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日清战争实记》

　　内容摘要

　　王晓梅 刘恩格

　　在甲午战争中，在日本大本营和军部的授意下，日本的随军记者对战况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日本将其编写成书出版，名曰：《日清战争实记》。其实，这部书的作者是站在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之上，通过真假相间的故事描写，歌颂了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并借此攻击、谩骂中国，颠倒黑白，掩盖历史真相，借以欺骗舆论、欺骗世人，特别是依此欺骗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企图以此使日本人树立对中国和朝鲜的敌忾心和蔑视感，获取他们对不义战争的支持。

　　本文作者在对《日清战争实记》进行详尽分析的基础之上，明确指出了《日清战争实记》的不实之处。这些不实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通过日本军方所发布的许多所谓告示和新闻媒体所发表的文章，大力宣传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圣战”、“正义之战”和“文野之战”(即日本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二是通过《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记述和提选的情节，极力宣扬日本侵略军是“正义之师”，是拯救朝鲜人民的使者，因而倍受朝鲜人民的“欢迎”。而对于中国军队极尽诬蔑之能事，将清军说成是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的、腐败无能的“土匪”，因而遭到朝鲜人民的“反对”；三是通过《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编造的真假故事，吹捧日本侵略军的军官，将屠杀中朝人民的刽子手说成是关心士兵痛苦、安全的人道主义者。将为侵略而死的官兵誉为 “英雄”，是日本人学习的榜样。

　　总之，《日清战争实记》一书，是日本统治者御用文人，按政府和军部的旨意而编写的，旨在向日本民众宣传侵略有理、侵略有攻、侵略有利的意识，以激励日本军人为国捐躯，鼓励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的积极支持。

　　评《日清战争实记》

　　王晓梅 刘恩格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新闻界如《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邮便报知新报》、《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闻》和《中央新闻》等等，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纷纷派出随军记者，活跃在战地上。这些从军记者以他们的所见所闻，编造故事，并通过文章、绘画、照片等形式及时向国内进行报道。他们将侵略战争说成“正义战争”，美化日军，丑化清军，企图以此使日本人树立对中国和朝鲜的敌忾心和蔑视感，从而建造日本人的狭隘民主意识。

　　在众多的报道中，对日本人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清战争实记》。《日清战争实记》是由日本的从军记者，根据他们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编写的。于1894年8月30日首刊，一直到 1895年1月7日，以连载的形式共发行50号。

　　《日清战争实记》以文字、刊头画、图片和照片等形式向读者提供了大量真假相杂的新闻。诸如，关于列国领导人、朝鲜国王、清朝皇帝、日本天皇、日本皇太子、日本皇族、日本军人、日本政治家等人物的照片；关于与战争有关的朝鲜王宫、京城、仁川、平壤、北京、天津、旅顺等地的风景等等。应当指出的是《日清战争实记》中的有些内容是随军记者按照日本大本营和军部的意志编造的。它通过众多的图片与文字，极力宣扬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圣战”，是“正义之战”，美化日本侵略军，将日本侵略军说成是“仁义之师”；同时极力丑化清军，将其说成“匪徒”，等等。

　　一、将侵略战争说成“正义之战”

　　日本发动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是日本幕末的“海外雄飞论”，以及明治以来的“征韩论”、“征台论”、“朝鲜独立论”和“满洲征服论”等外扩思潮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因此，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日本而言，无疑是非正义的、野蛮的战争。但《日清战争实记》却将其称为“圣战”、“正义之战”和“文野之战” (即日本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并广为传播，用以欺骗舆论，蒙蔽世人。

　　为了标榜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日清战争实记》中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日本官方的所谓训示和告示，以混淆视听。

　　如日军大岛混成旅团的告示说：“照得兹与清军搆兵，我日军循据道理，依照公法，名正义明，业已列国所共知，固非弄兵黩武之举也。日本军所敌者在乎清国军队，不在乎百姓，而汝等百姓从无怨仇，岂有无故加害之理哉？汝等不必惊动恐慌，各自归家，安堵营业，是本国司令所切聆(盼)也。至于烧毁民屋，劫夺财物，羞辱妇女等事，文明国军队最所耻，日本军律特严禁之乎？” [1]

　　又如日军第一军告示的“开诚忠告 18省之豪杰”部分中，恶毒攻击清政府，分离中国各民族与满族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借此煽动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相结合，共同推翻清政府。

　　即：“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 革命军，以遂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2]

　　纵观该告示的主要内容，其宗旨在于说明，因清政府的腐败而导致“上天压其德，下民倦其治；”其灭亡则是天意和人愿。因此，日本出兵是“应天从人”的“义举”。既然是“义举”理应得到中国的所谓豪杰之士的支持和响应，与日本共同推翻清政府，并使中国臣服于日本，其所谓“卿等”和“卿等速起”，即是此意。因为“卿”是古代君对臣的称呼。

　　二、将日军说成“仁义之师”，视清军为“土匪”

　　《日清战争实记》列举了众多事例，用以标榜日军是尊重他国人民，实施德政，秋毫不犯的“仁义之师”。这里仅举几例予以说明。

　　在日本陆军大臣的训示中写道：“我军应以仁义为行动准则，文明作战，……只要不妨碍我军，就应以仁爱之心待之。即使是秋毫之微，也决不可抢掠。……我军所到之处，应努力安抚人民，使之安居，感我恩德。”[3]

　　在第二军司令官的晓谕中写道：“我军以仁义出师，依文明而战。故为我军之敌者，唯敌国之军队，而非其个人。对抗敌人则当勇猛，但对投降、俘虏、伤残而不能与我为敌者，则应加以优待，如昔日陆军大臣所训示者。何况对待敌国一般人民，更应体此意，只要无碍于我军皆应以仁爱之心待之。虽秋毫之微亦不得侵犯，饮食用具之类如有急用者，则应以适当代价购买之。所到之处皆须努力安抚人民，使其安心，怀我恩德。”[4]

　　上述两个告示同出一辙，不知羞耻地美化自己，将暴虐成性的“皇军”比喻为“恩德”无量的使者，将野蛮的军队说成“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借以欺骗舆论，欺骗日本人民，欺骗中朝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

　　尤为荒唐的是，《日清战争实记》竟然为旅顺大屠杀翻案，不仅掩盖日军的滔天罪行，反而将其美化。其中写道：“大连湾附近的居民，在旅顺陷落时，一时携父母妻儿去他地避难，后见我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城市安宁，而陆续归来。现在恢复正常，各就其业。这一带人民淳朴顺从，非常喜欢我军，见日本人就敬礼，也真可怜。”[5]简直是弥天大谎，实则欲盖弥彰。

　　《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不仅以谎言掩盖了旅顺大屠杀的罪行，而且又捏造了日军爱抚朝鲜难民的童话故事：“我军发现韩国老幼妇女五、六十人，被清军驱赶至江中小岛避难，粮尽，有人将要饿死。我军立即驾夺得之船，把他们安全救出归来。他们无比喜悦。因我军之所为与清军之暴虐相反，他们感谢我军恩惠，拜谢多次。”[6]日军在甲午战争中所表现的残忍和暴虐世人皆知，根本不可能如笔者所言，作者如此报道，显然是别有用心。

　　《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在美化日军的同时，又无中生有地编造清军的残忍，以及清军的狼狈之相，并且用尽诬蔑之词。如：“在此日的土城子战斗中，……为支援骑兵而赴战场之中万步兵中尉，于土城子与徐家窑之间，被敌军包围，在已经打开一个缺口，只身前进，正要有所作为时，终于被八方打来的子弹击中要害。中尉在最后说：‘未见到旅顺之占领，乃毕生之遗憾！’说完由马上倒栽下来死去，英勇无比。其仆从某人，恐中尉的首级落入敌军手中，挥泪割下带回部队，顺利假葬。但其他军士、士兵的首级，皆被敌兵夺去。削鼻，挖跟，剖腹，摘睾丸等，所作所为残忍至极，谁见之能不愤懑?全军怒睁双目，憎恨敌军的残暴，于是产生了不啖其肉，不解其恨之念，士气为之更加振奋。”[7] 土城子阻击战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激战条件下，日本的随军记者，也就是《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根本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到清军一方详细观察清军的所为，更不可能记下“被害”者为46人的准确数目；何况清军也无暇和无必要将日军死伤者的首级一一割下，然后再挖眼睛、削鼻之、剖腹和摘除睾丸，可见，这纯属笔者所捏造的谎言，其目的在于激发日本人民和日军对中国的仇恨，为日本侵略中国制造有利的舆论。

　　对于清军，日本记者又写道：“七日，我军从定州出发，向宣川府前进。因敌军败兵的暴行与破坏，沿途之荒凉惨淡情形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各处的家屋几乎全成了焦土，在酒酱中混入了粪屎、不能食用。敌军的骚扰措施实在下流而又可怜，因而彼等成了韩民之怨府。正因如此，韩民皆稽首欢迎我日本军队，愉快地响应我军的征集，主动地为我军服劳役。敌军奴役韩民甚于牛马，命令他们改筑义州至平壤间五百五十余里的道路，迫使他们搬运重达数千万贯的辎重，而对其辛劳不仅丝毫不给予酬谢，反而掠夺他们的粮食和衣物。清军一败涂地之后，韩民顿时憎恨清军，尊敬我军，这是不足为怪的。”[8]笔者将清军写成是一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匪徒，而将日军粉饰为深受朝鲜人民“欢迎”和“尊敬”的“仁义之师”。我们并不是当时战况的目击者，但可以想象，既使清军再坏，也不会故意将朝鲜人民的房屋和一切毁为焦土，更不可能把粪尿便在酒和酱里。真是愈加之丑，何患无词。日本是侵略者，日本军队是朝鲜人民的敌人，如果说朝鲜人民能“愉快地响应”日本军队的“征集”，“主动地”为日军“服劳役”，甚至对自己的敌人表示“欢迎”和“尊敬”倒是奇怪的事了。

　　三、美化日军官兵，将死者说成“英雄”

　　在甲午战争中，日军官兵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推行“大陆政策”而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马前卒，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是《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却挖空心思，编造出许多所谓“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的故事，说的绘声绘色，实际上是子虚乌有。

　　《日清战争实记》的作者写道：可悲的是27日清晨传来最令人伤心的消息：第三大队长古志少佐于昨夜死去。……古志秉性温厚，甚能关心部下，颇有德望，部下官兵皆愿在他的指挥下赴死。不幸因作战来到异国，在光荣的先锋部队里，作为指挥官进发，即将接敌时，传来了令人痛心的讣音。知道当时情况者，谁不痛惜?第三大队所属全体官兵，无不深受感动而奋起，愿立拔群之功，以慰地下少佐英灵，以本部队的勇武，昭示三军。其中，松崎直臣大尉，时山袭造中尉、山口陈中尉、守田贞利中尉最激奋，誓不再生还。”[9]

　　书中还写道：大岛旅团官兵在进犯平壤途中，“回想当时，不禁暗自流泪。立七个预先备好之木标，作为悼念之碑。更以清酌庶羞之奠，焚香，供花，举哀。旅团长又读如下祭文，以告慰英灵。‘维时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日，混成旅团长，陆军少将、从四位、勋三等大岛义昌，以清酌庶盖之奠，祭陆军步兵中蔚丁口熊槌，陆军骑兵少尉竹内英男，陆军骑兵一等卒赤泽才八，陆军骑兵二等卒西壮平、原田八郎，翻译佐伯小太郎，小林一之灵。中尉等原负重任，远离本军，冒炎热之天气，深入不熟识之地，耐辛苦，探敌情，屡屡做出重要报告，使我军得知敌军之详情。尤其是本旅团攻击成欢、牙山之敌时，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凯旋汉城之后数日内，得以安然休养人马，皆是中尉等完成任务之结果。呜呼，哀哉！上月今日之拂晓，突然遭受敌军袭击，寡不敌众，不幸中敌弹，以至暴尸于中和原野。噫嘻！但此一死，不仅给全军以伟大利益，而且将来也是军人之一大龟鉴，功名将永垂竹帛而不朽，可谓虽死犹荣。现在本旅团遇攻击曾加害于中尉等的平壤敌军之机会，路过此地。当此，追怀昔日中尉等奋战之后终于阵亡之惨状，义昌等感慨不已，必定鏖杀此敌，以慰中尉等于地下，就在近期。灵乎！如若有灵，尚飨！’”[10]笔者通过大岛义昌的所谓祭文，赞誉侵略分子之死为“英灵”，声称死者不仅为侵略军建立了丰功伟业，而且是侵略军的楷模，其声名将永垂不朽。并以中尉等人的阵亡惨状，煽动日本官兵“报仇雪恨”，杀尽中国军队。《日清战争实记》如此选撰报道的内容，更在于鼓动日本人对中国的敌忾情绪，支持侵略战争。

　　《日清战争实记》在一篇题为《鱼雷艇袭击遗闻》的报道中写道，此前，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中将在广岛停留期间，某人曾访问将军，询问海战实况。将军悚然曰：“在这次海战中，使我最痛苦、最伤心的是在向鱼雷艇下达袭击威海卫港内敌舰的命令的时候。当然，许多人说，‘战争就是去死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在下达‘去死亡’的命令的时候是多么痛苦阿！我是不忍心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呀！饼原(鱼雷艇队司令官)和鱼雷艇的艇员们都勇敢地、愉快地接受了命令。我只说：‘去吧！’大家回答说：‘明白了。’然后寂然无声，大家只是举起酒杯，交杯换盏。这是真正的饮酒作别。后来我知道了饼原的决心，饼原的决心真使我落泪。前一天的夜间我军已经把定远舰击沉了，第二天夜间我军再去袭击，敌军的戒备必定更加严密，去袭击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能生还的。不用任何人来吩咐，饼原在出发之前，把命令、秘密信号本、秘密海图等，凡是可能被敌军夺去而于我军有害的东西，全部寄存在母舰上。他对部下训示，‘我们百分之九十九以至百分之百是不能生还的。我们的鱼雷艇和我们的身体已经属于敌人了。在这种时候，已经不需要什么详细的信号了。只要知道左右就行了，有一个提灯就足够了。’这种决心才是真正的决心，在人前不需要说一些似乎很壮烈的话。看看饼原的生平，我深为他的勇敢行为所感动。水兵们的沉着与勇敢也使我钦佩不已。不仅是这次战斗，水兵们在黄海海战时也不把战斗放在眼里，他们在激战中还开玩笑，在嬉嬉笑笑之间取得了胜利。在这样坚毅的舰队里，担心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所在的军舰是旗舰，当然是在舰队的先头，敌军当然要以旗舰为目标实行攻击。但是，我并不担心我本人的安全，我并不担心我所在的旗舰的安全，我考虑的是全舰队的情况如何。如果发生丁问题，我看不到还好，但是当我舰被敌弹击中时，在旗舰上是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的。军舰常常被黑烟遮蔽，连军舰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以为我们的军舰被敌人击沉了。当突然看到我舰平安无事地从黑烟里钻出来的时候，我的喜悦心情是无与伦比的。若说高兴，二月二日早晨当观看到鱼雷艇平安无事时，没有比那时再高兴的了。”[11]

　　笔者把日本军队描绘成坚毅、勇敢，视死如归，官兵和谐的军队。其高级军官以仁爱为本，十分珍惜部下的生命，中级军官则无私奉献，善于指挥。广大士兵各个勇敢无畏，不怕牺牲。这其实是笔者编造出来的故事。只要我们仔细分析这个故事，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很多漏洞。如，把定远舰的自沉说成是为日军击沉；伊东既然关爱所有部下的生命安全，但是对旗舰的安全却视而不见，不合逻辑；既说旗舰可以清楚地看到军舰被击中，又说军舰被黑烟遮蔽，连军舰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前后矛盾。

　　总之，《日清战争实记》虽然报道了甲午战争的一些实况，但是其中不少情节是按照日本大本营和军部的意志伪造的。其目的在于宣扬“皇军”的“军威”，向日本人民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诬蔑清军，主要是鼓动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所发动的不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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