻华公使喀西尼有过密谈，达成俄国如能干涉中日谈判，中国则给予俄国在中国东北筑路开矿的报酬协议。而后，清政府朝野上下“联俄拒日”呼声四起。到了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在俄人指名的情况下，受清廷委派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名义前往俄国，并顺路出使英、法、德、美四国，亲递国书，联络邦交。对于此行的目的，李鸿章自有表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28俄国之行，使沙俄政府拿出三百万卢布行贿，李鸿章实得一百万卢布。沙俄外交部前副司长沃尔夫男爵曾说过“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近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是有它的价钱。”○29在沙俄的外交压力和重金贿赂下，李鸿章答允了俄方的要求，于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和维特、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称《中俄密约》)，同年9月28日，两国政府互换了约本。这个条约为期十五年，从表面上看，像是两国共同防日军事同盟，但在实际上，不过是沙俄借防日之名，行侵略中国之实。

　　《中俄密约》签订不久，中俄两国又于1896年9月8日在柏林签署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和控制权，但沙俄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迫不及待的单方制订了《中东铁路公司章程》，进一步窃取了中东铁路沿线的警察权和采矿权。沙俄通过修筑中东铁路给中国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而沙俄却在经济上捞到极大的好处。据统计，中东铁路在1913年至1916年的4年间，纯收益约近一亿六千万卢布，几乎等于中东铁路造价的万分之一。○30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东铁路的修筑，极大的加强了沙俄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的控制，增强了沙俄在远东的实力地位，为其它帝国主义开了一个掠夺中国铁路权益的恶劣先例。

　　四、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根本原因

　　李鸿章作为总揽晚清对内对外大权的重臣，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最高统帅，又办理了洋务多年，期间虽然不免遭到种种掣肘，难以尽施其政，但他始终大权在握，是清政府对日、对俄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当年清廷的驻外公使，总理衙门甚至帝后两党在决定对日、对俄的重大决策时都要倚重和听从他的意见。可以讲，中国清政府自1870年至1900年间的军事外交上的连连失利，李鸿章是难辞其咎。

　　李鸿章的外交实践主要是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历程进行的，它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一样，梦想通过此举以达到“求强”、“求富”，他曾说过“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板、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31更有人提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32由于时代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思想的局限，李鸿章之流虽然极力地想在军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许多领域向西方国家学习，但他们不可能正确的认识和解决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李鸿章等人的眼中，“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用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这种内忧外患，强权政治面前，李鸿章而对外国资本列强的压力，又多采取妥协退让的办法。故只能是如履薄冰，步步维艰，处处失败。因为没有国家的独立，是不能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的，没有一个富强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国防实力，也就谈不上外交政治。关于这一点李鸿章本人在后来也充分的认识到了。他讲“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33这或许是李鸿章对自己外交思想失败所做的最好的注释。

　　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原因之二是对复杂的中外局势缺乏高度的认识。他的头脑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一味梦想“求强”、“求富”，因此在对日、对俄的效过程中，始终没有摆脱其总外交政策构思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响，一旦发生新的冲突，也以“妥协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加之李鸿章在外交中过于依赖外交调停，因而对“以夷制夷”寄予了很高的厚望。比如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因此李鸿章试图联络日本以抵制俄国，当俄国的威胁未解，日本侵略野心逐渐暴露时，李又不得不开始联俄以防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会儿寄希望美国，一会儿又试图利用英国，这种摇摆于列强之间的外交，最终被列强所识破，他们往往是利用了李鸿章的这一手段，攫取到在华的利益。

　　李鸿章外交思想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国防力量薄弱。清军将领中虽说有一批忠勇之将，但全然不懂近代化战争的打法，且缺少谋略，加之缺乏统一指挥，军械装备凌乱落后，在战事面前往往不堪一击。首先，清朝的军队皆由所在地的将军、督、抚节制，中央虽有军机处、兵部等机构，但都不是真正统筹全国军政、军令的指挥中心。在和平时期，这种封建的军事体制直接影响到军兵种有计划按比例的协调发展，但其他危害尚未完全能够暴露出来。到了战争时期，这种弊端便暴露无疑。比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战争全局，指定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无法实施集中统一指挥，亦无法协调海陆军之间的动作。虽然李鸿章操于战争的组织指挥大权于一人之手，但他上有皇帝的制约，下有地方官员和利益集团的抵制，尤其是朝廷帝后党争的消极影响和个人能力、私心所限，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地担负起集中统一指挥的责任。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人曾深刻的总结到“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34国防上的支离破碎，亦难以成为李鸿章外交手段上一颗举足轻重的法码。

　　综观李鸿章的外交实践，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根蒂。我们于今日切不可简单地以“卖国贼”送于李鸿章而一说了之。在其活动中所代表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根基，都是我们应不断给予发掘，以示后人的。

　　注释：

　　① 刘体智《异辞录》卷2，第24页。

　　②《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49，第6页。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页。

　　⑤《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25，第9页。

　　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第34页；卷6，第37页。

　　⑦《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4，第17页；卷1，第26页。

　　⑧《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25，第4—10页。

　　⑨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44页。

　　⑩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

　　○11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第34页。

　　○12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35卷，第36页。

　　○13 《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第5卷，第55页。

　　○14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15页。

　　○15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3页。

　　○16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中法战争》第5册，第158页、257页。

　　○17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36页。

　　○19《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42页。

　　○20 王如绘《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

　　○21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3页。

　　○22 (日) 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0年版第23页。

　　○23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43—244页。

　　○24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5页。

　　○2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 第585页。

　　○26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1页。

　　○27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2页。

　　○28 顾明义《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29 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48页。

　　○30 顾明义《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31《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

　　○32 薛福成《庸盦全集·筹洋刍议》，《变法》。

　　○33 引自刘虹、叶自成《试论李鸿章对日外交思想》www. xsix. com

　　○3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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