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外发展的风气，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记载”。[1] 日本中世纪安土桃山时代的权臣丰臣秀吉是具体营造侵略、征服中国构想的始作俑者。因此，如果从他计起，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幕府时期封建主义的思想框架里，发生了丰臣秀吉的向中国扩张的举动与并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飞”思想、佐藤信渊等人的“宇内混同”思想；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酝酿、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系列侵华思想，并最终导致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幕府时期和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具体形态却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转变成公开的国家侵略政策的部分，更多的还是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中流传于世的，还有散布在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的，更有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的成分。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有“神国”思想、“八紘一宇”观念、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等。代表人物有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山县有朋、福泽喻吉等。

　　一

　　丰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封建时代扩张意识的最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侵略思想、行动之大成。1590年，他在给琉球国王的信中说：“抑本朝六十余州之中，抚兆民，施慈惠，而不遗尺过地，悉归掌握也。虽然与异域不讲交，则为遗憾。祗今得贵国遗之奇物，顷又有游观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于异域，素愿也。”[2]1593年，丰臣秀吉向高山国(指今菲律宾——引者注)西班牙长官发出降书：“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若是不来朝，可令诸将伐之。生长万物着日也，枯竭万物亦日也。”[3]

　　对于近邻的中国，丰臣秀吉的征服、吞并欲望更为浓重。早在1583年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这种

　　勃勃野心：“……鲧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指中国，后之唐谓亦同此意——引者注)，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 [4]1585年9月3日，在致书家臣一柳末安时，丰臣秀吉说：“余之被任命为日本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1586年，再一次表露了“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我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意愿。1587年5门，在征讨九州军中，丰臣秀吉还念念不忘“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在接见朝鲜通信使黄允吉时，丰臣秀吉又明确地表示了这种一厢情愿，并命朝鲜于其发动战争时作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复书中写道：“……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1591年，丰臣秀吉写信给印度总督，更是口出狂言：“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5]虚妄之心，骄狂之志，裸裸再现。

　　1592年5月18日，丰臣秀吉带兵侵略朝鲜，于顺利北进途中，给他的继承人关白秀次《二十五条觉书》，得意忘形地具体明述了他征服中国的宿愿。(1)宜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车幸唐都，呈献都城(指北京——引者注)附近十四国(州)与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2)大唐国之关白，授于秀次，并与(大明)都城附近之百余国(州)，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3)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子)或八条宫智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弟)继之。(4)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宁波府，占领天竺。[6]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丰臣秀吉的这种狂大妄想仍让人胆战心惊。他曾先后两次远征朝鲜，都以失败结束，美梦终成泡影，但是其侵略大陆和征服中国的思想，却给日本留下了很大的遗毒。

　　1603年，江户幕府缔造者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七年后，他的政治顾问罗山在起草致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这种“德化宇内”意识同样表达了一种躁狂的政治心态。到了德川幕府中期，侵略中国的思想再次活跃起来，出现了以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为代表的“海外雄飞论”和以佐藤信渊、桥本佐内等为代表的“宇内混同说”。

　　并河天民( 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 [7]这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思考和行动样式的最初版。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年)著《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在详述日本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图后说：“……熟虑之下，后世唐山(中国)、鞑靼之地必起侵掠日本之事，不宜怠慢”。这是以中国为日本潜在敌国而予以防备的思想的首次流露。差不多与林子平同时期的本多利明(1744-1820年)竭力排斥中国文明，鼓吹大日本国主义，痛骂儒者为顽迷古陋。他在《经世秘策》一书中提出：“大日本国号应移地至……满洲，山丹、唐太(库页岛)……琉球……”，并应迁都至堪察加，建设一大北方海洋王国。[8]

　　幕府末期出羽人士佐藤信渊(1769-1850年)继领前人之思，作著《经济要略》、《字内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论》、《防海余论》等多种书籍，在《字内混同秘策》一书里，制定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计划。“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故此书先详述略取中国之方略。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鴃舌，衣冠诡异之徒，渐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 [9]具体策略是先取“满洲”、再进一步征服全中国。他认为：“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 [10]他的这种先攻取“满洲”的策略，自明治维新后之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次递得以实施。为了切实达到侵占中国的目的，佐藤信渊还主张日本天皇亲征：“取南京应天府，定为假皇宫……明定‘产灵法教’(即神道)、……为除人民疾苦，处处营造神社，以祭皇祖大神”。1825年，与佐藤同时代的水户藩士藤田幽谷也提出了“宇内至尊天日嗣，须令万国仰皇朝”的远大企图。[11]这些言论构成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原型”。

　　幕府藩士谋臣立志侵略中国而致强大日本，另一类人物——“尊王攘夷”的倒幕派同样有浓厚的日本“神国”观念和由此而来的扩张主义理念。其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在因为倒幕而身陷囹圄，狱中苦著《幽囚录》时仍然不忘“日本今宜急修武备，……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 [12]另一倒幕志士桥本左内(1834—1859年)则坚信“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13]具有相同侵华思想的倒幕派人物还有真木和泉(1813-1864)、平野国臣(1828-1864)等。

　　幕府藩士谋臣和倒幕运动者，不管其直接动机如何，但是在谋划日本未来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主张侵略中国。“大日本帝国”的概念和模式源于之，以中国为日本潜在的假象敌国观念亦源于之。明治开国元老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等都深受其影响，有人还是他们的门生。在全面继承其衣钵的基础上，这些明治功臣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侵吞中国为核心的经营大陆的思想，即所谓“大陆政策”。

　　以“海外雄飞论”和“宇内混同说”为代表的幕府时代的侵华思想，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封建地主领土扩张意识，是军事封建主义的遗存。首先，它表达了在国家内部封建领土被分割完毕后，一部分新生力量对土地的渴望。“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割，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14]作为各地大名藩国的谋士家臣兼学者，林子平等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为领主扩张土地，巩固、扩大自己主子的势力范围。但是，苦于岛内现有土地已经瓜分完毕的现状，而且要想单独打破各地封建势力的相对均衡与彼此之间的事实尊重又异常艰难，于是，便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更加广大的外部世界，而距离最近的莫过于朝鲜、中国。而且，这种情形的发展还跟日本土地所有权向富商豪农的移动集中和武士阶层的不断强大有直接的关系。[15]

　　其次，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加之幕府统治下长时期的国家大一统，尽管实行着“锁国”政策，仍使日本人开始较多地了解到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及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当这些知识分子宏观地了解了日本的国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状况和特点，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围国家的广袤阔大进行对比后，悲哀、怨叹自己国土狭小的失落感便油然而生，一种不满意感、改变现状的要求遂不可抑制。走出去，争取更大的空间，没有，就去抢夺的观念对国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尊王攘夷”的倒幕分子，“由于认识了外国的存在，特别是视为敌人的外国的存在，便从潜伏的反封建意识里面，唤起了明确的民族自觉心。”[16]他们在艰难的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倍感日本生存空间的有限性对于抵御西方列强进攻时的无所转寰与缺乏腹地依托。吉田松阴的侵华思想事实上就来自于他对内外形势的对比和构建日本未来时的担忧。当然，在倒幕派的思想深处还有更多的想要借助领土扩张来冲击日本社会阶级、阶层的现状，改革日本政治现实体制的意识。

　　二

　　1868年，日本开始了通向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在经过大约30年的奋斗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随之日本就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一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17]

　　整个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的侵华思想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形成了以民族优越论为实质、以大陆政策为主线，同时飘浮着“大东合邦”、“脱亚入欧”、“大日本主义”等思想观念的格局。

　　大陆政策源于1868年明治天皇继位时发布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是以侵略朝鲜为端始的。此间，明治重臣山县有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80年，山县有朋把所著《邻邦兵备略》呈进给明治天皇，在对中国作了详细了解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基本依据。1890年3月，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全面提出“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的侵略理论，把所谓的“守卫主权线”和“保卫利益线”作为日本“国家独立自卫”的基本方针，十分明确地把中国列入日本的利益线之内，从而使大陆政策具体化、公开化。甲午战争之后，山县有朋向天皇奏献《陆军兵制改革案议》，进一步阐述了所谓的两权线思想，提出了“成为东洋之盟主”、“开辟利益线、称霸于东洋”的目标。[18]

　　侵华的思想活动紧接着就转化成为现实的国家的政治运作。1878年，日本设立了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意在向中国开战。1880年，编辑出版了汇集中国各种情报的《临邦兵备略》六册，着力鼓吹为打败清帝国而扩军备战。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中国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肢解其余中国国土，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大日本”。 [19] 1894年悍然发动甲午战争，这是日本前期诸种准备的一次大规模尝试，是大陆政策从思想层面走向行动层面的结论。1904年的对俄战争使胜利的日本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推进大陆、侵略中国的胃口亦随之大增。1907年，日本首次制定由天皇批准的《国防方针》，正式提出对外扩张攻势战略，强调日本的发展命运有

　　赖于中国大陆，把中国作为侵略掠夺的主要对象。1908年，日本桂太郎内阁通过了《对外政策方针决议》，对华政策主要是：“扶植我国在该国的势力，以便当该国发生不测事变时，能够确保我国的优势地位；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使满洲的现状永远持续下去。”[20]该决定的中心内容不仅要维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获得的种种特殊权益，而且要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从此以后的问题，只是如何选择时机和计划步骤付诸实施了。20世纪前半期日本侵华的一个又一个高潮，就是在这一思想和政策背景下演成的。

　　日本侵占朝鲜进而进攻、霸领中国的经营大陆思想给其朝野以巨大影响，尤其是知识分子；而日本知识分子的参与反过来又加固了这一侵略思想。作家二叶亭四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了探索所谓的对俄战略主动来到中国，1902年10月，在北京遇到了来自东京的间谍川岛浪速，在向其表达了自己的心迹后，被川岛引为同志，并自抒己见：“对俄和对支(指中国，当时日本也称中国为支那——引者注)，看似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我们的理想对象是整个亚洲。”[21]1889年，日本“政治小说”《浮城物语》作者、时任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借文学形式坦露了日本国家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我等生在这个地球上，也就应有横行全球的自由。焉有因为生于日本，便只能活动于日本之理，我等既已生于地球，就应以地球为舞台，成就稀世大业，……西洋人种以地球作为功名之地，而日本人以日本国作为功名之地，岂非不堪痛息？我等今将蹂躏整个地球，席卷无人之地，为日本开拓数十倍之大版图，以献于(天皇)陛下……”[22]这一年的3月，他就向日本政府提出把中国福建省划为本国势力范围的主张。[23]

　　就连一向以平民评论家著称，甚至被誉为“国民之声”的德富苏峰(1863-1957)也接受并培养起了浓厚的扩张意识，所不同的是他的思想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流露出来的。甲午战争之后，当听到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时，德富苏峰愤慨无限，欲哭无泪，“不屑于在已经返还他国的土地上多停留一刻钟”，立即找船从旅顺回国，但在上船之前，特地从旅顺口海滩上抓了一把碎石和沙粒，用手帕包好带回了日本。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这在他的思想历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原来坚信的“正义”、“公道”等理想因此全然轰毁，“归根到底，必须有力量。力量不足，是什么正义公道都不值半文。”[24]于是，他便毅然放弃平民主义立场，转而积极谋求与政府的合作，参与到对外扩张的行动当中来。德富苏峰的“转向”在日本明治后期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事件。但是，德富苏峰的“转向”又是极富讽刺意味的，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强盗的赃物被另几个强盗协力抢去，而这一强盗倍感身单力薄而痛苦万分，遂誓志改日再去较量，并再行盗窃”的逻辑上的。

　　大陆政策作为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基点与核心，还引发了其它面目各异的侵华思想理论。“无论是大臣贵胄，抑或是政客浪人，从‘脱亚论’到‘兴亚论’几乎都是同一观念体系，虽然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在把寻求日本的强大，与欲‘并吞’中国、朝鲜的要求辍合在一起的本质方面，却是一致的。”[25]其中，樽井藤吉(1850-？)的“大东合邦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国家主义为核心，从“宇内混同”方策翻版制造出的20世纪前半期日本政治地图的雏形。

　　“大东合邦论”言出樽井藤吉1891年5-11月份在《自由平等经论》杂志上刊登的《未定稿》文章。其基本主张是面对世界列强，日本应该与朝鲜“合邦”，与中国“合纵”，定国名为“大东”，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从而振兴东亚。这是日本近代化肇始之初，日本侵华思想从观念向实体化方向推进的重要步骤，是幕末以来所谓“宇内混同”方策与“西进南下”方策以“振亚”、“兴亚”等作为旗帜而更加具体化的产物。所谓与中国“合纵”，樽井藤吉认为，面临着被西洋列强分割的危险，“日本对于清国的开明，承担着指导性的作用”，清朝政府应该与日本联合以抵御西洋。因为日本现有的国力还难以与中国完全地“合并”，所以应该先期实行“合纵”。“大东合邦之事，与清国有益无害矣。”

　　樽井藤吉对中国创导“合纵”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皇统的一部分。为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樽井藤吉辩陈这与欧洲的殖民地方式并不相同。他说：欧洲社会是“异种族混合的”，其文明进步靠“竞争”取得，而东亚社会则是“同一种族繁殖的社会”，应用“亲和”创造同种相和，造成一大势力，以与欧洲相对抗。樽井藤吉的所谓“亲和”概念，日后便被衍化成“共荣”的战略思想，成为“大东亚共荣圈”观念的最基本的核心理论成分。也正因为如此，樽井藤吉以“东亚亲和”面貌现世的“大东合邦论”，标榜“兴亚”的理想，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受层面。

　　福泽谕吉是这一时期对日本社会侵略扩张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是“脱亚入欧”。“为建立今日大计，吾人决不犹豫等待邻国开明后一起振兴亚洲，相反，吾人应该离脱此一队伍，与西洋国家共进退。吾人虽与中国、朝鲜为邻国，但在交往上也不必特别经心关照，应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因为与恶友相亲者则不免共负恶名。吾人应从内心谢绝此一东方之恶友(即中国与朝鲜——引者注)”。[26]这就是福泽谕吉的所谓“脱亚入欧论”的精髓，它大大加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决定性。当甲午战争真切地爆发时，福泽谕吉按捺不住兴奋，立即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社论，鼓舞人心，引导舆论，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唱赞歌。对于台湾人民的反割让、反统治斗争，他则主张“消灭所有抵抗者，没收其土地属政府所有”，并坚决主张“把台湾变成无人岛”，消灭全岛的台湾居民，或全部驱逐之，使台湾成为日本人的移住地。可以看出，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其实是一种“夺亚”思想。在当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既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思想武器，又是通过扩大侵华战争并取得胜利后的思想总结和目标再定位。

　　与“大东合邦论”、“脱亚入欧论”前后，日本侵华思想还有以曾根俊虎、长冈护美为代表的所谓“兴亚会”，以白井新太郎、副岛种臣为首的“东邦协会”等亚细亚主义组织的所谓“兴亚论”。只不过“兴亚论”主张实现日本强权之道在于保存中国，“脱亚论”则认为是在脱离中国，二者的根本点都在于谋求建立一个成为亚洲盟主的强大的日本帝国，立足点都是为了日本的利益。 另外，还有以吉田松阴和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补偿论” [27]和“大日本主义”。 [28]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构建、营造过程中，福泽谕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从思想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他不仅相继创建了所谓的“东洋政略论”、“脱亚入欧论”和“补偿论”等侵略思想，虽然面目不同，但是无一不是立足日本民族立场强调对中国进行扩张、侵略的；而且，他还从国民教育的立场出发，立足启发国民精神，培养国民近代国家观念和进取意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宣传、教化工作。因此，福泽谕吉对近代日本思想解放的伟大作用，跟他对近代日本侵华思想与行动的发展、蔓延的巨大影响同样不容否认。

　　为什么明治时代的日本“一直以极大热情对待抓大陆问题”，竭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果，“或作政治外交上的发言，或采取行动，虽然引起了国内纠纷及混乱，但是其势力终于发展为推动现代日本的动力。”[29]这里有三个思想渊源：传统的封建扩张意识，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和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思想。

　　其一，“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30]民族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欲望使日本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半岛；待朝鲜经营稳定后，下面的猎物就是紧连朝鲜半岛的中国东北即所谓的满洲，占据“满洲”，大陆之梦即可成矣。而且，日本坚持认为“满洲在地理、历史和民族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这就很难把它看作是‘中国完整的一部分’”， [31] “从满洲本身的地理历史和民族情况来看，存在着脱离中国本土而独立的条件”。 [32]这种解释明显地是对西方近代殖民扩张主义“理论”的移植。

　　其二，对中国的蔑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朝野非常鲜明地把甲午战争看做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义战”，是当时世界发展的主流。“日、支两国之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对清国一战，目的正是“在使支那惊醒”。 [33]事实上，甲午战争开始时，日本是以国运相赌的，没想到“老大的帝国”清王朝不堪一击。日本大喜过望，自此以后“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倾斜”， [34] “认定中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吉野作造1930年在《对支问题》一文中所言)。[35]

　　其三，对西方侵略的“回应”与“反击”。日本在西方列强的东亚侵略扩张中也深受其害，却同样无力直接向欧美各国反击。因而，它从远距离防御和国家自保的立场出发，把视线转向海外，并把富国强兵当作国策，力图建成一个能与列强为伍的国家。同时还“企图通过大力压制弱小邻国来找回受欧美压迫的损失。”[36]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于日本为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而急于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动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 [37]战争的胜利及与英、法、美、俄等国一系列协定的签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在思想领域，明治维新的启蒙大家福泽谕吉不仅及时地提出了“等待时机不如创造时机”的战争观，而且极力主张“脱亚入欧”，“加入吞食别国者之列，与文明国一起寻求食物；……即加入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侵略者。”[38]因此，日本对大陆的觊觎和扩张渗透，包括甲午战争，就当时的东亚局势看还有与国际列强争夺的一环，只不过是建立在对别国的伤害和蹂躏之上的而已。

　　其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的扩大化和国际化。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内部的原始积累通过新的生产方式的扩展而得以完成，外部的条件则要通过侵略战争来实现。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是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日本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扩张的手段。1894年日本进攻中国不但真实地“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39]还现实地把日本追求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伸入到中国来。这一实际举动和客观结果与当时福泽谕吉尽快进行资本输出和实业扩张的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因果关系。[4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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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日)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之检证》(A)，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C)，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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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日)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M)，三联书店1855年版，第29页、第41页。

　　[18] (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M)，原书房1972年版，第196页。

　　[19] 天津编译中心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20]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M)，原书房1972年版，第306页。

　　[21] (日)川岛浪速：《悼亡友二叶亭四迷君》(J)，《中央公论》，1936年12月号。

　　[22] (日)矢野文雄：《浮城物语》(M)，岩波文库1975年版，第32-33页。

　　[23]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M)第7章第4节，岩波书店1974年版。

　　[24] (日)桶谷秀昭：《二叶亭四迷与明治日本》(M)，小泽书店1997年版，第192页。

　　[25] 严绍铴：《幕末的“宇内混同论”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J)，《日本学刊》1997第1期，第88页。

　　[26] (日)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7] [36] (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M)，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说，日本应“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朝鲜、满洲之地。”)、第8-9页。

　　[28] (日)井上清、渡部彻：《大正时期的急进自由主义》(M)，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第9页。代表人物是高山樗牛、木村鹰太郎。木村有段话十分露骨：“放弃侵略主义则必至放弃其国家”，“大张侵略扩张之国策者，其国必强”；“国权之扩大既为吾人所最重，则军备之扩大自是头等大事。帝国主义乎，帝国主义乎，吾人正热切希望我日本国家与国民以帝国主义为大目标而奋进也。”(木村鹰太郎：《日本主义国教论》)

　　[29]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M)，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30] [31] [32]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1》(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第6页、第7页。

　　[33] (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34] [35] (日)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思想史整理的尝试》(A)，节自胡令远、徐静波主编《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C)，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第91页。

　　[37] (日)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M)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38] 苏智良：《慰安妇研究》(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40] (日)永井秀夫：《自由民权与天皇制》(A)，《日本历史讲座·5》(M)，河出书房1954年版，第151页。

　　(作者： 渠长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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