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同行专家：

　　首先，我代表中国史学会衷心祝贺“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

　　10年以前，我们曾经在这里举行过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 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0年过去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再一次在这里聚会，这生动地说明：甲午战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所留给我们的强烈震撼和深刻的经验教训，并不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有所淡漠，甲午战争的学术内容始终吸引着学术界的广泛广泛关注和强烈兴趣。

　　说到这里，我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冰心，在她的晚年也就是1994年九十四岁高龄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的时候)，曾毅然对友人们说：“我要写一部大作品。”这部作品的名字就叫《甲午战争》。据冰心老人的子女和身边的人回忆，冰心曾经多次提笔写作，但每次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有时甚至号啕大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直到冰心逝世后，才发现了一个牛皮信封，里边一页纸，就是《甲午战争》的开篇，纸上落满了泪痕。信封外页有两行手书，写的是：“以百年国耻激励后人，教育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冰心老人的这种感情，这份心愿，我们史学工作者是最能够理解，最能够体会的。

　　甲午战争留给我们极为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方面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在这里，我只简单地讲两点：

　　第一，没有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富强。甲午战争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侵华战争。在战争爆发的前后，国内外许多人都曾提出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日本幅员仅四岛，地不为广；丁不满十万，兵不为强；洋债日增，国不为富”，为什么竟敢悍然侵略有如此广大的土地、如此众多的人民的中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日本侵略者看准了中国早已就是一个没有民族独立的国家，清朝政府是一个依附于外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这样国家，这样的政权，是可以欺负的。1840年以后，殖民主义列强通过频繁的侵略战争和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大量权益，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基本前提，这早已是铁的历史事实。甲午战争不过是沿着历史剧剧情逻辑发展的更加惊心动魄的一幕而已。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更加清楚地表明，没有民族的独立，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国家发展、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前提，每一场侵略战争之后，中国只会在半殖民地的社会中愈来愈泥足深陷，从而长期处于挨打、受辱和任人宰割的灾难之中。

　　第二，一个腐败的政权不可能领导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一般说来，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序上同战争的性质有关。但战争的正义性，并不能天然地保证胜利。当甲午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做官的英国人赫德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就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支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去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期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赫德说得一点不错。在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缺少战胜日本的“第二支筷子”――实力。这里所说的实力，实际是指的综合国力。如果仅仅是指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而言，当时中日之间可以说是各有所长，日本并不占绝对优势；甲午战争中导致中国失败的，是综合国力的落后，它不仅仅指经济因素、军事因素，还包括政治因素、心理因素等等在内。当时的清王朝，政府和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样的政权，既不能作出正确的政治决策，又不能有效地团聚民心军心，更不能进行有力的军事指挥，又怎么可以指望他们去打胜仗呢？因政权机器和军队日益腐败从而导致综合国力的衰落，是清政府在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无一胜例的根本症结所在。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讲，甲午战争的惨败当然是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中国人民在逆境中奋起，中华民族在患难中图强。正是甲午战争的创巨痛深，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精神的觉醒，激发了爱国主义的高扬。在此基础上，无论是下层劳动群众还是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也不论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救亡方略和救国方案，并且各自付诸自己的政治实践。当人们从血泪斑斑的甲午痛史中走出，置身于甲午战后中华民族新的觉醒浪潮中，改革和革命的巨大力量便如排山倒海一样冲击着历史因袭重担的种种污泥浊水，社会正是在这种狂飙巨浪中飞速前进。

　　甲午战争是一个研究成果很多、研究相对充分的领域，正因为这样，就更加需要有学术上的创新，有学术上的新的突破；也正因为这样，学术创新也就有更大的难度。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学术创新，是指的在历史资料上有新的发现，对历史真相有新的揭示，对历史现象有新的分析，在历史认识上有新的深入。学术创新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决不是靠天马行空的臆想或随意提个新的提法和说法就可以完成的。梁启超就说过：“我们不能说新的完全是好的，旧的完全是坏的；亦不能说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古今新旧，不足以定善恶是非的标准。”那末，历史学创新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以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为标准。我相信，在次学术研讨会上，在今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一定会大量地涌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大环境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局面一定会很快出现！

　　再一次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2004年9月17日 (李文海教授 中国史学会会长)

　　相关专题：甲午海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