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期间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清政府的对日战略决策的确定，与甲午战争的最后胜败关系至大。对此，历来多有论列和评说。然前此的研究存在很大不足之处，即一般皆着眼于帝后党争，并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其实，甲午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远不是帝后党争所能涵盖得了的，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关系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是一种什么关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1)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帝后党争史。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亦曾信之不疑。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2)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与王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续备陆兵。”(3)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4)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5)就是说，将弭止衅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其实，这也是当时枢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幻想依赖列强从中调解，“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6)但这样保全和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一相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到7月14日，日本终于露出狰狞嘴脸，由其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送总理衙门一份照会，诬称中国“有意滋事”，并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7)这就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8)日本政府倒打一耙，预将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慨。其实，早在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之前，有些官员已经觉察到日本包藏祸心，主张在军事上早为之备，采取主动。如御史张仲炘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夺日本骄矜之气”，“今既饬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仍当别练一军为绸缪之计”。(9)侍读学士文廷式建议：“应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10)光绪赞同此见，因有密寄李鸿章上谕称：“倭人以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11)如今“第二次绝交书”的到来，自然会促使主战空气趋于高涨。

　　7月15日，即日本送致“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特颁谕旨，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日方针问题。光绪特命翁、李参加枢府会议，欲推动主战方针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12)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16日，枢府会议，翁、李皆主张增派部队，先调东三省及旅顺驻军速赴朝鲜，而庆亲王奕匡力 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十分不满。据《翁同龢日记》称：“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谓：“(光绪)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13)又于当天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军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4)翌日在上书房，翁同龢奏昨日事，光绪谓“添兵仍准讲解”。但有一个条件，：“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就是说，虽然决定增派兵力，仍不放弃外交的努力，以争取不战而和的机会，前提是日本同意撤兵。随后，光绪又私下告诉翁：“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15)可知光绪主战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的。正由于此，在朝廷内部，对和战问题的认识似乎取得了共识。津海关道盛宣怀电复湖广总督张之洞称：“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尚合拍。”(16)即指此也。

　　两天后，即7月18日，枢府诸臣始复奏会议的结果，一方面称：“倭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另方面，又讲了四层意思：(一)“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二)“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三)“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四)“现察倭人之意，以整理朝鲜内治、保其土地为主，只以中国允其商议不甚切实，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范。此时既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17)此奏实是中枢内部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虽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却是以和商为主，盖与会的多数王大臣尚幻想日本“有悔祸之心”也。此奏显然与光绪“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的意思相悖，但光绪没有表示不悦，只谕催李鸿章“速筹战事”(18)，其主战之意可知。

　　当时，许多主战的官员对枢府会议的复奏不满，如给事中余联沅奏称：“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计必出于万全，事勿持夫两可。”(19)“两可”者，系批评复奏首鼠两端，和战两歧也。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更条陈统筹全局集中全力击败日本方略，提出：“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以必灭日本为成算，以一劳永逸为至计，以久大之量运之，虽三年克之不以为缓，以中国全力赴之，虽竭内地之人民财赋不以为惫，然后大功可收，全局可固。”(20)其他坚持主战的官员尚多，毋需一一具引。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一直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保持秘密接触，还准备派特使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商谈和解办法。日本政府也表示不反对李的特使访日。(21)这是丰岛海战爆发前两三天的事情。李派特使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就是赂日。据李氏幕下的吴汝纶《复陈右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22)可知李派特使赴日不过是想在赂银的数量上讨价还价而已。所以，中枢内部和战两派的暂时妥协，并不表示在清政府内部和战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这时的和战之争也不能说就是帝后党争。

　　以上情况表明，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内，由于日本在朝鲜屡次挑起事端，以伺机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因此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与和战两种主张的争论。光绪是主战的，而慈禧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作出一种主战的姿态，所以，将当时的和战之争和帝后党争看成一回事，也是没有根据的。

　　还应该看到，帝后党争是发生于战争爆发以后。从此时起，和战之争开始成为帝后党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迄于年底，这场斗争终以帝党的屈服而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如此，但和战之争还在继续，而且随着清政府推行乞和方针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它的高潮。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不能说主战的就是帝党，主和的就是后党，和战之争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形式，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完全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与帝后党争

　　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生和发展，其整个过程都与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大有关系。

　　必须看到，对于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及敌我态势，慈禧并不真正了解，所以对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也缺乏清醒的估计，甚至有轻视之心。不仅战前她表示对日本的挑衅不准示弱，而且战争爆发以后，她仍然对前敌的抗战作出积极支持的态度。成欢之战后，直隶提督叶志超部败退北撤，自请严处，慈禧则传懿旨“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二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光绪也按慈禧的意思，以叶志超“卒能以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足以相抵”，其“所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及叶到达平壤后，慈禧又赏给叶白玉翎管等“以示优异”。还因叶部“进驻平壤，各军将士冒暑遄征，备尝艰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深宫轸念殊殷”，特发去平安丹40匣“颁给各军将士以示体恤”。(23)但随着前敌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慈禧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帝后党争悄然开始了。

　　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月28日到9月16日，是帝后两党初步较量的阶段。

　　这次较量是围绕着枢臣与疆臣的重要人事去留问题而展开的。

　　先是7月25日丰岛海战发生，两天后的27日军机处接到消息。是日，翁同龢记道：“樵野(张荫桓)信，言我兵船在牙山口外被击败退。”(24)这虽是一个坏消息，但也有令枢府衮衮诸公感到兴奋之处。因为日本击沉的高升号船是英国船，英国必不肯善罢甘休。李鸿章即电总理衙门称：“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25)此其一。与此同时，又据传牙山陆上开战，“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兵伤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26)，我获大胜。尽管后来证明这只是讹传，但当时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此其二。何况据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訥(NichoLas R.O′Conor)亲言，英国政府“将合五国(英、德、法、美、俄)勒令(日本)撤兵”，并称“失此机会可惜”。连翁同龢也认为欧使“其言确凿可凭”(27)，其他枢府诸臣自然不能不信。此其三。基于上述情况，在军机处内部，无论原先是主和还是主战，皆信心大增，会奏称：“现据李鸿章电报，倭兵已在牙山击我兵船，并击沉英船一只，狂悖已极，万难姑容。且衅自彼开，各国共晓，从此决战，尤属理直气壮。”(28)就是说，决定要对日宣战了。但是，慈禧老谋深算，虽此时不动声色，却紧抓住最高权力惟恐失去掌控。

　　自1884年“甲申易枢”，奕訢、翁同龢、李鸿藻等一并罢黜，而易以礼亲王世铎、孙毓汶等，皆慈禧的阿附者。首席军机大臣世铎身居高位，尸位素餐，“性耽安逸，每日入直最晚，散直最早”，遇事“一味模棱，毫无措置”，“从不自出一谋，但观望徘徊”(29)，而“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故宫内左右争誉其贤。世铎名为首辅，然懦弱无能，孙毓汶善权术，“遂专魁柄。夙值南斋，多识群奄，恒于后前称其能。”(30)1886年，光绪将届亲政之年，慈禧宣布要归政皇帝，孙毓汶揣测其意，并非出自本心，遂游说诸王公大臣，亲拟折稿，请求慈禧“训政”。翁同龢记其事曰：“懿旨归政，孙莱山(毓汶)来，以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公折请训政稿见示。……遂定议连衔上，亦以示醇邸(奕譞)，邸意亦谓然。”(31)折既上，慈禧也就顺水推舟，发下懿旨称：“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行。”(32)这样，名虽“归政”，实则大权仍操在慈禧手中。孙毓汶以此大获慈禧赞赏，宠幸日固，加以“素与(李)鸿章相结纳”(33)，遂成为帝党的中坚。但从光绪命翁同龢、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后，清一色后党的局面被打破。光绪特别倚重翁氏，有一次因他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军机大臣皆到也不令会议，必俟其到会再议。(34)而慈禧成竹在胸，也于7月28日命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35)，以抗衡之。徐氏从此追随孙毓汶之后，亦步亦趋，与翁同龢常“论事不合，至动色相争”(36)，成为孙氏的重要帮手。徐氏之入值军机，可视为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之肇始。

　　从此，在枢府内部，帝后两党争执不断。当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但后党位居枢臣者却不积极筹划御敌，反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8月11日，日舰扰袭威海卫港的消息传来，孙毓汶等人却若无其事。翁同龢十分气愤，在日记中写道：“威海告警，而同僚无忧色。”(37)又于当晚致书其书门生张謇，告以日舰扑威海事，并感叹曰：“泄泄梦梦，又将如何也！”(38)13日，便有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参奏军机诸臣，谓：“方今军机大臣，或庸懦无能，泄沓成习；或日寻盘乐，流连忘反。……疆臣之贻误如彼，枢臣之尸素如此。敌氛日近而备御未闻，战垒日多而袖手仍昔。未审将来何以待之？”(39)其语气与翁氏何其相似！16日，礼部右侍郎志锐更指名参奏孙毓汶兼及徐用仪：“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派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命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独孙毓汶泱泱不乐，退有后言，若以皇帝为少年喜事者。查该大臣于中外情形，华洋交涉，素不留心，而专愎成性，任意指挥，不顾后患。……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小或授意同俦，大则愤然当笔，阴开阳阖，操纵自由，暗藏机关，互相因应。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窃弄威福，劫持上下。……其专愎罔上之心，人人知之，而无敢言者。徐用仪起自章京，性情柔滑，事事仰承其意。……我皇上事事虚己纳言，而该大臣诪张舞弊。时事若此，安望转机？”折中最后提出：“应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40)此折犹如平地雷声，给后党以极大的震撼。当天，孙、徐便消极对抗，办奏折不肯动笔。于是，军机处将志锐折呈于慈禧，请其裁夺。慈禧又召见庆亲王奕匡力面商办法，决定交由光绪亲裁。帝党本想罢孙，结果反给光绪出了一道难题。试想：孙为慈禧所宠信，徐又是慈禧新任命的军机，光绪怎敢将其罢黜？只得以志锐原折示孙、徐二人，并“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仍戒饬改过”。(41)帝党罢孙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帝党罢孙不成，又策划易李(鸿章)。中日虽已宣战，但帝党认为李鸿章本无抗敌决心，张謇致函翁同龢称：“此次津意亦何尝欲战，迫于上旨，……窃料津之为和约稿，已在其胸中矣。”(42)适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兵北上，得到朝廷允准。光绪又谕枢臣南北洋添帮办。于是，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称：“惟当此军务倥偬之际，事极繁重，若无人相助为理，心力过劳，颇廑宸念。……如有才略优长，堪资谋断，为阁下所深知者，似可酌举一人，请旨帮办一切事宜，以资襄助，于时局较有裨益。”(43)但总理衙门并未同时寄给南洋告添帮办，故此举表面上是为李鸿章增加助手，实则嫌其指挥军事不得力也。对于吴氏带兵北上一事，朝野都很关注，猜想与北洋帮办有关。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如张謇致翁同龢函即称：“湘抚之请自效，适与令津举帮办之说事会相凑。”(44)其实，吴氏本人也正有这种想法。他在起程北上前奏称：“臣以忠信励将士，将以伸天讨，而振军威，似可与李鸿章相辅而行。”(45)即微露此意。然此事早在李鸿章意料之中，当即复信反对：“鸿章职司所在，自当力为其难。军情瞬息万变，遇事须当机立断，乃能齐一视听，迅赴戎机。……若两帅同办一事，则往往意见参差，徒添牵掣，贻误滋多。”并特别点出吴氏“平素不甚知兵”。(46) 这样，北洋添帮办之事，既为李鸿章所拒绝，帝党便打算实行易李的计划。

　　此后，参奏李鸿章者甚多。如志锐于8月23日便以李鸿章“衰病侵寻”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天津视师”。24日，御史钟德祥抨击李鸿章“至今不肯杀敌，居心叵测”，“淮军御倭又类瘫痪”，建议朝廷“特旨迅简将帅，以顾要边，以振全局”。(47)25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则奏请“特简主将督办军务，以一事权而资攻取。”(48)其真实意图，是希望恭亲王奕訢出来收拾局面，一则抑制后党，一则剥夺李鸿章的军权。(49)但是，军机处先后两次讨论志锐和钟、长的建议，皆以所言非实，予以驳斥。26日这天，竟有三位官员同时参奏李鸿章：一是主事裕绂，认为李鸿章“年过七旬，非复少年英锐，虽数十年练兵糜饷，始终一‘和’字横亘于胸中，就使其行阵，亲临指授方略，胜负之数尚在难必”，建议另选主帅，宜“早为之计”(50)；二是文廷式，奏参李鸿章“侵夺暮气”，“本心都无战志，属僚承其意旨”，无人肯战；三是给事中余联沅，指斥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事，外间传说“无不以秦桧目之”，“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奏请“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而军机处讨论时，再次遭驳。其驳语有云：“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代此任者。所奏无庸置议。”(51)帝党在易李问题上又遭到了失败。

　　在此阶段中，帝党积极主战，想扳倒一心主和的对立面，因发动罢孙和易李，然皆未成功。期间，慈禧还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预示着随着和战之争的发展，帝党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与帝党抵制未成的阶段。

　　如果说慈禧在前一阶段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却急不可待地走到前台了。先是在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又引述俄国驻华参赞巴福禄(Aleksandr Tvanvich Pavlov)转述其公使咯西尼(Aruthur P. Cassini)的话说：“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52)16日，枢府会商李电，翁同龢“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53)光绪甚以为是，当天由总理衙门寄李鸿章一电旨：“俄有有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借词要索。总须先由我兵攻剿得胜，则俄虽派兵续出，亦落我后。”(54)尽管光绪采纳翁氏之言，否决了李氏的联俄主张，但慈禧却同李氏一样，都抱有联俄的幻想。所以，李电便成为后来慈禧探询和议的张本。

　　9月17日，军机处阅昨日电报，知平壤清军溃败，战争形势趋于严峻。当天，慈禧单独召见世铎，所谈密而未宣。20日，又命世铎、奕匡力 两人进宫密商。此后连日如此。深宫之事讳莫如深，难知底蕴，但从翁同龢当日所记“连日军情水陆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55)之语看来，所商之事必与时局有关。果然，27日，军机大臣在颐年殿东暖阁见起，慈禧与光绪同坐，听完枢臣奏报战况后，提出派翁同龢往天津问李鸿章一事，因“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何事如此机密？不是别的，而是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同保朝鲜”。翁辞不受命，对曰：“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始未与闻，乞别遣”。慈禧又改变话题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既改为诘问淮军败状，翁不能不应。翁既答应赴津，慈禧又提起求俄相助事，谕曰：“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翁答曰：“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翁违心地衔命赴津。30日，翁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谓巴福绿曾传俄国公使咯西尼的话：“俄廷深恶俄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俄亦不改前意，……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翁不无担忧地问：“俄连而英起，奈何？”李斩钉截铁地答云：“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56)10月4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翁同龢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力言：“喀(西尼)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57) 翁的态度使慈禧大为不悦，但他求和之意已决，决定甩开帝党来推行和议了。5日，她便专独召见恭亲王奕訢，而且一天内连召四次。重新起用奕訢这一招很厉害，从此她可以内依奕訢，外靠李鸿章，来推行其求和方针了。果然，奕訢在被召见的第二天，即10月6日上午，便同奕匡力 秘密约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因此时英使欧格訥不在北京也。据赫德致伦敦办事处的电报称：“此事请保密以避免无谓的意见和不合时宜的阻挠，……恭亲王和庆亲王会谈很圆满。日本为野心所促使，或将要索过多。中国既系被迫应战，原难容许任何过奢的要索，但如认为非此不可，仍可提出办法再商量。”在这次会见中，奕訢微露中国准备与日本讲和，也可付适当的赔款，但过后觉得仅此条件未必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又于当天下午派孙毓汶、徐用仪二人亲访赫德。赫德记其事道：“中国政府现在已知道局势的严重，……孙毓汶和徐用仪同我自下午4点谈到6点钟。他们两个几乎痛哭流涕，愿意听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以后办这样办那样。……孙、徐两位说，政府有责任力撑危局，现在也知道继续作战没有把握，早日和解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问我应当怎么样办。”他从英国的利益考虑，指出“这是求和的第一步，也是最好的一步”。(58)

　　10月9日，赫德接到伦敦来电：“英国政府已向德、法、美、俄提出，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的基础上，由各国联合调停，并另加赔给战费。”(59)并告诉已训令欧格訥只与赫德单独接触。13日，欧格訥由烟台回到北京，即日到总理衙门，“促邸(奕訢)会商，以两事要挟：一以朝鲜为各国保护之国；一日本须偿(给)兵费。限明日三(点)钟回复。”14日，军机处议事，奕訢将欧格訥所言告知，孙毓汶和徐用仪意气甚盛，认为别无选择，谓：“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对此，翁同龢和李鸿藻则加以反对，谓：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到再商。孙、徐汹汹，坚持不可。双方争执良久，亦无结果。是日午初，慈禧召见枢臣，对英使二条表态，谓第一条“固俯允”，第二条亦“可商”。翁、李力陈：“欧使可恶，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宜催各路援兵速进。”慈禧曰：“若多仍不允。” 孙、徐仍言：“不如是，则沈阳可危也。”赔款事终于由慈禧拍板定案。翁氏当日在日记中写道：“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60)

　　在此阶段中，慈禧公开走出来推行求和的方针，帝党虽加以反对，甚至进行抵制，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难以扭转局面，在和战之争中后党稳居上风。于是，此后便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前方将士还在与敌人拼死搏战；另方面，后方朝廷却一心屈辱乞和了。

　　第三阶段，从10月27日到12月28日，是帝后党争走向激化的阶段。

　　日本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清廷大为震惊。10月27日天未明，忽有奏事官传慈禧召见枢臣。是日，慈禧“焦劳，色甚不怿，论军事语颇多”。(61)然君臣皆计无所出。面对如此危急局面，帝后两党都在急谋对策。

　　此时，帝党仍然坚持反对议和，先有编修戴鸿慈等6人连衔及冯煦单衔上奏，指斥和议，后又有文廷式奏参枢臣和疆臣，其奏曰：“寇侵大邦，事机危返，……即当盈廷一心，力筹攻战，而枢府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不知倭人所攻必取，所谋必得，何恤于我而肯从和议哉？徒为所欺，以延误岁月而已！……应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62)与此同时，帝党还准备采纳德籍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 ken)的两项建议：一是加强海军，“速购智力快船七只，并人械同来”；一是改革军制，“另募新兵十万人，以洋法操练”。(63)但是，由于后党掌控着局面，中止乞和方针既不可能，汉纳根的强军方案也被搁置下来。

　　在此关键时刻，后党则连下两步重要的棋：第一步，是以慈禧的亲信荣禄补授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下属八旗步兵营三万余人，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戌、警备、治安工作；由绿营组成的巡捕五营万余人，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64)其目的是将整个北京地区的安全保卫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后党手里。第二步，是成立督办军务处，以奕訢为督办，奕匡力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这个督办军务处权利极大，“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军法从事。(65)这实际上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完全收归到后党手中。值得注意的是，荣禄既为步军统领，又会办军务，成为后党新的中坚。他与翁同龢“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66)，成为抑制帝党的主要后党人物。

　　当时，帝党是坚决反对议和的。有一次，慈禧召见军机大臣，问诸臣计将安出。孙毓汶首陈请各国调处。翁同龢加以反对曰：“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又一次，奕訢奏陈派朝廷大臣直接与日本议和，先派员赴津与李鸿章商谈如何开议，以救燃眉之急。慈禧遍询枢臣意见，翁亦不表赞同，云：“释疑忌则可，其他未敢知，且偏重尤不可。”(67)光绪对议和的危害性看得十分清楚，翁同龢赞其“剖决精明，事理切当”(68)，为之庆幸不已。但光绪终究无法改变慈禧的决定，他处事也不够成熟老练，竟忍不住对奏言各国欲为中日调停的奕匡力大发脾气。(69)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称奉其国电为中日调处，递一文书给总理衙门，大意谓：“讲解日本事，以朝鲜为自主，并赔偿兵费，议定再定数目，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呈此稿时，光绪曰：“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70)这时，他心情烦躁，忘了自己的处境，贸然降谕整顿军机处，以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逾八旬”为由，将两人逐出军机。(71)这是一步后果严重的错棋！因为这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机处的格局，也无法制止乞和的活动。特别是额、张都为慈禧所信任，两个人的特点都是惟上命是从，办事“谨慎小心，允(克)称厥职”(72)，张还在慈禧六旬万寿时奉旨总办庆典，光绪将两人罢黜惹得慈禧十分恼怒，使她完全失去了耐性，从而导致了帝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为了迫使帝党就范，慈禧终于亲自出面向光绪施压了。11月26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枢府诸臣，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慈禧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处分光绪的爱妃，光绪不敢违抗，当天降旨遵行。过了两天，即28日，慈禧气犹未消，继续当着群臣的面谈及瑾、珍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并宣谕将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处死。在盛怒之下，还提及文廷式弹劾孙毓汶一折，斥为“语涉狂诞”，声称“事定当将比辈整顿”。(73)到29日，她又谕将派赴热河招募团练的二妃之兄志锐撤回，后又将其贬出北京。数日之内，慈禧黜二妃、杀内监、斥文廷式、贬志锐，其矛头都是对着光绪的。帝党成员叶昌炽记道：“闻宫廷种种龃龉，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可怕，可怕！”(74)即谓此也。

　　对于慈禧的处置，光绪不敢不降心相从，但众多帝党官员反对和议，还在继续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安维峻于12月25日所上《力阻和议疏》，将矛头直指慈禧及其心腹太监李莲英，称：“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75)28日，光绪览奏，大为震惊，深恐不为慈禧见凉，借此以兴大狱，逐降旨将安维峻遣戌军台。

　　在此阶段，光绪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不得不暂时妥协。连一直反对议和的翁同龢却也变了语气，婉转地表示不反对议和，对慈禧说：“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76)由此可见，光绪名为亲政，并无实权，且性格软弱，根本不是慈禧的对手。这就决定了帝党失败的命运。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慈禧排除了乞和道路上的阻力，便可以放开手干下去了。所以，尽管此后仍有和战之争发生，但已与帝后党争无关了。

　　三 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

　　关于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性质，历来论者多有评说，观点各异。其中，最具影响的观点，是认为甲午和战之争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斗争，面对日本的侵略，一派主张抵抗，另一派则主张屈辱求和，故其性质是爱国与卖国之争。现在看来，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其实，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要对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作出判断，必须考虑到其时间与条件，并以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应该说，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日本蓄谋挑起战端，但还是存在有利于和的机会的，就看能不能及时地抓住。如早在战争爆发的半个月前，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默察朝鲜形势，认为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上策，力请“班师”，速“派轮接队内渡，免起衅端”。并致电李鸿章称：“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77)这个建议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在军事上已失先着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战略退却是惟一切实可行的选择。若此建议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地位。从甲午战后日本在朝鲜的狼狈处境看，如果当时清军及时实行战略退却，对于日本的战争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而日军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势所难能了。但李鸿章未能采纳此策，错过了这次有利于和的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时人洪弃父批评李鸿章“误国”有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所谓“望和”，即“专望日本之可和”。(78)聂士成建议“班师”之日，正是李鸿章“望和”之时。这样就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日本，使其“先发制我”。聂士成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其后，张謇奏参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79)，良有以也。当然，在日本侵略者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之后，时间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主和派成为失败论者，他们还要去一心乞和只能是屈服和投降，是绝对不能肯定的。

　　同样，对主战也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主战派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大致说来，从主战派的议论看可归纳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速战论。认为日本是小国，人力不足，财力匮乏，与中国无法相比。如谓：“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土地，军力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加之人手无多，水陆不相护，战事未及十次，国中人财俱竭。观其搜括军资，税及倡寮，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空虚之状，已显而有征。度之于势，人强乎否乎？理既悖逆，势又孱弱，我中国于此不日本之胜，而谁胜乎？”(80))因此，我只要“认真拣选英锐，奋力一战，誓扫倭奴，以为跋扈不顺者警”，“想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81)速战论者反对持久论，认为古今异势，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持久战适于古而不适于今：“从古大与小敌，利于持久，小与大敌，利于速战。盖大国人民众也，粮食饶也，财用足也，器械备也，凡可以持久者，十备于小国，与之相持不决，以待其弊，故不战而屈人者也。……窃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以为大与小敌，小不能分兵扰我，固可持久胜之，小能分兵扰我，则我防不胜防，持久适足以败事也。”(82)职是之故，“中国之利在速。”(83)把国之大小与国之强弱完全等同起来，否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因此做出了速战速胜的错误估计，在战争实践中是必然要碰壁的。

　　第二种，是奇攻论。奇攻论者也主张速战，但认为可以奇攻奏效。当中日两国宣战之初，即有论者提出“围魏救赵”说，主张“趋兵蓬岛，直抵扶桑，倭奴首尾无援，自必疲于奔命，则高丽之倭兵自退，而我国之疆圉以安”。其法是：“宜用水师十万众，直抵倭邦，游戈于各海口外，以为疑兵。又分五万众，乘风波浪，驶往琉球，伺隙而攻，相机而进。分倭奴之兵为三，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胜算可以独操。”或提出：“萃南北洋铁甲、钢甲、蚊船、鱼雷，各战舰连樯衔尾，鼓轮而东捣其对马岛，覆其水师后援，而驻高(朝鲜)陆兵之归路断，将不战自溃矣。捣其长崎，长崎破而煤源绝矣。捣其神户，神户破，则由大阪铁道直达西京，而其国断而为二矣。捣其横滨，横滨破，则东京震动，势将迁都，全国可传檄而定矣。”(84)甚至建议：“练征徽之颖毫、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经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泻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85)这种奇攻论，曾不断有人以不同形式反复地提出来，在主战派官员中甚有市场，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看到他本人对一些封奏、信函、说帖的摘录，其中，多有速战者及奇攻论者的建议，也可见翁氏对此论的浓厚兴趣。

　　速战论者也好，奇攻论者也好，其爱国之情可掬，动机无疑是好的，然其主张则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行动起来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战略上藐视日本侵略者，也不为错，问题是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因而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认为速战或奇攻即可速胜，在战术上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照此做下去，只能是败军误国，与主和派失败论者殊途而同归。

　　第三种，是持久论。最先持此论者为著名“中国通”赫德，他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做过预测：“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力量和人数上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并指出：“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86)日本丰岛袭击北洋舰队后，驻英公使龚照瑗及时向李鸿章建议：“合中全力，立不休之计，水陆稳战，进退自由，北和俄，南拒倭，不急功，不示弱，久持。”(87)户部右侍郎长麟也主张：“与倭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88)驻德公使许景澄也将德国军事评论家的意见电告总理衙门：“倭饷内绌，……惟觊悉锐速战。中国宜先守后攻，以持久困之。”(89)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呢？当时，英国海军情报处曾专门研究过中日军力的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同时抓紧按照欧洲模式重新组织军队。”(90)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用持久战来战胜日本是惟一可行的办法，这已成为中外有识之士及军事专家的共识。

　　越是到战争后期，持久论者的认识越是深刻，也越有信心。如南洋大臣刘坤一在战争爆发后即认为：“现在兵端已开，务在痛予惩创，即使刻难得手，亦可以坚忍持之。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91)到《马关条约》签订后拒和备战思潮兴起时，他更明确地提出：“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穷势尽，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92)提督唐仁廉亦认为：“倭国贫瘠，岁不敷出，……反复兴师糜饷，势将在速战，久必不支。……我即定三年军期，不战而专事守，彼亦未有不穷蹙而亡者。”他甚至提出以赔款移作军费，树立长期抗战的思想：“移此以养兵，则兵足以胜；移此以购械，则械足以胜。即移此作十年军行计用，以老其师，糜其饷，彼区区岛夷，亦必罄厥财赋穷蹙而亡。”(93)应该说，通过总结战争实践而提出“坚持战局，以十年为期”(94)的长期抗战思想，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前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William M. lang)曾经预言：“中国言战，可百年不匮；若倭人战，不十年必亡灭矣。”文廷式颇以此言为是：“旁观论势，确有明证。”(95)许多持久论者亦同此见。如谓：敌人“外强中干，必不能久”，“与我构兵八九月，所费以亿万计，债负累累，情见势绌。战虽胜而力已竭，其不能与我持久明矣。”(96)“就今日形势而论，我以主制客，以大御小，彼之兵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我之兵不下二十余万，我虽偶败，兵可召募日添，彼若久战，精锐可渐销尽，彼以数岛之地，负债以供军饷，势难久支，我以十八省之地，尚能设法筹饷，不至困乏。……战则人心激而愈奋，人才练而愈出，稍能持久，终可决胜。”(97)因此，“倭人虽横，然数月以来，所得不过近海沿边数城之地，且又不能尽守。是得失之形未甚相远也。……持之数岁，亦未必能尽得。”(98)从而断言：“今日之势，战则犹有可转之机。”(99)持久论者的这些分析是确实可信的。当时有不少西方人士都指出了这一点。如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争拖长下来，也是危险的。”(100)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P. de Poer Trench)也向外交大臣金伯利(John Wedehouse Kimberley)报告说，日本人已经“看到了长期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危险性和不利因素，意识到持久战将在资源方面给本国造成严重负担”。(101)还根据所得情报指出：“尽管日本人强作欢乐，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除此之外，在今后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日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102)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出现的严重危机使英国舆论一度倒向中国，认为“日本已筋疲力尽了”。甚至连先前偏向日本的《泰唔士报》也“正在改变论调，现在认为继续作战对中国有利”。(103)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清政府最高层对抗战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准备接受任何空前丧权辱国的和议条款，因此对已经开始出现的形势转机视而不见，也就没有可能去接受持久论者的正确主张了。

　　由上述可知，对主战派的一些建议和主张不能笼统地都给予肯定，应肯定的只是其持久论。持久论的提出，是近代军事战略思想发展的一项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兵学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遗产。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便成为尔后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理论指导和克敌制胜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当时来说，持久论的传播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高。这样，甲午战争后期兴起的拒和备战运动便增加了要求维新变法的内容，到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更使这次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实际上是维新运动的起点和戊戌变法的先声。所以，对于持久论所涉及到许多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其研究，才能够更恰当地评价其历史作用和地位。 (作者：戚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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