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战前的陆军军事教育

　　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发端于对西洋近代武器的采用。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清军逐渐开始摒弃旧式的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转而采用西方先进的近代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更新必然要导致军事教育和训练内容的变化，创办传授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知识的军事学堂，就成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筹建新式海军。为培养海军人才，洋务派于1866年建立福州船政学堂，以此为肇端，各种海军学堂纷纷建立。此后，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壮大以及先进武器装备的不断 引进和更新，培养水雷、鱼雷、电报等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军事学堂应运而生。然而，与此同时，陆军军事教育却长期停滞不前。在借助外国侵略势力和部分洋枪洋炮的帮助平定太平天国后，湘、淮各军不思进取，固守成规。虽然清军各部多采用了西式操练方法，配备西式枪械，也聘有大量外籍教习，但系统的军校教育却迟迟没有建立。直至福州船政学堂建立约二十年后的1885年，清政府才正式创设了第一所陆军军事学堂——天津武备学堂。

　　1884年，淮系将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向李鸿章建议，“就天津紫竹林设一公所，仿西国武备院之制，择德弁之精者，专司教练，饬各军挑选剽健而又精细之弁勇，送院学习，以期成就将才，为异日自强之本。” 李鸿章亦认为西方列强“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而清军将领“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遂产生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创设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指挥人才的想法。李随即于天津水师公所内创设天津武备学堂，令直隶提督李长乐、广东水师提督曹克忠、署广西提督唐仁廉、四川提督宋庆、总统铭军记名提督刘盛休、正定镇叶志超、通永镇吴育仁、大名镇徐道奎、皖南镇史宏祖等各军挑选“精健聪颖，略通文艺之弁目”， 送堂肄业。1886年位于紫竹林的校舍落成，计有房舍500余间，其中有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模型室、标本室、绘图室、印刷室、宿舍、饭厅、医院等，该校规模宏大，设备齐全。

　　天津武备学堂学生由各军“择其精悍灵敏者，挑取百余人”，“其中有文员愿习武事者，一并量予录取”。 1886年后，增加到约250人至300人之数。 1887年起，学校开始招收13岁至16岁间“良家年幼子弟”40名，入院肄业。学制5年，比选自弁目者的2年期限为长。 天津武备学堂还聘请大量德国军官为教习，表如下：

　　甲午战前德国军事教习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任职表

　　姓名来华时间担任职务备注

　　李宝(保)1884铁路教习1887年去职

　　崔发禄1885铁路教习

　　哲宁1885铁路教习

　　那珀1885教习1887年去职

　　博郎1885教习

　　阃士1885教习1887年去职

　　巴恩壬1885教习1887年去职

　　艾德1885教习1894年去职

　　黎熙德1887总教习1894年去职

　　拜耳1887教习

　　李喜1887教习

　　包尔1889铁路教习兼克虏卜兵工厂驻华代表，1893年去职

　　瞿思图1890铁路教习1893年去职

　　资料来源：林庆元辑《洋务运动中来华洋匠名录》，《近代史资料》总9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294页

　　天津武备学堂设有炮队、步队、骑队及工程营四科。所设课程有内堂课和外堂课二种。内堂课为理论课，设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等有关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军事理论基础知识的课程。外堂课是技术课，在操场进行，主要是“操演所习炮队、步队、工队及分合阵法”等初级指挥员应有的知识。除此之外，学员每年还须到旅顺口、山海关等军营炮台实习两个月，第一个月练习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和工程兵的军事指挥，第二个月练习测量和绘图等技术操作。

　　天津武备学堂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制度，教学颇见成效。1886年，醇亲王巡阅北洋，亲赴学堂查勘课程，奏称“规制整肃，各生徒于陆路枪炮台垒之法，童而习之，长令入营带队，必得实用，将才自日出不穷。” 1891年，“热河教匪倡乱”，李鸿章遴派天津武备学堂学生“赴前敌各营练习战事，考证所学，屡获胜仗，颇著成效。” 至甲午战前，该校先后毕业约500名学生，其中较为著名者有：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何宗莲、张怀芝、田中玉、商德全、雷振春等，他们大多成为甲午战后清政府编练新军的骨干力量。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启动了中国陆军近代教育，在教育制度、管理制度、教育方针、教学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甲午战后武备学堂的大规模开办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办学模式。

　　此后，1887年，张之洞以“广东南洋首冲，边海兼筹，应储水陆师器使之材，较他省为尤急”， 奏设水陆师学堂。随即以原所设“博学馆”(其前身为光绪六年两广总督张树声所建“实学馆”)为基础，扩充而成。该校“讲习水战、陆战之法”。 设水师、陆师两部，各以70名为额。陆师部聘德国人欧披次为教习，学生学习德文，分马步、枪炮、营造三项，“其规制、课程略仿津、闽成法，复斟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大抵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 至1889年11月，该校陆师头班学生19名已学成，“堪以派赴各营供差”。但是，自张之洞调离两广总督以后，广东水陆师学堂便渐趋颓败。1893年4月，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又停办了其中的陆师部，解聘了洋教习，并将校名改为广东水师学堂。

　　早期的陆军军事教育为清军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战争意识的新式军官，在整体战斗力落后的清军中注入了近代战争的因子，也使部分清军的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如聂士成重视军校生的作用，“专用此堂(天津武备学堂)学生为营哨官”， 所部冯国璋等武备生“凡战术军储多资以擘画”， 因而相较于清军其它各部，其战斗力也相对较高，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较为突出。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陆军军事教育为甲午战后新式陆军的编练储备了必要的军事人才。

　　但总体而言，早期的陆军军事教育相较于海军教育的飞速发展而言，不仅规模极小，而且也没有形成配套的体系。这种状况也恰恰表明了清政府在对待军事改革的态度上的保守心态——海军初设，因而不得不大量培养海军军事人才；而陆军尚可一用，其改革便相对延后。这种保守心态也极大的影响了对早期武备毕业生的使用。虽然至甲午战争之时，经天津武备学堂和广东水陆师学堂教育之陆军兵弁已有五、六百名之多，但清军的保守和落后的军官选拔制度已成为新式军官发挥功能的严重阻碍。如淮军将领“多以行阵起家，……于军学多嫚语姗笑，文忠公虽知之，固亦无以易诸将也。”武备生虽在近代战争知识和技能上远远领先于旧式军官，但却“多淹滞侘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称其才。” 旧式军官“积资负功者坐食禄，无大过终不能易其位，向也以战为教，今无战则无教耳，故新进之士终不能为所容焉。”武备学堂毕业生除聂士成部外，不仅得不到重视，无法染指部队的指挥权，而且还处处受到旧式军官的排挤和打压。蒋方震曾就此论道：“然学生毕业后，无指挥军队之权，仅仅当军营之教习，赏罚不属，而日聒于其侧，大为军中排斥，故甲午以前学生无能任用者。”

　　二、甲午战败的反思

　　1874年的台湾危机及其后日本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活动，使清政府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戒心。为应对日本的威胁，清政府展开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整军建军活动。在陆军方面，组练“练军”，并将部分勇营改为“防军”。在武器装备上，清军也积极引进新式枪械。70年代以后，淮军装备不断更新，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斯，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秘鲁的黎意等枪种，均进入淮军部队。到甲午战争前夕，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仿造的快利枪等。在火炮方面，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到1884年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370多门。从1886年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近200门，北洋自购者尚不在内。另外，到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145门，大部分用来装备了淮军。淮军火炮中，有一部分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快炮(速射炮)。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是堪称一流的。湘军及部分练军、防军虽不及淮军，但也装备了相当精良的武器。如直隶练军即一律装备洋枪洋炮，到90年代前后，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反观日军方面，至1894年，其陆军使用的主要是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只有少数部队装备了村田式连发枪)，性能上远不如中国进口的西方新式连发枪和后膛钢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 数量比清军少得多。此外，在海军建设上，清政府也取得了很大成效。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总吨位达27370吨，包括7艘新式战舰，其中更有两艘7000吨级，在东亚首屈一指的战斗舰。相较之下，日本还只有70年代购造的比较落后的3只吨位不大的铁甲、装甲舰，和2只新购造的3700吨级新式巡洋舰，合计15763吨。 无论就总吨位还是舰船质量而言，北洋舰队都远在日本海军之上。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实力也颇为自负，他在1891年5月认为，北洋“海军一枝规模略具”，将领“熟精技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清政府的建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使清军的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这也使舆论和部分清廷官员产生了自大心理。虽然部分有识之士认为日本“陆路军容如荼如火，已足称雄；而水师亦渐增舰船，勤练士卒，固已倍胜于前”， 对日本彻底西化的军事改革，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并对中日冲突的前景担忧，但充斥朝野的仍是盲目乐观的情绪。1886年，《申报》发表文章，认为日军“虽不及泰西之精练，然亦足以称雄于海外”，但相较于清军，则 “非其力所能及也”，认为日本侵华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万国公报》还无视日军实力，认为中国军事实力远胜日本，“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与西方大国战亦觉绰绰有余”，“区区岛国，岂敢争霸？” 而此时，日本已根据山县有朋的建议，将陆军按照大陆作战模式，整编为包括步兵旅团、骑兵和炮兵联队、工兵和辎重兵大队的合成部队， 其综合战斗力明显提高。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全国陆军可动员的总兵力约22万人。中国的总兵力约100万人，扣除巳实际丧失作战能力的八旗、绿营兵不计，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勇军和练军约35万人。战争爆发后，这批部队的大部分都动员起来投入了战场，同时，清政府又招募了大量新兵。以兵力言，中国远胜日本。然而，在整个战争中，清军基本上未打过象样的胜仗，伤亡却远远超过日军，且弃城失地，一路溃败。战争以清军的惨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而结束。甲午战争的惨败极大的震惊了全国上下。痛定思痛，朝野上下开始反思战争失败的原因，而军事教育的落后则是最受诟病者。有识之士对此作过不少沉痛的总结。

　　首先，清军最高当局和高级将领，对近代战争和军事科学知之甚少。高级军官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消极，不懂得近代战争的战略战术，其指挥系统和手段，根本不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汉纳根战后论道：“(清廷)身居显要之大员，又皆昧于审时，暗于度势，询以当今最要之军务，率皆茫然莫晓。” 在战争中清军缺乏严密统一的战争规划，致使各部之间缺乏协同，各自为战，往往被日军分割击破。在各技术兵种的协同作战上，清军也显示出极端的无知。以火炮的使用而言，问题相当严重。清军火炮虽多于日军，但指挥官将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懂得集中火力。而“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 在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此外，清军指挥官也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 西方史学家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把人送到这些为当权者提拔起来的，老而无用的指挥官手下作战，是一种犯罪行为。”

　　其次，军事教育的落后也使清军各部缺乏大量合格的中下层军官。在战争中，虽然部分重视使用军校毕业生的清军部队表现出了较高的战斗力，但有限的军校毕业生并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形势。清军各部指挥军队之权仍操诸行伍出身的旧军官之手。这些旧式军官囿于国内战争的老经验，因循守旧，不懂新的军事科学。正如袁世凯所说，他们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 早在甲午战前，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之职的何天爵就曾说：“我在中国看过极优良的队伍，可与世界各处相比拟——只是缺少军官。” 淮军是参战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但除聂士成、徐邦道等少量部队外，其他各部均无象样的战绩可言。正如时人指出：“淮军万不可用也，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淮军尚且如此，其他各省部队更是等而下之。汉纳根言道：“窃谓练华人而使之为兵，五洲万国宜皆无出其右者；然举华人而使之为将，四百兆众竟无一能胜其任者。” 英国顾问斐利曼特而也曾言道：“境无论水陆。官无论提镇，欲求一深通我辈之新学者，竟而杳不可得。” 可见，合格的军官的匮乏已极大的制约了清军战斗力的发挥。

　　第三，合格军官的匮乏导致士兵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

　　张之洞曾言，“外洋新式快枪快炮，精巧非常，旧日将领大率不解，亦不爱惜，粗疏者任意抛掷，动致损坏，谨慎者收藏不用，听其锈涩，其于擦拭、拆卸、装配、修理、测准诸事，全不讲求，将弁不知，何论兵勇？操练不能，何论临阵？” 由于缺乏经过军校教育的合格军官，清军基层军官的素质极为低下，直接影响了清军的日常训练。清军平日训练“虚应故事”， “营垒器用，但守旧法，绘图、测量、行军、水陆工程诸事，尤所不习，讨内匪则可，御外侮则不能”。这就造成清军各部“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不练固无用，练成亦不能禁其四散，徒劳无功” 的现象。早在1874年，寿尔就认为：“中国的力量，用欧洲的武装标准去衡量，是外表胜于实质的。它的组织是极有缺陷的，……它的军队只是一些分散的乌合之众，……他们缺乏训练——因为叫几百个人怎样‘开步走’和拿枪，几乎是不能叫作是操练。” 战争末期，李本方在致徐邦道信中言道：“查其致此之由，皆因将不得人，兵不娴器。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子弹，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中国之论兵事者，人人皆曰枪炮不精；船械不利，众寡不敌，吾独谓所以致败之故，不系乎此。” 李氏斯言，可谓一针见血。清军严重缺乏训练，致使先进的军事装备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袁世凯在1894年12月与盛宣怀电中对此亦有论及：“各军不知枪炮，乍听必谓过言，试举两端：津解快炮，无鞍套马匹，及用治前敌，无从备防，炮则门破，一败即弃，且子弹佩每二百，不足十分钟用；至兵枪，只知托平乱打，不起码牌，故弹及近，难命中，有用弹数十条，伤寇十余人，何能御敌？”

　　但在整体溃败的情况下，军校生的表现却不乏亮点。在防守成欢驿的战斗中，聂士成部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于光炘等冒雨探得日军夜间进攻路线，“归促士成速备战”， 后于自请率健卒数十人，与武备学生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等埋伏在安城渡南侧佳龙里一带民房附近的道路两侧，组织伏击。当日军到达时，“瞬间，伴同爆发的连发枪声，子弹雨点般从夹路两旁人家中激烈射出”，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第十二中队长步兵大尉松崎直臣当场被击毙，山田四郎中尉被击伤，士兵死伤多人。日军“惊惶败退，互相践踏”，退至安城渡桥上，“桥小人众，挤拥坠水溺死者甚众”。他们坚持抵抗达四刻之久，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殉国。

　　聂士成也因重视军校生的使用而得到赞扬，“屡与敌抗，有战绩，论者多忠节之知人。”

　　种种情况表明，清军耗费巨币，虽然在武器装备等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展，采用了西方的武器装备并用西式操典训练，但却因军事教育环节的缺失使整体效能大打折扣，距离一支合格的近代军队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近代系统、科学的陆军军事教育的缺乏使清军官兵对于近代军事的真正内涵所知甚少，而高级军官尤甚。这种致命的缺陷使清军在武器装备上所取得的有限进展化为乌有。军事教育对于清军欲建立一支近代军队的意义显而易见。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清军的惨败，使人们对清军军事教育的落后状况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西国之将领，由武备院肄业生考充兵弁，以次迁升，必其学成而后致用”， 相较于日本军事教育的飞速发展，中国无疑已经大大落后，“日本军队给中国上了痛苦的一课，告诉它一支东方的军队，能够在组织、训练、纪律和运用上做得多么好。”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的忧患意识空前高涨，并进而促使清廷萌发了参仿西法，全面变革军事制度和完善军事教育的思想。军校生的杰出表现也充分显示了近代军事教育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也使清廷官吏认识到了加强军事教育的重要性。战后，直隶总督王文韶就认为，聂军重视使用军校生，得以抗敌有功，“明效大验”。 这使此后陆军军事学校的开办得以在全国迅速扩展开来。

　　三、甲午战后陆军军事教育的新发展

　　甲午战败，清军将领缺乏近代战争指挥能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整军御侮，将材为先”，而经受过系统军校教育的新式军官更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一日，中日交战正酣之时，津海关道盛宣怀就在奏折中痛斥各军守旧军官，“湘淮将领，多不服西法，虽亦购其枪炮，习其操阵，仅学皮毛，不求精奥”。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袁世凯向盛宣怀连发三电，对前线中日军队的战斗力进行了较系统的比较，就清军的先进武器与落后军事教育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了加强军事教育的建议，“宜速延名教习，募学徒千人，教兵官认真讲究西法，另改军制。为将来计，此军务决非老军务所能得手”，并建议“募学生数百，请洋教习数人，设兵官学堂，可将来报复用”。

　　清政府迫于形势，对军事改革也积极起来，采纳胡燏棻和德国顾问汉纳根的建议，编练新式陆军。至1895年2月，练成十营，共5000余人，号“定武军”。胡燏棻高度重视新式军官的作用，认为，“讲求武备，必须一洗旧习，方克挽回风气”，“须营官熟习西国兵制，……方能训练有方”， 因此在军官的选拔提用上，他着力延揽、培养武备学堂毕业生。1895年12月清廷派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接办定武军，并将其更名为新建陆军。袁世凯接办后，又大批延揽诸如段祺瑞、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陆建章、曹锟等130余名“学有根底之学生，使督率营伍，研究操法”。 这些军校生多能得到袁世凯的重用，其中冯国璋更被袁世凯称为“鸿宝”，“留充督操营务处”，为袁世凯“集兵学专家，讨论折中”，制定“兵法、操典、营制、饷章”等各项规制。 冯国璋和段祺瑞、王士珍一起被称为“北洋三杰”，“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三根支柱。” 据统计，“新军的高中下级军官几乎全被武备学堂毕业生所垄断。”

　　与此同时，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于1895年12月在江宁仿照德国陆军编制，开始编练自强军。张之洞聘请了35位德国将弁作为自强军的营官和哨官，另设副营官、副哨官之职，由华人任武职者和天津、广州两处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担任。

　　随着新式陆军的编练，新式军官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增设新式陆军学堂，加大新式军官的培养力度已极为迫切。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胡燏棻上折要求“筹饷练兵、重工商、兴学校”，得到了光绪帝的响应，光绪随即发出“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的谕旨。同年，军务处在奏折中言道：“各国将弁，率皆幼习武备，由学堂考升职任，固于行军兵法，运用枪炮及绘算测量各法，均能通其奥妙”，而“中国旧有将弁，多以壮年奋勇，荐擢职衔，……不但于各国兵学毫无领略，即中土古今名将治军之道，亦属茫然。”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整军御武，将才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其要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固得人称盛。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材。” 并以此为据，首先于1896年2月，在南京仪风门内创设江南陆师学堂，聘请德国军官骆博凯、泰伯福特、毛和思等“精通武事者五人”为教习，招收“年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颖子弟，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百五十人为学生”，分马、步、炮、工各门，“研习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学问，操练马、步、炮各种阵法。”所有各门均以两年为期，两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

　　1896年4月，袁世凯“专为造就将才起见”， 在天津小站建新军行营武备学堂，挑选“质敏体健，相貌魁梧，性情忠实，兼能粗通文艺” 的在营弁兵234人，分德文、炮队、马队、步队四科，分别以德国人慕兴礼、祁开芬、曼德、魏贝尔担任教习。 学堂学制两年，开设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及战阵各法，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管理办法。该校为其后北洋及各省新军的编练提供了大批人才。1898年，荣禄奏称：“(袁世凯)轮调各生，亲加考验，所学兵法、战法、算学、测绘、沟垒、枪学、炮学、操法及德国语言文字，均能洞悉窾要，日臻精熟。” 1902年7月，袁世凯在奏折中称：“其毕业诸生，材艺有成就者，或拔任营员，或经湖北、山西、陕西各省纷纷咨调，派充教习、营弁。”而“近时直隶募练新军，所派将校官弁，亦多取材于此。是该学堂之卓有成效，足资实用，已可概见。”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盛宣怀上折再次强调“育才”，要求各省“先设武备学堂一所，教以筑垒测地、枪炮制造、弹丸发送、队伍分合、马骑控御诸学。”光绪帝随即发布“武备学堂能否于各省会一律添设”的谕旨，要求各督抚“妥筹具奏”。 此后，给事中高燮曾也上疏请改革武举，并“为求将帅之材，备教习之选”，要求“先设京师武备学堂，然后遍及各行省。”

　　1897年，已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以“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故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 为由，以王秉恩为总办，钱恂为提调，姚锡光为总稽查，创办湖北武备学堂以“储备将才”。该校第一届招生极为轰动，陆续报名投考者竟达四千余人。 经挑选，择“文武举贡生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健者”120名为学生，入堂肄习，学制五年。 该校聘请德国军官法勒根汉为总教习，根次等为教习，开设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垒桥道制造和营阵攻守转运等课，并进行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队、行军队、行军炮台、行军铁路、行军电线、行军旱雷、演示测量、演习体操等。

　　此外，浙江巡抚廖寿丰还于1897年8月，在浙江杭州求是书院的西隅，创办了浙江武备学堂，挑选浙江防营25岁以下，“略识文字，身体健壮” 之弁兵40名为学生，聘任日本斋滕季次郎和三宅缝造为总教习，学习期限正科三年，速成科一年。1898年的6月、8月、9月、10月，贵州、陕西、安徽、山西等省，也相继创办了武备学堂。各省武备学堂办理情况如下表：

　　资料来源：罗尔纲：《晚清兵志五·军事教育志》3～26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二辑《清末新军编练沿革》，319～334页，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550页

　　此外，1899年4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还在南京创办了练将学堂，在各营、旗官弁中招选学生，延聘洋教习教以马、步、枪炮、工程、辎重、测量等学。1899年，张之洞又在湖北设立防营将弁学堂和绿营将弁学堂，专教防营和绿营将弁学习新式军事知识。防营将弁学堂以日本人大原武庆为教习，柳原又雄、木野村政德为翻译；绿营将弁学堂附设于湖北武备学堂之内，以德国人福克斯、何福满为教习。这两所学堂带有在职培训性质，主要由外国教习讲授军制、战法、地形、测算、绘图等课程。

　　经过数年的努力，甲午战后的陆军军事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由于接受了甲午战争的教训，无论是学校的类型，还是教学体制以及教学内容，均有了新的发展，其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军事教育的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充。

　　甲午战前，中国的陆军学堂仅有两所，其中广东水陆师学堂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陆军学堂，它的陆军军事教育仅仅存在了五年之久，其毕业学生数目也极为有限。而在甲午战后，陆军军事学堂迅速扩展到十余所，并且突破了武备学堂的单一模式，出现了将弁学堂等多种军事教育形式。军事教育的规模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充，据粗略统计，甲午战后新兴建的各陆军学堂仅一年的招生数额就达千余人之多，而这一数目已和天津武备学堂自1885年创办到毁于庚子之役先后十五年间所培养的全部人数相若。

　　其次，军事教育对象的素质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早期的陆军军事教育对象多为在营弁勇，文化素质较低，年龄也普遍较大。这使新式军事思想和技术的传授较为困难。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三年曾言：“近年外洋各国讲求兵事益为精密，向来中国学堂所教，多系俊秀幼童及各营兵勇，文理既昧，气质亦粗，断难领会精要；且资地寒微，出身尚远，数年之中，断不能遽膺文武官职，安望其展转倡率、广开风气？” 而甲午战后，随着重文轻武之风的改变和图强雪耻之气的激励，大批文举贡生投考军事学堂，使军事学堂的学生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张之洞在创办江南陆师学堂时就着意招收文理通顺的聪颖子弟，所办湖北武备学堂更是“专选文武举贡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健者，考取收入学堂肄业”，以期能够“引申会通，展转传授”。

　　第三，军事教育的内容得到了扩充和改进。

　　天津武备学堂仅设有炮队、步队、骑队及工程营四科。所授课程也仅为初级指挥员应有的知识。甲午战后，陆军军事教育的内容得到了扩展并且更加切合战争实际。如江南陆师学堂强调炮科教育，“炮在武学中又别为专门，尤非浅尝所能见效。所有应习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字，以便探讨图籍”。 应当说，重视火炮在近代战争中的使用显示出中国的军事教育部分的吸取了甲午陆战失败的教训，更加切合近代战争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也符合近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在湖北武备学堂中，也增设了诸如行军铁路、行军电线、行军旱雷、演示测量等新的教育内容。

　　甲午战后陆军军事教育的新发展使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步伐又向前进了一步。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紧随西方先进国家多兵种合成化作战的发展方向，陆军军事教育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配套体系，并且由于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这一时期的陆军军事教育略显杂乱，各校的教育质量也参差不齐。中国陆军军事教育只是在再一次经受西方沉重打击的庚子国难后才逐渐步入正轨，这一变化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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