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决重重罗网 令人人自立而平等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思想家对人的问题的研究

　　论文提要

　　阮青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派采取的“以夷制夷”政治策略的破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政策的失效，以“坚船利炮”为“夷之长技”的西方观的错误。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要解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必须探索一条全新的思路，由此导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研究主题上由“自强”转变为“救亡图存”，在关注视角上由“坚船利炮”转变为“人人自立”，在思维方式上由非理性的情感渲泄转变为理性的批判重构，由此形成维新思潮，其代表人物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他们从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两重启蒙任务出发，积极倡导“人各为一身，各有自主自立自由之人权”；痛斥封建专制制度使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民亦以奴虏自待；批判传统的“三纲”关其口使人不敢昌言，锢其心使人不敢涉想；说明“中学为体、西学为体”观信，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主张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呼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培养全新的理想人格。他们以救亡与启蒙为核心理念，以“整合”为思想方法，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较完整较系统的人学思想体系。

　　冲决重重罗网 令人人自立而平等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思想家对人的问题的研究

　　阮 青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派采取的“以夷制夷”政治策略的破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政策的失效，以“坚船利炮”为“夷之长技”的西方观的错误。事实证明，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要解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必须探索一条全新的思路，由此导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研究主题上由“自强”转变为“救亡图存”，在关注视角上由“坚船利炮”转变为“人人自立”，在思维方式上由非理性的情感渲泄转变为理性的批判重构，由此形成维新思潮，其代表人物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从总体上看，维新思潮既是指导试图通过维新变法改革政治制度，完成救亡启蒙时代课题的政治运动的思想武器；自身又是一场试图通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现观念变革和文化批判的人的解放运动。

　　一、各为一身，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

　　近代中国思想家面临着双重的启蒙任务：既要解放个体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又要强化整体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早期改革派思想家如郑观应、王韬等已经初步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在于“人实不如耳”。维新派思想家则进一步研究人的问题，特别是研究个体人的问题，试图通过培养个人的理想人格来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康有为认为：“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人各具一魂，故有知识，所谓智也。然灵魂之性，各各不同。”“人有自主之权。” 这段话含有三层意思：其一，这里所说的“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既不是西方的上帝抟土以造人，也不是程朱理学的畀天理以成人。在康有为看来，“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人“各为一身，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就是说，人生来就是自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是先天自足的。其二，这里所说的“魂”或“灵魂”，不是指超越于肉体之外的、永生不灭的神秘的灵魂，而是指人的精神，即人所特有的认识和思考能力；人认识和思考能力各不相同，使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而具有了自己的特殊性，即个性。其三，这里所说的“人有自主之权”，强调的是具有不同的认识和思考能力的人，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具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即自己的评价、选择、判断的权利。

　　康有为在《中庸注》中提出一种具有个性的独立人格模式。他说：“《易曰》‘旁行而不流。’行于非道，而不入于非道；与物委蛇，而不没靡焉，尤有神力矣。其居中履正，独立不懼，无所倚傍，自行其是，有大力矣。若隐居求志，行义达道；穷达一辙，不以曲学阿世；遭乱际变，守节奉义；生死一致，不以患难易操。凡四者，皆大勇也。” 通过“力”的概念，把具有个性的独立人格模式划分成三个层次：“神力”作为最高层次，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决不把自己与其他人混同；因为这是最难做到的，故需要“神力”。“大力”作为次高层次，强调人们尊重自己的独立意志，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和判断，决不依傍其他人；在各种力量交错的复杂社会环境中，这也是比较难做到的，故需要“大力”。“大勇”作为第三个层次，强调人们在非日常生活中，即个人生活发生变故或社会动荡之际，依然能够守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守持自己的操行信念，不因外力的作用而随意改变自己；这也是比较难做到的，故需要“大勇”。康有为在这里实际上是借用中国古典文献的精神表达出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个性思想。

　　严复从中西学术比较的角度，提出与“群学”相对应的“人学”，说明研究“人学”的重要性，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自己的人学思想体系。他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要求按照人的个性特点去选择自己的职业，并在从事这项职业的过程中去发展自己的个性。他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说：“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牛顿是伟大的科学家，但假如让他带兵打仗，决不如拿破仑；让毕士马治学，则未必及达尔文。严复特别注意到，个性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在文明不发达的“土蛮之国”，社会各种事务非常简单，一个人可以承担多项工作，没有分工的必要；“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自己所能够从事的工作；有能力进入仕途的人，则获得“政治之名位”；有能力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则获得“学问之名位”；其他如农工商各业之中，皆有专门之学。国家要优化完善自己的体制，保护具有“专门之学”的人能够在农、工、商各种职业之间作出自由的选择，“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严复的这个思想是很深刻的。他不仅一般性地看到人各有所长，要求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去选择自己的职业；而且特别把个性的发展作为“民权之意”，提出国家要优化各项体制以保护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性选择职业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天下大治。这样就把个体才能的发挥与国家体制、政治安定联系起来。

　　二、封建社会使民力日苶，民智日卑，民德日薄

　　这个时期的思想家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人的种种束缚，指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弊端在于“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导致“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传统的“三纲五常”观念，“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而且对当时社会流传久广、影响深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念、科举考试制度等对人的发展所起的负面作用也进行了批判。这一切构成这个时期人学研究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最有华彩的部分。

　　(一)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民亦以奴虏自待

　　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压抑和束缚，是维新思潮最根本的特征，构成该思潮的重要内容。他们思考问题的模式是，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主人与奴隶、胜利者与俘虏的关系，进而说明作为最大多数的被统治者象奴隶或俘虏一样，失去人身自由，失去精神自由，失去独立人格。如严复说：“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 最可悲的是，“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久而久之，其结果使人的主体意识逐渐丧失，各种能力日益萎缩，成为心甘情愿被统治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窃国大盗们便利用从人民手中窃取的权利，去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 致使整个中国社会“民力日苶，民智日卑，民德日薄”，最终成为西方列强的口中之肉。严复把中国人与西方人作了比较，认为中国人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奴隶或俘虏，没有独立人格，也就没有人的自尊、自信、自爱；西方人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才有自尊、自信、自爱，并把这种品质看做是自身绝对不能受到侵害的一个组成部分。

　　谭嗣同则以其“仁学”思想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作为“箝制束缚之具”对人的摧残。他认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在于以“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因此，为了维护这种专制统治，统治者对被统治者采取了“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的统治策略，这种统治策略实际上是使人们有耳目不能闻见，有手足不能行动，有心思不能思考；再加之利用生计上的窘境，生活上的艰难，使人们日日纠缠于衣食之中，无暇去闻见，去行为，去思考。仅仅如此还不够，统治者又“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偶有一、二个不肯失去个性甘做奴隶的人，则“拜跪之仪”和“著书之禁”也使其不敢犯上作乱。至此，人们不仅完全失去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也失去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能力，而失去能力比失去权利更可怕。

　　(二)“三纲”关其口使不敢昌言，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维新思潮揭露了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理论基础的“三纲五常”观念对人的压抑和束缚。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谭嗣同。他在《仁学》一书中以充满激情的文字，历数了束缚人发展的重重罗网，描述了各种“网罗”给人生带来的苦难。

　　在谭嗣同看来，几千年来“三纲五常”观念给国人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祸害。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以上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教廉节等一切分别等衰之名。……忠教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摭，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出，反更益其罪。”“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也是一切罪恶之根源。谭嗣同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他把几千年来的封建帝王看成窃国大盗，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历数了封建专制的残暴和罪恶。又对那些专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封建文人进行猛烈抨击，认为他们的理论无非是媚事君主、助其箝制人民精神的枷锁。正是“大盗”和“乡愿”相互利用，造成人间地狱。他借用一位朝鲜人的话说：“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 在这里，谭氏把封建思想文化的罪恶算在荀子学说的帐上固然失之偏颇，但对其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本质的揭露则入木三分。谭嗣同还提出，冲决“父为子纲”的网罗，建立父子平等的新型家庭关系；冲决“夫为妻纲”的罗网，建立男女平等的新型性别关系。

　　谭嗣同对“三纲五常”观念的批判，继承了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优秀思想传统，又根据近代新的社会现实赋予其新的含义。特别是从“冲决网罗”实现人的解放的角度，把“三纲五常”作为意识形态的整体进行批判，把统治者的政治思想与为其服务的学术思想作为相互为用的整体进行批判，这实际上是从整体上、根本上否定了封建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彻底推翻封建意识形态作了思想文化上的铺垫。

　　(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徒塞一己之聪明以自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近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貌似学习西方，实则力拒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顽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文化主张。这种主张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严重阻碍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实践上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标志着“中体西用”作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破产。然而，如何从理论上来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把握“中体西用”作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所导致实践失败的必然性，成为维新思想家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严复自觉承担起这个课题。他从对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发展的角度说明“中体西用”观念的危害，从逻辑上证明其理论的荒谬，从实践结果上说明其理论的错误。他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破除流行的错误观念，指出其谬误所在，而且提出正确观念以取代错误观念，有“破”亦有“立”。正是在批判“中体西用”观念的基础上，严复提出西学之本在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学习西方必须“体”“用”皆学的思想。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图自强”亦有“本”、“末”或“标”，“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应该肯定，严复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观念取代“中体西用”观念，对于推动中国人放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进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这个观念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何认识西方，如何学习西方，怎样学习西方等一些基本问题，使其理论批判的意义大大打了折扣。

　　三、维新变法，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维新思想家对于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压抑和束缚人的发展的制度、观念、习俗的揭露是深刻的、犀利的。揭露的深刻必然带来批判意识的强烈，带来改革意识的高涨。他们从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出发，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并借鉴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探讨了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

　　严复怀着深刻的忧患意识来研究中国社会的现状，来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他认为，国家是由“民”构成的，“民”的状况决定了国家的强弱，“民”的素质决定国家的盛衰，因此，治国之根本在于治“民”。“民”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要使国家强大必须先使“民”强壮，国家的强大是通过“民”的强壮来实现的。衡量“民”的强弱有三个标准：“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在现实存在的国家中，“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正因为“民”的强弱状况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强弱状况，所以，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 而回眸中国社会，“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因此，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危机深重的局面，首先就要改变“民”的状况，其具体措施“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是培养人民强壮的身体，即提倡锻炼身体，注重饮食卫生，进行卫生教育，实行人口优生，重点在于用法律措施强迫人民改掉各种恶习。这是生活方式改革，是三者的基础。所谓“开民智”是大办学堂，鼓励人民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改变其愚昧无知的状况。这是教育改革，是三者中最重要的。所谓“新民德”就是运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教育人民，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和社会公德，增强每个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增强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把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结合起来，“合天下之私以为公”。做到这点的根本在于“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 这是政治改革，也是三项中最难实施的。

　　一般说来，实现人的价值有两种方式。一是求诸“社会”，即统治者，要求统治者改变自己的统治方式，以“慈悲”、“仁政”宽厚待民，改变社会“吃人”的性质，使之出现一个“人”的社会，从而肯定人的价值，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二是求诸“己”，求诸“自我”，通过自我觉悟，自我解放，推翻旧的“非人”的社会，建立全新的社会，以实现人的价值。严复显然是主张第一种方式，即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盼望通过统治阶级的某些变法，以改变人们的“非人”地位；盼望统治阶级赋予人们某些权利，使人们可以做为“人”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严复虽然意识到“民”的作用，但却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发现人类整体中的主干部分--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作用，而只能提出一个抽象的、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民”的范畴。这大大限制了严复学说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

　　四、维新思潮人学理论的历史地位

　　以严复、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抓住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救亡”与“启蒙”问题，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这个双重启蒙任务入手，来构建自己的人学理论，使“救亡”与“启蒙”问题成为自己人学理论的核心理念。但是，其基本理论上存在着某些局限性。

　　就理论基础看，维新派思潮以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相对于机械唯物主义，进化论无疑是一种进步的思想理论；特别是经过严复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对诸多进化论理论所进行的“整合”工作，使进化论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于推动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进化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特别是应用来研究社会问题，则更加缺乏科学性，使之最终不能担负起指导中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

　　就理论来源看，维新派思潮以孔子学说作为自己学说的理论来源，这与其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必然形成一种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们采取一种切断思想发展进程的作法，把孔子与孔子后学割裂开来，认定孔子是“圣人”，尊孔学为“圣人之学”；认定后世之学是后人出于各种目的而对孔学的误解、歪曲和篡改，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恢复、揭示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并使之光大。尽管对于究竟是谁对孔子学说进行了误解、歪曲和篡改的认识有所差别，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他们都对其所认定的篡改孔子学说的人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而把孔子的学说作为自己改革理论的理论源泉，借孔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改革思想，即“托古改制”。这不仅造成理论的内在矛盾，弱化了对于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度，而且也是其后来逐步走向保皇尊孔的思想根源。

　　就其理论目的来看，维新派思想家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束缚和压制，指出正是这种束缚和压制造成整个中国社会丧失内在的活力，进而丧失在世界竞争场上的竞争能力，因此，要求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统治模式，运用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来改革和完善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可以说，维新派思想家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弊端的揭露，可谓全面而系统；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危害的批判，可谓尖锐而激烈。但是，他们的揭露更多地局限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表面现象，其批判也多局限于抽象的层面，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提出推翻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表的清王朝，反而在很多时候还希望依靠清朝统治者的权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弱化其理论批判的威力。

　　就其实现理论目的所依靠的力量来看，维新派思想家肯定“民”构成国家的基础，认识到“民”的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国家强盛的程度，并致力于民力、民智、民德的改善与提高。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似乎意识到人民群众在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任务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意识仅仅是初步的。因为，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对于“人民群众”这个概念的含义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规定，对于“人民群众”的组成成份有一种历史的、具体的把握。所以，尽管他们文章中频频出现“民”这个字眼，且有许多文章专门研究“民”的问题，而实质上他们所理解的“民”只是对“人”的一种抽象的理解，并不是指科学意义上的“人民群众”概念；有的时候他们也用“民”来指广大人民群众，而在这个意义上所使用的“民”则往往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代名词，只能当作进行改造的对象，而决不能当作进行维新运动的依靠力量。所以，尽管他们高声呐喊要进行“救亡”“启蒙”的革命运动，但由于缺乏强大的物质力量作为依靠，最后只能到“心”里去寻找支撑。这样，维新派思想家们就在对封建制度的改造转换成对“民”的改造之后，又把依靠“民”来进行“救亡图存”运动转换成依靠“心”来进行“救亡图存”运动了。因此，他们没有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进行启蒙教育工作，去开展人的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这就使维新派思想家所倡导的思想不可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更不可能形成广泛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而只能是成为少数知识分子的运动。

　　维新派思潮理论内在的局限性，是其阶级局限性的表现；理论上的不成熟，反映其阶级的不成熟；理论上的不彻底，反映其阶级革命性的不彻底。正是这种理论上和阶级上的不成熟，决定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虽然轰轰烈烈，但只是昙花一现。正是这种理论自身的缺陷，必然导致其自身的衰亡，代之而起的是新民思潮和辛亥革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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